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分析

5.3 整合分析

綜合前開統計分析結果與訪談分析結果，關於本論文主要研究問題，事業 發警告函行為是否會產生所謂之懸疑效果，從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受信者收受警 告函後，產生懸疑效果之比率相當之高。而從多數受訪者之實際經驗則發現，收 受警告函後是否會產生懸疑效果，尚不得一概而論。因現今較具規模、組織之公 司，對於收受警告函，其內部實已建立一套處理流程，從初步研判構成侵權之可 能性有多高，為求審慎再尋求公司外部之專業鑑定，進而決定其後續之行為決

策，此種有系統性、充分尋求各種資源之處理方式，顯然為公平會訂定處理原則 之初所未能預見。且對於收信後，受信者是否將為斷絕交易關係之決定，亦因現 在商業交易關係緊密，欲以新產品替換可能侵權產品，一方面除要考量產品替換 之可行性以及所需花費成本外，尚需考量替換後對舊有交易秩序以及市場之衝 擊，故斷絕交易關係將為所有可能解決方式用盡後，最終所不得不採之手段。而 於此情形下，受信者為確保自身權益，通常於採購契約簽定之同時，即會於契約 中約定補償條款，要求上游供貨商，對於所提供商品若日後有侵害第三人之智慧 財產權，將完全負起損害賠償責任，而更審慎保險之做法，則是要求供應商出具 保證函，保證日後若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紛爭，將由供應商負起全責。惟實際上，

該保證函並非每一上游供應商均願意出具，若上游供應商為國際性大公司，立於 交易關係中弱勢地位之受信者，將不容易獲得。

而前開所述，公司內部建立一套標準處理流程以處理收受警告函後之有關 問題，是否為每一事業均有能力與資源得以踐行？作者以為，恐非如此。因台灣 多數企業屬中小型企業，公司事務常由老闆 1 人或是公司內部 2、3 個員工即全 數包辦，要求該等人員對是否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事實進行判斷，不僅本身恐無 判斷力，此外亦恐無多餘資源，得對外尋求專業協助。於此次進行訪談抽樣時，

很遺憾的該等較小型公司均無受訪意願，故而無從獲悉渠等對此問題之真實行為 反應，甚為可惜。然從前開統計分析結果及訪談分析結果，事業發警告函行為對 受信者而言，產生懸疑效果之比率確實相當之高，公平會介入管制是有其正當性 存在。

另收信者收受警告函後是否會產生所謂之懸疑效果，將因受信者本身及其 他外在因素而受有影響。從受信者本身而言，倘受信者本身對智慧財產權判斷能 力較為足夠，具體情形為受信者係處於產品供應鍊之中、上游地位之廠商，或受 信者公司內部設有法律專門人才，甚至同時具有專利技術專門人才，則於收受警

告函後產生懸疑效果之可能性會較低。再者，其他有關因素，諸如：指稱侵害智 慧財產權之種類，若為專利權則產生懸疑效果之可能性較高，著作權於著作權法 修正改採創作主義後，對於是否侵權其判斷難度亦顯然增加，故產生懸疑效果之 可能性，較以往為高；與上游供應商之交易關係，若為一次性之交易關係而非長 期之合作關係，則產生懸疑效果之可能性亦較高，此從受訪者乙公司為大型量販 店業者，其立於販賣者立場，與上游供應商之交易多屬一次性之交易關係，其於 收受警告函後，以往無論是否侵權，均會採行將商品下架之決定，之後才有所改 變之例，得以佐證。此外，發函者公司之知名度，發函者公司之規模，以及警告 函具名之律師事務所知名度，發警告函之時機，或是產品生命週期之初升階段，

若是收到警告函，對受信者收信後之懸疑效果而言，都是可能影響之因素。

再者，另一有趣之發現，處理原則第 3、4 點所規定發警告函之 4 種方式，

對於受信者而言最有助於降低懸疑效果者，為第 3 點所規定於發函前獲有法院一 審確屬智慧財產權受有侵害之判決，其後依序為，取得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著作權之調解，取得鑑定報告並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及最後於警告函中 敘明權利內容、範圍及受侵害具體事實，並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然對於 若要發警告函者而言，其選擇之發函方式則多為最後一種，亦即僅於警告函中敘 明權利內容、範圍及受侵害具體事實，且對於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之先行 程序，將選擇「同時」通知之方式，而選擇此種發函方式之原因在於，對發函者 而言，此為最快速、方便之發函方式。若將前述行為決策反應到公平會實務處理 之事業發警告函行為案件上，亦即於統計分析時發現，公平會從警告函處理原則 訂定起至今，僅審理過一件事業發警告函前已取得法院一審確屬智慧財產權受有 侵害判決之案件。作者以為，其原因應在於此種發函方式，並非欲發警告函者之 優先選擇。因對欲發警告函者而言，若有智慧財產權之紛爭，待獲有法院一審判 決，不僅曠日費時，增加成本支出，且最重要者恐商機已過，而無發警告函之實 益，故不會選擇獲有法院一審判決再行發函，於著作權調解之情形，理由亦為相

同，故公平會實務上甚少、甚至未曾審理過類此發警告函方式之案件。此外，從 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取得鑑定報告再行發警告函之案件，為數亦不多見，此或因 鑑定報告對於降低懸疑效果似乎並無多大助益，因其公信力值得懷疑。雖司法院 與行政院前曾指定專業鑑定機構，然不論係指定鑑定機構與非指定鑑定機構所出 具鑑定報告，其結果很難期待會與委託者利益相反，做出並未侵權之認定，復以 鑑定報告之作成不僅需付一筆額外之費用，於將來訴訟策略之考量上，發警告函 時即附具鑑定報告亦非有利之舉，故發函者選擇先取得鑑定報告並事先或同時通 知可能侵權者之發函方式，意願亦不高，作者認為，此應為此類案件少見之原因。

故綜上所述，事業發警告函行為之方式，顯然多集中於處理原則第 4 點所規定，

於警告函中敘明權利內容、範圍及受侵害具體事實，並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 者之發函方式，而此結果與公平會實務處理事業發警告函行為案件之實際情況，

亦相符合。

再者，從統計分析結果亦發現，處理原則第 4 點所規定發函方式，除於警 告函中將權利內容、範圍及受侵害具體事實敘明外，尚要求需事先或同時通知可 能之侵權者。而此先行通知之程序要求，基本上將較僅於警告函中敘明權利內 容、範圍及受侵害具體事實，而未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之發函方式，有助 於降低懸疑效果。且於踐行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之程序，並於警告函中敘 明權利內容、範圍及受侵害具體事實，對於降低懸疑效果，將更有所助益。雖從 統計分析結果，警告函中若附有相關文書對於降低懸疑效果而言，似乎無明顯數 據顯示有所助益，但從前開統計分析發現，若踐行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之 程序，並於警告函中敘明權利內容、範圍及受侵害具體事實，且於警告函中附具 相關文書，則為最有助於降低懸疑效果之發函方式。而此結果，從訪談分析中亦 得以見端倪。因多數受訪者認為踐行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之程序，將有助 於降低懸疑效果，雖受訪者中有認為並無此功效，亦有強調應係「事先」通知可 能侵權者，才能發揮安撫、安定下游交易相對人之功能，「同時」通知可能侵權

者則無，然大體而言，訪談分析之結果仍得與統計分析結果互相補充。

綜合前開統計分析結果及訪談分析結果，公平會以警告函處理原則第 3、4 點所規定發警告函方式，劃出公平交易法介入管制之界線，從事業基於自身最大 利益考量而為決策之觀點，該發警告函之方式，將受公平會處理原則管制規範之 引導，而採處理原則第 4 點所規定發函方式－亦即於警告函中將權利內容、範圍 及受侵害具體事實敘明，並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而此經引導而採行之發 函方式，對受信者而言，是有助於降低懸疑效果。雖處理原則第 4 點復規定，事 業發警告函除應踐行所規定之程序外，尚需進一步檢驗是否違反公平交易法，若 否，方得認係屬正當行使權利行為。而此從前開統計資料得知（參表 5-9），若 採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且於警告函中將權利內容、範圍及受侵害具體事 實敘明，則共有 22 件案件，其中，經公平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規定而 受處分之案件則僅有 2 件，未違法之案件則為 20 件，其認定違法之比率約 10%。

相較於同樣踐行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之程序，但警告函內對侵權事實描述 籠統或是不清楚之案件，該等案件經公平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受處分之比 率，顯然低很多，而且是差距甚大。故處理原則第 3、4 點所規定 4 種發警告函 方式，雖並非每一發函方式均得從實務實際案件，論究是否有助於降低懸疑效 果，但對事業發警告函行為而言，公平交易法確實有介入管制之空間，而用以區

相較於同樣踐行事先或同時通知可能侵權者之程序，但警告函內對侵權事實描述 籠統或是不清楚之案件，該等案件經公平會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受處分之比 率，顯然低很多，而且是差距甚大。故處理原則第 3、4 點所規定 4 種發警告函 方式，雖並非每一發函方式均得從實務實際案件，論究是否有助於降低懸疑效 果，但對事業發警告函行為而言，公平交易法確實有介入管制之空間，而用以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