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居外省人的一種典型

如果說，1949年前後佔移民人口最大比例的「隨部隊來台」的軍人與軍眷，都能分 化出主動或被動的移民意願，那透過各種管道到台灣的移民，他們的動機和意願恐怕就 更為多樣與複雜了，趙彥寧的研究即證明這一點。²⁵³趙氏將訪談過的一百二十三位「中 國流亡者」（一般的說法是「外省人」）細分為幾種類型，包括光復初期奉命來台接收的 官員、懷著好奇而來的旅人、拓展海外市場的投資者、反共義士、輾轉由香港或菲律賓 等地來台者，因此，當年的移民並非全是逃難的難民，他們移民的動機、享有的資源、

適應的情況也各不相同。²⁵⁴集居外省人因為在特殊時空下接受了政治性網絡的安排，從 適應到同化都走在一條相似的道路上，江志如因為散居，初始承受的適應壓力較大，適 應行動較積極，因而更能接近在地社會，土著化較深。

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 249-274。

253 見胡台麗，＜芋仔與蕃薯──台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 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 279-325。

254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收入趙彥寧主編，

《戴著草帽到處旅行》（台北：巨流，2001），頁 203-245。

一、「定居」的基礎：綰合生意網絡和親人網絡的移民網絡 

在百萬的政治移民潮中，不具軍人和公務人員身份者，想踏上遷徙之路必有其親疏 不等的移民網絡，與網絡較密切者，初到台灣還能有所依靠，若關係間接而疏遠的人，

很可能一登岸即面臨困境。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是，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女性移民 幾乎都是依親，也就是依附丈夫的移民網絡而來台，高比例的軍人及公務員家眷如此，

本研究的江志如也是如此。那麼，江志如的丈夫有何移民網絡呢？

江志如的丈夫當時是上海布商，棉布生意已拓展到台灣，建立起在台的生意網絡，

別人可能從未聽聞過「台灣」這個地方，江志如的丈夫不但曾經親自造訪台灣，還在台 灣購置房產，也派了二弟夫婦留守台灣的莊口，在台的社會網絡得以持續擴展。所以，

江志如丈夫的潛在移民網絡是綰合生意網絡以及先移居當地的親人網絡所交織而成的。

當共產黨佔領上海，政治推力增到最強，但並非所有上海人都選擇移民，只有感受 到這股推力的人才會興起離開的念頭。江志如丈夫因為批發布商的身份而被共產黨視為 必要整肅的眼中釘，他們判斷生命、財產的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上海已沒有他們的立 足之地。那麼，要走去哪裡呢？潛在的移民網絡發揮了力量，而且，遷移的前期因為文 化震撼最易使移民產生挫敗與調適困難，若對目的地有充分的瞭解較易渡過這個困局。

255所以，江志如丈夫所熟悉的台灣是他們遷移的選擇。一邊是政治推力，將他們推出上 海，一邊是經濟因素的拉力，將他們拉進台灣，結構環境的推拉，移民網絡的篩選，以 及精密的評估，他們的目的地是台灣而非香港，其實是頗為理性的選擇。

一到台灣，江志如一家立即進入遷移適應中的「定居」階段，他們必須有安身之處，

然後謀求一份工作維生。透過移民網絡，他們在基隆下船即直驅位於台北市的自有房 舍，與先在台定居的江志如小叔共同生活了一小段時間。雖然江志如丈夫與弟弟因故不 和，但他還是間接透過弟弟的在地社會網絡，得到工作的消息而搬去新潭門開農場養 豬，與弟弟的朋友同行。從抵台到謀得工作，江志如丈夫大約耗費了近半年的時間，才 讓全家人的生活進入一個相對規律的生活，勉強完成「定居」階段的要求。

255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80。

二、「適應」的層面： 

1.異質性社會網絡 

關於移民適應的個人因素很多，包括性別、教育、婚姻、家人對遷移的態度、對目 的地的瞭解等，其中以在目的地建立新社會關係是適應期發展的關鍵。²⁵⁶呂秀玲也有類 似的結論，她認為封閉性高的眷村易於形成同質性網絡，而族群互動與異質性網絡卻是 開啟榮民社會流動的關鍵性變項。²⁵⁷這樣看來，移民在新居地建立起本地的社會網絡，

有助於移民的適應與發展。不過，以 1949 年前後政治移民潮的歷史時空來看，只有本 地的社會網絡是略嫌不足的，同時兼有「外省人圈子」和「本省人圈子」更能調適現實 的生活和同化的進展。

江志如丈夫在移民前是上海批發布商，比起一般農工或公務員家庭，他在原居地的 社會網絡相對複雜得多。由於是政治移民潮，資源雄厚的上海商人遷移到台灣的比例相 當高，這提供江志如丈夫在新居地還能享有一部分原居地的社會網絡，而且因為其特殊 的社會位置，他原初的社會網絡有較高的異質性、較多的經濟能力和社會資源。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江志如丈夫到台灣以後，雖然無法繼續他的棉布生意，但他到新潭門開農 場、到老潭門開戲院，投資的事業都不順利時，他去朋友的當舖工作；後來，江志如能 去台元公司工作，也是透過丈夫的老朋友介紹。尤其是投資戲院，戲院在當時屬於列管 的特種行業，從開設到經營都不是單純而容易的事，土地取得、打通軍方與地方行政的 管道、影片的來源、電影放映的周邊知識、技術與經營等，這背後是一整套複雜的學問，

對一個生手、又是個初來乍到的移民，如何做得到？江志如當時雖然沒有參與，知道得 不多，但她記得：「我先生以前在上海做生意的朋友，有幾個在台北開影片公司，拿影 片比較方便。」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江志如丈夫會選擇開辦戲院，必然是借助他原初的社 會網絡，也就是上海朋友的幫忙。所以，江志如丈夫遷台以後，主要的社會網絡仍是原 初的社會網絡，也就是「外省人圈子」。

江志如與丈夫不同，她的社會網絡是以「本省人圈子」為主。這並不奇怪，不同的

256 轉引自廖正宏引用謝高橋的研究，見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80。

257 呂秀玲，《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8）。

研究都顯示女性移民的遷移型態多是依親或因婚姻而遷移，其適應的對策與調適情形比 起男性為佳，她們較易與本地人相處，也有較高的調適能力。²⁵⁸而且，我們檢視江志如 的生命經驗就知道這個結果也與她所處的環境脈絡有關。

當戲院經營不善時，江志如丈夫長年離家工作，江志如獨自帶著四個年幼的孩子在 老潭門生活，並且接手戲院的生意。落戶在本地族群間成為少數，鮮少操演原鄉認同的 空間與機會，移民身份就會逐漸淡化，退到心裡角落，而且無論是日常生活或工作需要，

江志如都必須密集地與客家鄰里接觸，為取得鄰里間的認同，積極實踐對新居地文化及 語言的模仿與認同，也就是王甫昌所謂「自然產生的同化」，來自現實生活所需，而非 制度性的壓力。²⁵⁹她的生活圈主要是客家鄰里，她因此學會客語，正向循環下，她在台 灣建立起屬於她自己的、本地的社會網絡。後來她去台元擔任舍監十八年，工作場域中 也幾乎都是本地族群，包括客家人和閩南人，更加擴大且深化她的本地社會網絡。我們 從早期她借戲班能向鄰居告貸，和後來在台元宿舍裡打會集資，可以發現她的本地社會 網絡已穩定成一個可信賴的非正式經濟網絡，協助她度過財務難關，甚至是累積財富。

能擁有這種互助的非正式組織的管道，對於移民來說是很重要的適應對策。²⁶⁰

事實上，江志如個人所建立的社會網絡，不只是本地網絡，還有外省人網絡。由於 是依附丈夫的移民網絡來台，江志如雖然在台灣沒有初始的外省人網絡，但她還是有幾 位在潭門認識的外省朋友，形成她自己的「外省人圈子」。在這個外省人網絡中，同姓 同鄉的校長夫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不但是心理的支持力量，更實質地提供江志如工 作的機會。

若以一個移民家戶所能擁有的社會網絡來看，江志如掌握的社會網絡，同時包括本 地與外省，而她的丈夫維持「外省人圈子」的關係，夫妻所共有的社會網絡充滿異質性，

且能兼顧特殊時空下的兩股社會資源而從中獲取所需，對其異地適應提供極大的助力。

258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77。

259 王甫昌，＜省籍融合的本質──一個理論與經驗的探討＞，收入張茂桂主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

（台北：業強，1993），頁 72。

260 廖正宏，《人口遷移》（台北：三民，1985），頁 182。

2.操持本地語言 

國際移民要克服的困難很多，語言是首要障礙。²⁶¹雖然 1949 年的政治移民屬於境 內移民，但台灣與中國大陸分治已久，當時台灣通行的語言是日語和族群母語，雖然政 府強勢廢行日語，推行國語，但台灣社會還是以族群母語為主，所以，對外省人來說，

語言障礙還是必須克服。

「適應」是長久、艱鉅而有目的性的任務，為了使自己成為新社會系統及其次級系 統中的一部分，散居的外省人因為人口數量上的弱勢以及自然的接觸，會採取改變自己 以適應新環境，特別是文化及語言。²⁶²江志如就表示：「跟鄰居聊天，他們都講客家話，

我就跟著學。」所以，生活在客家村三十年的江志如會聽、會說客語，而她的丈夫因為

我就跟著學。」所以，生活在客家村三十年的江志如會聽、會說客語，而她的丈夫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