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討論與結論
第三節 研究貢獻、局限及未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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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往往需要與新聞禁令「搶速度」。
就此意義而言，新聞禁令是一種看不見的維穩。對任何事件或現象，傳媒 是否報導、如何報導以及報導的深入程度，端看國家控制和政府治理的需要。
而其本質與政權合法性有關。
另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發現，媒體並不完全拘泥於新聞禁令的限制。體現 在四個媒介框架上，媒體對國家的話語控制或多或少有所突破。不過，本研究 也觀察到，這種突破通常離不開政府的有意引導或默許。比如在拉薩事件上，
在官方武斷型民族主義話語居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理性／批判型民族話語的建 構，某種程度上是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引起政府警覺進而要求引導網民理性愛國 的結果。開明維穩框架亦如是。當論述從敵我矛盾轉為人民內部矛盾後，媒體 藉助中央媒體打開的報導空間開始輿論監督，事實上迎合了上級政府清算基層 政府失誤以重建政府公信力的需要。
官民互動框架更是對官方主導意識形態的全面翻轉。從話語邏輯來看，它 的聚焦點從環境風險和維權訴求，到後期轉向公民權利、民意、程序正義、公 民社會、民主政治等價值觀訴求。不過，就番禺反垃圾焚燒事件而言，本地媒 體緊盯住本地發生的重大群體性事件不放、密集地報導和批評，在中國屬於極 端現象。這一狀態雖是媒體追求的目標，但在中國的新聞環境裡很難發生。此 外，它同樣需要政府的高度容忍來配合。
第三節 研究貢獻、局限及未來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其實可以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進行探討。
就理論意義而言，本研究依循傳統的極權／威權主義理論取徑，以群體性 事件為觀察對象，探討了中國市場化傳媒與維穩的關係。本研究發現，媒體建 構的框架雖然多元，但市場化媒體服從維穩的需要仍是主流。這一研究結果在 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媒體如何鞏固威權統治，不僅豐富了目前從媒體控制角度所 做的中國威權統治研究，也彌補了傳媒研究在維穩方面的不足。而將新聞禁令 帶入研究，不僅證明 Stockmann（2013）的研究過程確有不妥之處，也有助於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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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較客觀地看待傳媒在維穩上扮演的角色，進而理解傳媒與國家、社會的互 動。
另外，鑒於當前維穩研究多從政治學或社會學的角度入手，本研究從媒介 角度進行詮釋，正好藉此與政治社會學門對話。事實上，筆者的一些研究發現，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並擴展了維穩研究者提出的觀點。例如，包羅萬象的新聞禁 令證實了穩定絕對化，以及維穩政治化、擴大化的事實。本研究對框架差異因 素的分析，如面對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和平非暴力的抗爭，當局不會輕易動用 武力鎮壓等，反向支持了王信賢等台灣學者提出的觀點——「暴力抗爭」、「中 下階層」是國家選擇鎮壓的主要因素。
再者，既往學者如曾繁旭、黃月琴等人對環境類群體性事件的研究，往往 給人一種錯覺，以為此類事件會得到政府的善意對待。本研究證明國家鎮壓意 願與群體性事件的類型無關，這一發現有利於替環境類事件去魅。
本研究的再一貢獻是採用 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分析路徑。過去學界也廣泛 應用框架分析社會抗爭，但較少做到如 van Gorp 框架包裹這般深入探討社會抗 爭的問題本質與因果關係，更不必提將框架放入文化背景中，提煉出框架背後 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
就實踐意義而言，本研究提出的四類群體性事件框架，將為今後抗議民眾 選擇集體行動框架、進行資源動員提供借鑒。特別要指出的是，在群體性事件 的不同行動者中，政府雖是支配性力量，但夾在政府與抗議民眾之間的媒體選 擇何種立場，會對群體性事件的走向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在番禺反垃圾焚燒 事件、烏坎事件上，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都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即便是立足市場化傳媒本身，本研究亦證明在嚴格的新聞管制下局部突破 並非不可能。它最終有賴於政府的開明和容忍程度，但亦與媒體在博弈過程中 採取的技術性策略有關。這些策略已在新聞實踐中被證明行之有效，比如番禺 反垃圾焚燒事件中本地媒體之間、本地媒體與外地媒體特別是中央媒體的密切 合作，又如搶在新聞禁令傳達前不遺餘力地報導使之進入公眾視野、在文本中 採用春秋筆法、在中央媒體創造報導空間後不失時機地跟進、打擦邊球等——
有些事件媒體無法直接報導，但可以在新聞禁令限制範圍外尋求突破，如瓮安 事件媒體選擇的角度為俯臥撐如何成為網絡流行詞，亦能從側面反映瓮安事件 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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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本研究也存在諸多局限性。首先，筆者以立意抽樣方式選擇的 10 起群體性事件，倘若放在更長的時間跨度內是否一一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值 得思考。
其次，有限的樣本數量限制了框架建構的範圍。在增加群體性事件數量、
選擇更長的時間跨度後，媒體在報導上是否會出現新的框架類型、框架轉變是 否存在其他趨勢、本研究歸納出的四大媒介框架是否需要修正，都有待進一步 探索。特別是本研究只選擇了 2008 年至 2012 年這一時間段，而維穩最早可以 回溯至 1989 年。
再次，van Gorp 的框架包裹取徑質量兼具，完整的研究理應包括歸納和演 繹兩大階段，本文從研究的現實需要出發，主要進行質化的歸納，雖然在框架 建構過程中也參照林志忠統計的 150 起群體性事件對框架的精確性進行檢驗，
但具體的檢驗過程並未寫入文章。演繹階段屬於量化研究，亦被本研究忽略。
但藉助對足夠數量的群體性事件樣本進行統計分析，研究者可以發現其中的規 律和趨勢，這部分有待今後進一步挖掘。
最後，維穩是全局性概念，雖然主要表現為對群體性事件的維穩，本研究 正是基於此才選擇以群體性事件為觀察對象，但換個角度來看，對其他不穩定 因素的維穩，市場化媒體如何再現，本研究歸納的四類媒介框架是否同樣具有 解釋效力，啟人深思。
以上幾方面都可以成為後續研究的方向。本章最後仍要強調，本文研究取 樣的方式是固定類型媒體與不同群體性事件，今後也可以考慮研究不同媒體對 固定類型群體性事件的框架建構與話語。兩者結合，當能對市場化媒體與維穩 的關係做出更立體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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