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竹籬笆」內外的移民適應差異
第二節 集居外省人的遷移適應
本章試圖提出「散居外省人」的概念，故在本節先討論外省人研究中常見的集居外 省人（或說是眷村），期望呈現他們在遷移適應層面的情形，以做為下一節散居外省人 江志如的對照。
過去漢人族群自中國大陸的原居地，自發性的遷移至台灣，無論是情感依賴、合力 開發或是防衛所需，漢人均依血緣與地緣而居，形成緊密、穩定且高認同度的社會網絡。
然而民國三十八年（1949）前後上百萬的外省人因政治變局遷移到台灣，在主客觀條件 均不充分的情況下，無法依循前述模式發展成自然而穩定的聚落或族群，其中一大部分 靠政府力量的介入，形成集居的社區與社群，包括眷村與榮民社區，他們以改變環境來 降低適應生活的壓力，土著化的腳步較緩慢，以致在後來台灣本土化的潮流中，心理壓 力陡升。
一、「定居」的基礎：憑藉國家力量的移民網絡
前面說過，移民網絡是移民決定遷移、展開遷移行動，以及在新居地定居謀生的基 礎。台灣戰後湧進的移民潮，軍人（姑且不論其個人意願）與公務員皆是藉由國家公權 力所架構的網絡遷移，他們的家眷亦然。抵台以後，公務員通常接收日人房舍或較好的 居住環境，也沒有被要求集中居住，但數量龐大的軍人與軍眷就不同了，國家基於穩定 軍心與政權的需要，「集中居住，集中管理」的政策從此左右了他們的適應與發展。
大批政治移民抵台後，集居者都是軍人及其家眷，因為他們是「吃國家的」，所以 初抵異地時就被安置在一起，一開始是集體借住學校、寺廟或空地搭帳篷等克難方式，
吃是吃大鍋飯。後來眷村陸續興建才得以入住，產生「家」的安定感，生活步調也才逐 漸規律起來，但還是集中居住。
集居的眷村與榮民社區，前者是安置有眷的軍人及其眷屬，後者是單身的低階士官 兵在退伍後輔導就業或就養的安置。上述兩種類型皆是依靠國家機器而圍起的「竹籬
笆」，另有一種榮民社區是自發性的集居，劉益誠研究中所稱的「散戶」，就是這種集居 類型，看似與國家無關，但深究其成份皆是提早退役而必須自謀生活的榮民，與昔日軍 中同袍佔據公有地的集居，他們仍是倚仗與國家的特殊關係而享有某種「特權」。234所 以集居的外省人都與國家保持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隨政治性移民網絡遷移的軍人和軍 眷，到台灣以後，不論是工作、居住等「定居」階段的生活需求都持續以這個網絡為基 礎，而且，因為是政治性的強勢力量，使集居的外省人在後來的「適應」階段與這個網 絡產生既依賴又受限的緊密共生關係，相對地，也與新居地的本地社群保持疏離。
安置型的眷村或榮民社區，先是資格限定上篩選了具有同樣社會位置的外省人，也 就是男主人的職業都是軍人，國家機器再以制度性手段介入其私領域，長期下來，這些 集居的外省人逐漸同質化。至於自發性榮民社區，政治力量雖然沒有直接的涉入，但由 於初始集結的力量是「同袍」情感與相同的社會位置，在社區成形之前已具有我群、軍 隊和家國的認同基礎，所以自發性榮民社區基本上是延續軍中的認同。安置型與自發性 的軍系社區，因為具有近似的社會位置與類似的生活型態，而產生相仿的國家認同，只 是程度上的差別，但都形成可指認的特殊社群，也簡單的化約多樣性移民群的事實。
二、「適應」的層面：
1.同質性社會網絡
集居的移民背景來自中國各省，異質性相當高，但入住資格限定軍人，甚至是單一 軍種、同一單位、軍階也相仿，這群人因此取得近似的社會位置。社會位置近似的人基 於安全感會主動聯結相似者而發展出社會網絡，於是集居如眷村的成員，男主人在軍隊 的職業領域中與同袍發展出一套網絡與資源，回到家的私領域，家所在的鄰里網絡還是 相同或相似的一群人，同質性社會網絡更加緊密地繫住每個份子。公私生活所需的人際 關係和發展在封閉的生活場域與社群結構中都能獲得滿足，內求的社會網絡就不斷被強
234 此種「特權」在於國家對他們是睜隻眼、閉隻眼，但自發性集居的榮民畢竟是違法佔地，生活上並沒 有保障，如果政府要收回土地，他們都能「溫馴地接受」，劉益誠稱他們為「隨時會被驅離的都市吉普賽」。 見劉益誠，《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7）。
化，使集居的外省人缺乏與外界交往的動力和需求。
在社會結構中所佔的位置攸關一個人所能享有的經濟能力、社會地位、社會網絡與 社會資源，這些因素彼此纏結且被圈限在封閉的社群和場域裡，使得眷村和榮民社區的 成員，不但是擁有相同的社會位置、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連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源都高 度重疊，整個社群的同質性愈來愈高，我群意識愈來愈深，益發封閉而排外。然而，同 樣是近似的社會位置，個體若非置身在一個封閉性的場域和社群裡，他的社會網絡和資 源會有各種可能性，也就是擁有異質性社會網絡以及社會流動的機會。所以，安置型的 眷村和榮民社區成員在「密集叢聚的“同質性網絡“」下，圈限了他們發展的機會，也 阻礙他們土著化的腳步。235
自發性榮民社區的成員，由於是提早退役而須自謀生活者，在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 方面可能較為不利，但由於該社群的封閉界線比較模糊，外界刺激容易進入，相對地有 較彈性和寛廣的社會網絡，但不表示他們就有比較樂觀的資源和發展，因為初始社會位 置的高低還是不易突破的關鍵。呂秀玲認為軍人初職、集居的封閉結構，以及缺乏異質 性社會網絡是造成榮民社會不流動或向下流動的主因，強大的結構性因素更是完全抵消 個體因素，亦即個體無論怎麼努力都難以逃出制度、結構的魔掌，但是異質性社會網絡 還是提供流動的可能性，扮演積極的角色。236
一般而言，集居外省人建立的社會網絡都限於軍中同袍、同鄉等，難以突破外省人 圈子而建立本地的社會網絡。族群通婚是突破此一壁壘的有效方法之一，婚入外省人的 本省女性能為丈夫打開本地的社會網絡，成為中介者。然而，當時的社會情境下，本省 人對於嫁給外省人持負面的看法，女方若在家裡不支持的情況下仍執意結婚，婚後與原 生家庭的關係非常疏離，甚至斷絕往來。237因此，本省籍妻子的原生家庭網絡不一定能 被納入外省丈夫的本地社會網絡，但是妻子所操持的本地語言卻能成功協助丈夫跨越族 群的藩籬，建立起異質性的社會網絡，所以，語言才是資源網絡的關鍵，也是族群融合
235 呂秀玲，《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8），頁 84。
236 呂秀玲，《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8）。
237 郭苑平，《眷村台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的媒介。238
集居外省人因為近似的社會位置和封閉的生活場域，使他們成為一個封閉性的社 群，社會網絡也趨向同質性。同質性的網絡固然能提供移民心理層面的支持，但長久而 言，居住場域的封閉性一旦瓦解或是卸下原初軍職，他們將立即面對本地社群，而重回 移民適應典型中的左端，也就是得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環境，但通常當這種情形發生時，
他們年齡已長，各方面條件皆不利於適應，以致於社會地位向下流動，並產生嚴重的心 理危機，甚至於適應失敗。
2.本地語言的短缺
集居的外省人藉由封閉的生活場域，把異地的生活環境改變成舊日熟悉的模式，以 幫助自己適應遷移，而且雖然成員祖籍不同，但長久在制度性的安排中共同生活，發展 成次團體和次文化，不過語言、文化和認同意識才是真正區隔社區內外的「竹籬笆」。239 集居社區中，來自中國大江南北的居民，家鄉語言各不相同，為了溝通，他們選擇 以在大陸時期就被頒定為「國語」的北京話溝通，由於不是原生語言，所以帶有濃濃的 鄉音，南腔北調的國語在社區裡此起彼落，造成特殊的聽覺感受。封閉的生活場域、同 質性的社會網絡，讓置身其中的移民沒有學習本地語言的急迫性與壓力，再加上在大環 境中，偏安政府以中國政權的正統地位自居、以中原文化為尚、以國語為強勢推行的唯 一語言，附麗在主流文化下的集居外省人，無論在日常生活空間和工作場域都不需要、
也沒機會接觸本地語言，因此對本地語言很自然地產生隔閡，甚至排斥感。
本地語言的短缺，使集居外省人的社會網絡不易擴展到本地社群，對新居地的文化 了解有限，認同感難以萌生，而且，兩個社群不易有交集，對彼此也就容易存有不實的 想像。
238 呂秀玲，《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8）。
239 謝高橋，＜台灣大都市原住民的居住隔離──以台北市為例＞，收入曹俊漢、柯瓊芳主編，《中西都
239 謝高橋，＜台灣大都市原住民的居住隔離──以台北市為例＞，收入曹俊漢、柯瓊芳主編，《中西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