第六章 為民維權：群體性事件的框架與話語
第二節 框架分析：為民維權與分配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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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請各媒體統一使用新華社稿和有關部門 發布的權威消息；
2.對近日發生的罷工罷運等事件，一律不作追蹤報導，有關信息統 一由地方政府發布。今晚佛山市政府將發布南海本田零部件廠勞資糾紛 事件的通稿，請各媒體嚴格按通稿刊播，不作其他報導和評論；
4. 包括富士康和佛山本田罷工兩件事情，除了新華社通稿和佛山市 政府發布的新聞通稿，不作任何其他報導和評論，也不上頭版和導讀，
要淡化處理。請務必落實。
28 日後《南方都市報》只在 3 篇評論中提及了本田工人罷工事件。《21 世 紀經濟報導》發表了 3 篇報導及評論，28 日後的境遇與《南方都市報》相同。
第二節 框架分析：為民維權與分配正義
從媒體反應可以看出，為民維權的報導框架有一內在限制，即勞資衝突局 限於企業內、事態處於可控狀態，沒有演變成街頭運動——此時政府往往牽涉 其中，取代企業成為矛盾的第一對立方。但一旦政府對罷工的評估發生變化，
不再視它為工人的合理訴求和自力救濟手段，而是帶有政治目的的「破壞」、「敵 對」行為，認為它可能影響社會和諧穩定，便會迅速阻止此類事件在更大範圍 內傳播、淡化其影響及意義，以免罷工在其他地方引發連鎖效應。《南方都市報》
和《21 世紀經濟報導》以 28 日為界從自由報導到失聲，已經證明了這一邏輯。
在這一框架底下，群體性事件的價向為正。事件定性上則同時使用「停工」
與「罷工」兩種說法，但前者（106 次）在報導中出現的數次遠高於後者（48 次）。事實上，罷工（罷運、罷市）並不被官方承認，媒體通常被告知使用「停 工」一詞。41在這方面，新聞禁令最能反映官方立場，如 2011 年 4 月 20 日上海 集裝箱卡車司機罷運，新聞禁令如是通知：「根據上級要求，對上海集裝箱卡車 司機聚集停運一事，以及其它各類停工、停運、停市事件，各媒體和網站一律
41 這類替代在中國媒體上常見，如耳熟能詳的「下崗」，其實就是「失業」；「市民」和「市民社會」取代
「公民」與「公民社會」，「群體性事件」、「非法聚集」等含糊的概念取代「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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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報導不評論。請嚴格遵照執行。」FT 中文網專欄作家長平（2010 年 6 月 7 日）指出，1982 年中國從《憲法》中刪除罷工權利的理由就是中國是公有制國 家，職工利益與企業利益一致，不需要通過罷工解決問題。就此而言，媒體使 用「罷工」一詞，某種意義上在為「罷工」正名。
為民維權框架的問題意識，首先源自工人對收入過低、福利待遇差、中日 雙方員工收入懸殊的普遍不滿。這種不滿與同一時期發生的富士康「八連跳」
系列自殺同病同源，根子都是收入分配機制失靈。就本田工人而言，工人們非 但未能從公司的快速發展中受益，相反，當廣東佛山市將最低工資標準從 770 元／月提高到 920 元／月時，南海本田視最低工資標準為最高工資，為在形式 上達到法定要求從補貼中劃出一部分轉為工資，工人總收入沒有絲毫變化。在 一些評論者眼裡，這證明日系企業追求最低成本和利潤最大化的精益生產方式，
放在中國脆弱的大環境下容易出問題，企業需要考慮如何在利潤最大化與保障 工人合理收入之間達成平衡。
與鄰避運動相似，在南海本田工人罷工一事上，媒體堅持了報導公正與專 業性的同時凸顯了民間立場。換言之，罷工工人成為報導的主角。同樣，出現 在新聞論述中的罷工工人也不是空洞的集體名詞，而是彰顯了個人作為公民的 價值。
為民維權框架為罷工工人建構了正面形象。常見於論述中的一種主題結構 是描述工人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藉此呈現訴求的合理性以及不得已採取罷工手 段表達訴求的無奈。報導中兩次點出「七嘴八舌地申訴」，說明收入過低和員工 不滿都是普遍性問題，申訴慾望之強暗示了工人們長期壓抑怨氣、一直缺乏有 效溝通的渠道向上反映；多名工人現身說法，介紹工資增長情況：「每年就加 30 元工資，很悲哀啊」，「三年得到的『發展』是 111 元」，「薪酬分 75 級，升 1 級 要 1 年」，「跳一大級大約需要 15 年」。董勇剛就此發出「馬後炮」——如果一 出生就進入這家公司，若一切順利升至最高級估計已成「烈士」（南方都市報，
2010.5.31: CⅡ32）。直觀的數字加上形象的比喻，對比中日員工 50 倍收入差距，
不算經濟帳也能引起讀者同情。
最後還有承諾以「積極的態度」、「帶著誠意改善」的本田公司在勞資雙方 談判過程中給予的當面痛擊——「擠牙膏」式的不誠意加薪方案，威脅員工與 實習生簽名不參與罷工、請來實習生的學校施壓。態度強硬的資方反襯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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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加薪的艱難。
另一種主題結構則著力刻畫工人在罷工過程中的和平形象。雖是弱勢群體，
但他們又是堅強平和的。報導中用大量筆墨描繪了工人罷工時的場景：「悠閒」、
「像參加運動會的運動員一樣，邁步走在乾淨的道路上」、「情緒平靜」、「邁著 不疾不徐的步子，喊著統一口號」、「不時發出掌聲、笑聲」、「沒有顯出劍拔弩 張之勢」。這些語彙營造出一種祥和團結的氣氛，不僅準確演繹了工人們「非暴 力不合作」的主張，放鬆的姿態也透露出他們已做好不妥協的準備，特別是在 兩名帶頭罷工者已被開除出廠的情況下。
輕鬆參與罷工的心態與生活困頓、缺乏未來的現實，共同勾勒出嚴肅又悲 情的圖像。在這裡，媒體展示了自己的價值觀和人文關懷，一方面喚起社會對 中國藍領工人普通艱難生存狀況的關注，同時提醒公眾和政府重新審視中國製 造業廉價勞動力模式付出的社會代價。
相比罷工工人，地方政府的角色耐人尋味。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地方官 員的政績主要體現在保增長與保穩定上。為保經濟發展，地方政府往往化身為
「企業型政府」，與資本家交好，廉價勞動力難免成為一種招商引資手段，意味 著工人的權利會被忽視甚至犧牲；而為保穩定，在維穩一票否決制下，罷工等 事件就必須被嚴控以維持社會秩序。資本與勞動力既對立又相互依存，因而當 罷工發生時，如何安撫勞資雙方，對地方政府而言是場考驗。反過來，衝突雙 方也需要藉助政府的權威，替自己在談判過程中爭得優勢和主動權。
表現在南海本田工人罷工一事上，地方政府表面上扮演了中立的「協調員」
角色，其實立場悄然傾向資方。負責協調的官員一方面強調「工資應該是要漲 的」，另外「勞動部門也在調查周邊企業的薪酬狀況，調查結果將作為一個參考」； 一方面抱怨雙方「溝通難度大」，而其中一個原因是「工人沒有代表」，言下之 意，工人不配合問題解決。但政府並未進一步解釋，工人沒有選出代表參與談 判的原因是擔心被秋後算賬。
媒體也多次隱晦地表達對政府的批評。比如 5 月 22 日資方開除兩名帶頭罷 工者一事，報導在描述官方回應「因當時沒有在場，並不瞭解具體情況」後筆 鋒一轉——「不過我聽說那兩名工人是違反了廠規」，以此表明對罷工行為的不 支持（南方都市報，2010.5.24: AⅡ04）。24 日，資方就第一輪罷工做出加薪 60
～95 元的回覆，媒體接著寫道：「資方的態度得到當地政府官員和工會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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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未具名人士均對本田汽車的做法給出了直接肯定，意即本田汽車在為解決 矛盾做出了『努力』。」（21 世紀經濟報導，2010.5.26: 24）「努力」一詞被加上 引號是一種反諷手法。工會本是員工基於共同利益自願結合的社團組織，是勞 資雙方博弈中的一方，代表員工與資方進行工資集體談判；但在中國現行體制 下，工會接受上級總工會和當地黨委政府領導，實質是政府附庸，更擁有協調 勞資雙方的權力，這一角色錯位使它很難獲得工人的信任。透過工人之口——
「工會是企業中副科級的中方管理人員，我們連工會中有多少人、是誰都不知 道」，「工會形同虛設」，媒體也明確呼應了本田工人重組工會的主張。
為民維權框架凸顯了「社會分配正義」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
就本田工人罷工而言，工人的原始訴求是爭取合理薪資以維持基本的社會 分配正義，因而罷工只是一種經濟行為和經濟手段；但後來工人獨立組建工會，
自選工會代表，在政府、工會的共同見證下與資方集體談判，是通過權利改變 利益格局，說明工人權利意識的覺醒。而放寬至整個中國，本田罷工折射的勞 資矛盾有其共性。本田工人多為八零後、九零後，相比父輩新生代農民工對公 平合理有更高的期待，並願意為此抗爭。對富士康、本田公司等企業來說，企 業社會責任（CSR）的核心原則是商業利潤與工人權利的平衡，誠如龍陽在《社 會企業家的使命》一文所做的評論：「在紙上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的同 時，理應還勞動者一份有尊嚴的工資，為勞動者過上正常的生活創造基礎的物 質條件，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21 世紀經濟報導，2010.6.7: 20）
當然，除卻工人自我賦權和呼喚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社會分配正義的實現，還 仰賴於政府放棄「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身分，保持中立才不致於使正常 的利益博弈中斷。
綜上所述，為民維權的報導框架簡要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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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為民維權的媒介框架 結構框架 為民維權
事件的價向 正面
事件定性 行業勞資衝突、停工／罷工
事件定性 行業勞資衝突、停工／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