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開明維穩：群體性事件的框架與話語
第二節 框架分析：開明維穩與人民內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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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治〉（個論）、〈公民政治參與是一種天然法理〉（個論）、〈村官腐敗是誰的 尷尬〉（個論）、〈「烏坎轉機」範本意義不可低估〉（社論，轉載黨報《學習時報》），
對烏坎事件揭露的社會矛盾以及基層治理失措做出深刻反思。另有《南方週末》
發表評論〈汪洋烏坎問答的啟示〉；《21 世紀經濟報導》則在 2012 年兩會專題中，
以專訪于建嶸的方式談及這起事件。
什邡事件發生後，《南方都市報》曾在第一時間派出記者去現場，但記者出 發當晚就收到禁令，且措辭嚴厲。2012 年中國密集發生環境類群體性事件，《南 方都市報》在評估報導風險後主動召回了記者。以「什邡」為關鍵詞檢索慧科 大中華新聞網可知，該報從事發日至當年底僅發稿 7 篇，其中 1 篇直接報導什 邡事件，5 篇為事發後的人事任免，另有 1 篇社論〈需要公民理性，更需要政府 透明〉涉及此事。
第二節 框架分析：開明維穩與人民內部矛盾
本研究以「開明維穩」來形容本章所列的 5 起群體性事件。
開明維穩框架沿襲高壓維穩的思路，區別是程度不同。這意味著，它仍然 強調報導上的黨性原則與正面輿論引導，綜合而言媒體依然呈現出一副替上位 者思考的立場。不過也要承認的是，媒體自下而上的抗爭有所體現，其標誌是 在 5 起群體性事件後期出現了少量深度報導與為數不少的評論。
在這個媒介框架底下，群體性事件的價向依然為負。這從事件定性上可見 一斑：瓮安事件是「起因簡單，但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員煽動利用，甚至是黑 惡勢力人員直接插手參與的，公然向我黨委、政府挑釁的群體性事件」（南方都 市報，2008.7.2: A15），通鋼事件乃「極少數擔心既得利益和別有用心者製造的 一起嚴重群訪事件」（南方都市報，2009.7.31: A31），增城事件是「不法分子聚 眾滋事」（南方都市報，2011.6.15: A13），烏坎事件則有黑惡勢力滲透、操控，
是少數村民聚眾滋事故意毀壞財物事件。什邡事件只有 1 篇簡要消息直接涉及 事件，未見定性，但報導中也出現「部分市民擔心」、「個別群眾過激」等字眼，
可見對事件持否定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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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之所以用「開明」來形容，在於相比高壓維穩框架，政府在群體性 事件的處理上有所進步。一則當局並非一味鎮壓（或可說明中共黨內對是否一 味鎮壓並未達成共識），而是隨著衝突升級妥協退讓，甚至與抗議者協商談判，
儘管官方態度轉變完全是因為上級政府的介入；二則當局公開承認群體性事件 發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即承認問題根源是基層政府公信力缺失、執政失誤、
官員濫權，民眾合法權益受損卻又長期得不到解決。換言之，群體性事件的發 生是社會矛盾累積、激化的結果。
評論也大都著眼於此。不過，媒體對群體性事件的報導也暴露了中共體制 之弊端——官員對上負責而非對公眾負責；另外，儘管官方在事態平息後都有 反思，甚至總結出「瓮安模式」、「烏坎模式」、「什邡模式」等，但這些經驗教 訓未能形成制度並在體制內獲得足夠重視，否則無法解釋相似事件在不同地域 頻繁上演。
由此可見，2006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四個 機制——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成為 群體性事件解決方案之路任重道遠。
具體而言，結合 5 起事件在不同階段的新聞論述與語彙選擇，開明維穩的 框架呈現出非常明顯的特徵：框架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群體性事件的進展 發生轉變，即從敵我矛盾轉向人民內部矛盾。促成這一轉變的主要因素是上級 政府，主要是省級政府的介入。敵我矛盾論述與人民內部矛盾論述既有一脈相 承之處，也因官方態度改變而產生差異。
壹、敵我矛盾論述
在省級高官代表上級政府介入之前，5 起事件皆由基層政府著手處理，此一 階段的框架化論述，全盤複製了高壓維穩框架。
其一，政府是正義的化身，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政府正面形象得以建 構的關鍵，在於新聞審查制度下媒體通常只能刊登政府通稿或新華社稿。新聞 論述主要突出兩點：一是強調政府高度重視，以示政府之負責任與高效。它具 體表現為報導中愛用「迅速」、「及時」等詞，如迅速趕至事發現場／控制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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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局面）／組成工作組（領導小組或專案組）／啟動機關幹部整頓／（派出 警力）到場／組織開展工作等；二是強調政府依法處置、保持權力的理性與克 制。如：
（瓮安事件）在處置過程中，武警官兵、公安民警保持了最大的忍 耐和克制……整個過程中沒有與群眾發生直接衝突，更沒有死一個人，
事態已得到基本控制，大局已恢復穩定，處置過程是克制和有效的。
（南方都市報，2008.7.2: A15）
（增城事件）沒有造成任何人員死亡，公安、武警沒有攜帶任何殺 傷性武器，沒有開一槍一彈，沒有一間商鋪被搶被砸被燒，沒有發生警 民衝突，沒有出現當地人與外地人的對立衝突。
（南方都市報，2011.6.17: A26）
（烏坎事件）在此過程中，當地政府繼續耐心地向群眾做說服工作，
公安幹警和工作組人員始終保持冷靜克制，沒有造成群眾傷亡。
（南方都市報，2011.9.23: A22）
增城事件中，為了澄清謠言、證實確無人員傷亡，廣州市政府特意在臨時 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播放了增城市委書記徐志彪去醫院探望當事人（孕婦王聯 梅）的視頻，王聯梅之夫唐學才還被動員在發布會現場露面，「看著手上的一張 小紙條」念了一段話，無非強調妻子和腹中胎兒都平安。這一舉動背後的政府 意圖昭然：宣示自己持身立正、仁民愛物、有理有節。
其二，新聞論述複製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維穩 公式。它與高壓維穩框架的唯一區別，在於拉薩「3·14」事件與烏魯木齊「7·5」
事件中的「境外分裂勢力」，在此處被「黑惡勢力」取代。35
黑惡勢力屬於社會學範疇的政策性用語，而非法律概念。在中國，它是黑 勢力與惡勢力的通稱。其中，黑勢力是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惡勢力是指以暴 力、威脅、滋擾等手段，在一定區域內或行業內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嚴重 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造成惡劣影響的犯罪組織。陳興良（2002）指出，
35 2011 年烏坎事件中，趕赴現場報導的國際媒體曾被當地官員斥為「境外勢力」，但官方在讓步之後不再 提及，此外這一定性在《南方都市報》的報導中亦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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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核心特徵是對社會的非法控制，具有一定的反社會性和反政 府性。中國目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泛化，很大程度上與黑惡勢力相提並論有關。
與拉薩「3·14」事件、烏魯木齊「7·5」事件相似，本章 5 起群體性事件中，
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或不法分子往往與下列詞語搭配在一起：挑撥、煽動（利用）、 衝擊、趁機打砸、公然挑釁、借機擾亂、趁火打劫、惡意阻止、起哄等。這套 詞語組合使政府對群體性事件的解釋變得「義正辭嚴」，不僅僅給人一小撮人確 實居心叵測的錯覺；更重要的是，它恰恰可以坐實政府對事件組織者與帶頭人 的指控——黑惡勢力插手參與或操縱。在官方事件處置過程中，背負組織者或 帶頭鬧事者之名的參與者毫不意外地都被刑拘，部分被起訴判刑。烏坎事件是 例外——被抓的組織者或村民代表最終被開釋。但他們之所以能被「平反」，一 來憤怒的烏坎人因村民領袖薛錦波猝死看守所高度團結，更是村民通過數月抗 爭迫使政府退到談判桌上的結果。
這一經典維穩公式的使用，預示了一種極其危險地維穩政治化與擴大化趨 勢。一方面，5 起事件的參與者涉及人群包括農民、農民工、國有企業工人、學 生、城市居民等，在中國人口結構中佔了絕大多數，如果不分地域不分階層不 問緣由一律否定，相當於把整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趕入對立陣營，政權合法性 基礎亦會相應地流失；另一方面，「別有用心」其實是一種「動機論」，即不管 對方言語、行為與所談問題為何，一味指責對方的動機和目的，上綱上線。根 據這套邏輯，民眾只要上街便是與政府作對。而在新聞論述中，5 起事件的參與 者因為始終處於「被失聲」狀態，完全無法反駁政府「蓋棺定論」之語。查閱 新聞禁令更不難發現，即便是進入司法環節，為所謂帶頭鬧事者和不法分子辯 護的聲音只能出現在法庭，絕不被允許進入公眾視野。
對媒體來說，這套思維亦是司空見慣。新聞禁令時常提醒媒體「嚴禁渲染 炒作」、「不得炒作渲染」，可見在政府眼中，正常的採訪活動都可以被懷疑為動 機不純。
其三，5 起群體性事件凸顯了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與高壓維穩框架下的武 斷型民族主義話語相似，它同樣存在有明顯敵意的「他者」，就如「油水關係」、
「水火關係」這一隱喻的暗示，反映了敵我之間的二元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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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民內部矛盾論述
根據黨性原則，作為宣傳機器的媒體需按照宣傳指示運作，即上級告知什 麼就是什麼，而非是什麼說什麼。因此，當省級高官在中央政府督導下空降基 層處置群體性事件、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重定論述基調之後，《南方都市報》
等市場化媒體亦相應調整，框架論述從敵我矛盾轉為人民內部矛盾。
毛澤東（1957 年 2 月 27 日）認為，敵我矛盾是原則與立場問題，人民內部 矛盾是是非問題。這一階段代表上級政府介入事件處置的省級高官尤其務實，
毛澤東（1957 年 2 月 27 日）認為，敵我矛盾是原則與立場問題，人民內部 矛盾是是非問題。這一階段代表上級政府介入事件處置的省級高官尤其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