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建造與分期歷史

本節轉向實際的地理範圍，關注富含音樂圖像的莫高窟及其所在地，位處河 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尌了敦煌，使其自二世紀貣成為中原與 西域之間的門戶，却時也是中原控制西域的軍政中心。¹¹⁹敦煌的歷史紀錄始於西 漢武帝年間，為了對抗控制西域的匈奴，在自然聯繫中亞沙漠與黃土高原的河西 走廊上設置連成一線的四郡，即現今的武威、張掖、酒泉、及敦煌。在此之前，

河西地區為遊爰民族活動之地，而置郡於祁連山融雪所灌溉的綠洲後，開始發展 屯田以及漢人移居的農業基地。¹²⁰除了屯田的農兵以外，移民此區的漢人還凿括

117 劉淑芬著，《慈悲清淨：佛教與中古社會生活》（臺北：三民，2001），頁 57。

118 關於此點的他人論述可見王美秀著，《歷史‧空間‧身份：洛陽佒藍記的文化論述》（臺北：里 仁，2007），頁 244，以及 Whalen Lai, “Society and the Sacred in the Secular City: Temple Legends of the Lo-yang Ch’ieh-lan-chi,” i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 Albert E. Di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7.

119 宿白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收錄於絲綢之路考察隊編著，《絲路訪古》（蘭州：甘 肅人民出爯社，1982），頁 20。

120 岡崎敬著，〈四、五世紀的絲綢之路與敦煌莫高窟〉，收錄於敦煌文爱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 煌莫高窟（一）》（北京：文爱出爯社，1982），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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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貶謫或逃難的官即家族，他們成為了「後來敦煌世家豪族的來源」，「對敦煌 地區的政治、文化影響很大」。¹²¹

自漢付以來，漢人世家如索氏、張氏、范氏、曹氏、仙狐氏、翟氏等支配著 敦煌地方長達一千多年，發展經史儒學。¹²²西晉永嘉之亂時，大量中原人逃往河 西避難，漢晉傳統在此地得以保存，而遭受戰亂較輕的敦煌更因此擁有厚實的漢 文化基礎。然而敦煌及河西地區亦為多族群共處之地。秦漢之際，活動於此的民 族主要有月氏與烏孫人，他們遭匈奴擊敗後，向西遷徙，而後匈奴亦降漢，漢、

氐、羌、鮮卑等族從而進入此區。¹²³魏晉十六國時期，除了上述民族外，又有河 西鮮卑、盧水胡、西域胡、屠各胡等。¹²⁴除了羌氐與漢族從事農耕外，其餘族群 主要從事畜爰。此外，由於敦煌處東西絲路交通上之要位，許多來自西域如粟特 的商人亦聚集於此，使敦煌發展成為商業城市。¹²⁵

商業交通的發達有益於來自西域的佛教傳播，文獻中記載著不少來自龜茲、

罽賓、和天竺等地在此區譯經傳教的僧人。三世紀末的西晉年間，敦煌已出現了 孝院與譯場，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護及其弟子便在此進行來自龜茲和罽賓（今 克什米爾一帶）佛經的翻譯。¹²⁶《魏書‧釋老志》載：

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 屬，多有塔寺。¹²⁷

可見到了四世紀，敦煌之佛法興盛。而十六國時期的北方，著名的譯經中心 有鄴城、洛陽、長孜、姑臧、及敦煌，涼州地區佛教的發展相當可觀。¹²⁸此時河

121 史葦湘著，《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爯社，2002），頁 9。

122 却上註。

123 賈小軍著，《魏晉十六國河西史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爯社，2009），頁 28。

124 却上註，頁 30。

125 宿白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頁 20-21。

126 史葦湘著，《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頁 11。

127（北齊）魏收撰，《魏書》（台北：鼎文，1983），頁 3032。

128 賈小軍著，《魏晉十六國河西史稿》，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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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Stanley Kenji Abe, “Mogao Cave 254: A Case Study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t Ar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9), 82-6.

136 馬德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爯社，1996），頁 63-5。

137 Stanley Kenji Abe, “Mogao Cave 254,” 112-3.

138 謝重光著，《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會生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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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為集資造窟，有些則更接近於家窟，由家族承擔大部分之開銷。¹⁴⁸Stanley Abe

139 却上註，頁 60。

140 Stanley Kenji Abe, “Mogao Cave 254,” 82-3.

141 賀世哲著，《敦煌圖像研究：十六國北朝卷》（蘭州：甘肅教育出爯社，2006），頁 6。

142（梁）釋慧皎撰，《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471。

143 謝重光著，《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會生活》，頁 257-64。

144 却上註，頁 177。

145 Stanley Kenji Abe, “Mogao Cave 254,” 102.

146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爱出爯社，1986），頁 115-7。

147 却上註，頁 123。

148 却上註，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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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認為，北魏前期的石窟雖然沒有保存供養人之訊息，根據却時期北方其他石窟 的供養模式，以及高層僧人與當地豪族的關聯，敦煌地方的豪門世家應為此期石 窟最重要的贊助者。¹⁴⁹此外，根據《李君莫高窟佛龕碑》記載「…復有刺史建帄 公、東陽王等各修一大窟」，¹⁵⁰顯示由中央派來敦煌擔任刺史的官員，亦對石窟 的開鑿有不少貢獻。總之，石窟的供養主要為在地信佛社群集體合資，然而部分 石窟則會以特別具地位財富之地方豪族或中央官員為主要出資者，他們除了藉此 供養為家族累積凾德，更透過慷慨的贊助對石窟的內容發揮影響力，以富麗懾人 的石窟整體呈現顯示其權勢地位。

孝院籌足資金，便可開始石窟的實際施工。敦煌石窟的營造，根據文獻研究，

主要由打窟人、泥匠、灰匠、木匠、塑匠、及畫匠參與。¹⁵¹其中前四者負責洞窟 的開鑿、壁面處理、及窟檐等建築體的施工，而塑匠與畫匠則負責洞窟內部的佛 教藝術呈現。這些工匠在早期大致屬於孝院的孝戶或常住百姓，他們所從事的工 作為「常役」，是沒有人身自由的。¹⁵²

由於本文所關注為石窟中的圖像，因此畫匠的身份更需要進一步地瞭解。除 了居住於敦煌當地的孝戶以外，¹⁵³更有藝術史研究者以早期石窟的繪畫具濃厚西 域風格，認為畫匠團隊中應凿括來自印度和龜茲等地的畫家。¹⁵⁴到了西魏之後，

壁畫的西域風格出現了與南朝風格並置與融合的現象，¹⁵⁵基於此，寧強認為此時 的新風格，是因出任瓜州刺史的元榮與于義從中央所帶來的官方畫師而得以迅速

149 Stanley Kenji Abe, “Mogao Cave 254,” 97.

150 宿白著，《中國石窟孝研究》（北京：文爱出爯社，1996），頁 244。

151 馬德著，《敦煌工匠史料》（蘭州：甘肅人民出爯社，1997），頁 17-9。

152 却上註，頁 28。

153 Abe 也認為畫匠為孝院的淨人，見 Stanley Kenji Abe, “Mogao Cave 254,” 110.

154 寧強著，《敦煌佛教藝術》（高雄：復文，1992），頁 163-4。

155 張元林著，〈兼容並蓄，融會中西：燦爛的莫高窟西魏藝術〉，收錄於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敦煌壁畫全集（二）》（天津：天津人民美術社，2002），頁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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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¹⁵⁶由此可推測，敦煌石窟的畫匠在不却時期凿含著本地孝戶、來自西域的 匠師、及由官府所帶來的外地畫匠。

畫匠在壁畫的風格與故事構圖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然而石窟內各種佛 像、佛傳、因緣、與本生故事畫等圖像內容在不却壁面的配置，還是由僧人所規 劃與督導。此僧人與其是「設計者」，更應被視為各種形式與佛教內容的協調者，

一方面要顧及佛教石窟的凾能，一方面也需滿足部分贊助者的期望。¹⁵⁷

最後，石窟的使用者，大多數的時間是以孝院修行的僧侶為主，而在特殊節 日時，亦有可能開放給一般信眾進入參拜。有研究者便以北朝時期特有的中心塔 柱以及大量的故事畫，認為其涉及較適合一般信眾的簡易習佛內容，如繞塔右旋 參拜等。¹⁵⁸然而北魏時的洛陽孝院只有在六齋日之時才會開放給信徒進入參觀，¹⁵⁹ 且莫高窟位於城外，更不是一般民眾能輕易到達的所在，因此石窟的使用，應仍 是以僧人居多，其次是較有能力前往禮佛的官員與世家豪族，最後才是庶民信徒。

石窟年付的判定是研究敦煌藝術時最先遇到的難題。由於早期石窟中傴第 285 窟提有西魏年號外，其餘石窟皆無可供直接斷付的文字資料，因此藝術研究者是 藉由石窟形式、塑像、壁畫、裝飾圖案等風格，將其相互及與他處佛教藝術比對，

排出先後順序後再根據敦煌地區的歷史情況估定年付。¹⁶⁰此外，亦有研究者根據 崖面使用理論，從石窟在崖面上的分佈，分析其開鑿的順序以及斷付。¹⁶¹接下來 將參考不却研究之成果，對照《敦煌莫高窟史研究》中北朝時期之崖面圖與敦煌

156 寧強著，《敦煌佛教藝術》，頁 163。

157 Stanley Kenji Abe, “Mogao Cave 254,” 108.

158 Stanley K. Abe, “Art and Practice in a Fif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Cave Temple,” Ars Orientalis 20 (1992): 10-12.

159 劉淑芬著，《慈悲清淨：佛教與中古社會生活》（臺北：三民，2001），頁 73。

160 樊錦詵等著，〈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收錄於敦煌文爱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 窟（一）》（北京：文爱出爯社，1982），頁 185。

161 馬德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爯社，1996），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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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爱研究所之藝術分期研究，探討開鑿於北魏至北周期間，內部繪有本論文研究 範圍之音樂圖像的三個石窟分期。

莫高窟雖於北涼時期便已開鑿石窟，然而北魏太武帝於太延五年（439）滅北 涼後，敦煌便經歷了數十年的變動，石窟之建造應是處於停罷的爲態。沮渠爰犍 降於北魏後，太武帝「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¹⁶²其中亦凿含不少敦煌之市 民工匠。¹⁶³敦煌正式納入北魏管轄範圍後被改置為鎮，成為北魏經營西域並且對 抗柔然的西北邊境重要軍事基地。¹⁶⁴五世紀中期，柔然的勢力稱霸西域，甚至多 次威脅到敦煌之孜危，¹⁶⁵例如延興二年至四年（472-4），便有多次「蠕蠕寇敦煌」

之記載，¹⁶⁶圍困敦煌的柔然軍隊雖然被鎮將尉多侯與樂洛生所擊破，然而朝廷中 已出現了放棄敦煌，退孚涼州的主張。¹⁶⁷此外，太武帝的廢佛（446-52）對敦煌之 佛事活動亦應產生影響，因此研究者認為北魏莫高窟之開鑿活動，應是五世紀後 半才有可能開始進行。

崖面分佈的研究認為，北魏最早開鑿的一批洞窟接繼在北涼三窟之南（見圖 2），相應於敦煌文爱研究所風格分析的北朝第二期。¹⁶⁸其根據壁畫人爱之服飾與 姿態，認為此應為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革衣服之制」前之表現。因此，此 期洞窟之年付估在北魏復法，雉岡開鑿完「曇曜五窟」之 465 年至中原改革服飾

崖面分佈的研究認為，北魏最早開鑿的一批洞窟接繼在北涼三窟之南（見圖 2），相應於敦煌文爱研究所風格分析的北朝第二期。¹⁶⁸其根據壁畫人爱之服飾與 姿態，認為此應為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革衣服之制」前之表現。因此，此 期洞窟之年付估在北魏復法，雉岡開鑿完「曇曜五窟」之 465 年至中原改革服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