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產場域

在本節中，本研究先介紹文化生產場域形成、自主性確立的過程，釐清文 化生產場域的概念及其運作邏輯。其次，本研究再整理以「文化生產場域」觀 點分析文學的相關研究。

一、文化生產場域的出現及其自主邏輯

19 世紀法國面臨工業擴張，商人階級興起。這些批新興階級擁有高度消費 能力，並能以選舉影響政治，透過立法機構擁有政治合法性，構成了連結政治 與經濟緊密連結的世界。他們的出現促使閱讀人口提升，閱讀市場擴大。藝術 家的創作經驗因而開始有新的主導形式，布爾喬亞式的風格也使這些藝術家感 到榮耀（Bourdieu, 1996）。

19 世紀後，文化生產者和宰制階級成為一種結構性主從關係，依創作者在 場域中的位置有不平等的表現。它具備兩種主要調節機制，其一為市場，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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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文化企業行使，直接影響如銷售量、票房收入，間接者在新聞、出版、插 畫等各種文化產業提供新位置。第二，它從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建構持久的連 結，在 19 世紀時透過「沙龍」運作，政治和貴族權威在藝術場域具影響力，

有權制裁報紙和其他出版品，透過其物質性和象徵利益來分配資源，例如影響 藝術家的補助津貼或公開演出機會（Bourdieu, 1996）。

Bourdieu（1996）以沙龍作為場域成形的案例。當時的沙龍不僅串連了特 定藝術家、作家，也能連結政治與貴族權威的場域，形成菁英主義的避難所。

政治與貴族權威將其美學價值加諸於藝術家，進而擁有藝術家的合法化權力，

藝術家則努力取得當權者的各種資源或象徵價值，形成藝術文化與政治勢力重 疊的場域結構。

由於報業經營者是沙龍的常客，沙龍的結構性統治力量也透過報紙實踐，

加上當時法國的報紙受到政府審查，報業工作者只能歌頌當權者。同時沙龍中 的藝術家、作家為獲得公眾注意，在報中撰寫專欄，製造出風格粗糙、通俗的 作品（Bourdieu, 1996）。

另一方面，閱讀市場擴張也吸引大批中學畢業生投入文學市場。這批新人 擁有基本的文學訓練，但缺乏經濟與社會地位，因而被推向文學、藝術產業。

他們直接面對市場，促使文化產業成形，並為自己取得謀生的空間，但也逐漸 受到市場制約。文學、藝術場域相繼受到政治權威或市場影響，引起福摟拜、

波特萊爾等作家反感，促成他們與資產階級決裂，逐漸產生「為藝術而藝術」

的自主意識（Bourdieu, 1996）。

獨立的政治與經濟權力作為社會空間的規範，在社會控制的客觀空間結構 與精神結構中形成文學、藝術場域的規範。而自主的文學、藝術場域，是由場 域中的行動者決定合法性原則。為確保規則能順利運作，場域中鬥爭勝利者透 過外部權威約束其他行動者。這些規範不僅呈現於行動者社會表現、價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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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也呈現於文本中，甚至有權選擇能流傳後世的文本（劉暉譯，2011）。

Bourdieu 指出，「場域」可被定義為「在社會空間中各種位置間存在的客觀 關係之網絡或構型（configuration）」。佔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被這些位置強 加決定性因素，根據不同資本分配結構的實際和潛在位置（situs），以及與其它 位置的客觀關係，這些位置因此得到客觀性界定。場域作為一種客觀關係的空 間，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藝術場域則是透過拒絕、否定物質利益的規則得 以存在（李猛、李康譯，2008）。

場域的運作取決於它的結構形式，此結構由物質和身體上的生產與再生產 工具進行分配後組成。場域的運作也來自場域中各種特殊力量之間的距離，這 些力量確定了資本。只有在場域中，資本才能發揮作用。與此同時，資本又賦 予行動者支配場域的權力，並確定場域日常運作的規則，透過場域的運作生產 更多利益與權力（李猛、李康譯，2008）。

場域內部的行動者之實踐，與其周圍社會經濟條件，形成場域在社會空間 的仲介環節，影響行動者的外在因素並不直接作用於他們身上，而是透過場域 的特有形式下，其特定仲介環節先經歷一次重新形塑，在作用於行動者（李 猛、李康譯，2008）。

在場域形成的過程中，藝術家與世俗權力以諸多特殊形式建立客觀關係，

形成場域內部各種位置。19 世紀法國的藝術家透過象徵革命消滅市場，擺脫資 產階級約束，但他們隨即面臨藝術價值與市場價值的矛盾，這也形成有限生產 場域的特徵：反經濟的經濟領域。藝術家們身兼同行的消費者，具備象徵地 位。他們具備相似的經濟、文化資本，政治與美學立場接近，且擁有相似的社 會軌跡，因此在場域中佔據同源的位置（劉暉譯，2011）。

要確立唯美主義的場域，必須重建藝術佔據之社會空間，而此空間與某些 生產場域的位置同源。矛盾的是，必須把握創作者佔據的位置空間，才能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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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的觀點。此位置以兩個空間的結構同源性為基礎，構成創作者在內容與 形式上選擇空間位置的根源。以文學場域為例，場域內部空間的基本維度就是 文學體裁的等級制度。儘管等級制度向來處於權力鬥爭的狀態，但它仍可呈現 出「人們應該重視」的形象（劉暉譯，2011）。

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其社會經驗和決定場域位置的因素，以及與其他位 置的相連系統，皆客觀呈現。創作者讓自己置身於場域中，進而客觀化佔據的 位置及精神結構。創作者一面對抗各種決定因素，卻一面借助各種因素成為創 作者，也就是成為自己作品的主體。場域以「價值」將藝術作品歸類，第一種 是環境與市場的純粹產物，第二種作品應產生自己的市場，甚至能透過解放作 用改造環境（劉暉譯，2011）。

Hesmondhalph（2006）進一步解釋，Bourdieu 透過定義社會空間下的特 定場域，理論化內部不同場域的相互關係，以及彼此相對存在的自主性。在國 家的社會空間中，Bourdieu 認為主要是政治與經濟的場域，並由權力場域和文 化生產場域構成（圖 1），權力場域內部包含教育場域、知識場域、文化生產場 域如文學場域、藝術場域、科學場域、宗教場域。權力場域具備高經濟資本、

低文化資本，而文化生產場域則是由低經濟資本、高文化資本構成。權力場域 與文化生產場域在國家的社會空間中，擁有相對高的文化與社會資本。由此可 見，文化生產場域與宰制階級的被宰制位置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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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社會空間中的文化生產場域

資料來源：Bourdieu（1992）

受經濟資本影響程度

小眾生產場域內部又分為兩極，一端稱為「神聖的前衛性（consecrated

（國家的）社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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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nt-garde）」，具備非常高的象徵資本，並以榮耀、聲望、認同等各種形式呈 現；另一端稱為「波西米亞式的前衛性（bohemian avant-garde）」，象徵資本 相對較低。而大眾生產場域內部又分為「布爾喬亞式生產」和「通俗大眾式生 產」（Hesmondhalph，2006）。

因此，識字人口擴張促成波西米亞式的風格出現，發展成特定場域，其中 創作者對作品、場域不斷自我批判與成長，加上出版業者、畫商等文化中介者 和消費市場擴張，創作者生產的藝術作品產生銷售通路，種種因素促成藝術場 域走向自主化（許嘉猷，2004）。

二、文化生產場域的運作機制

文化生產場域內部存在一種雙重結構：商業利益與象徵價值。作為經濟行 為的藝術品與場域形成三種關係，首先按照產品的價格與象徵消費的價格區 分；其次按照消費者規模和社會地位，區分經濟及象徵利益的重要性；第三則 按照生產週期來區分。而在象徵價值下，附屬於藝術品的文化實踐信用，隨著 公眾數量及社會分散程度降低，顯示象徵價值與經濟利益成反比。文化生產場 域的雙重結構，呈現出不同風格的主要對立情形，以及不同形式給予風格與作 者認可的細微差別（劉暉譯，2011）。

「純粹藝術」與「商業藝術」原則上對立，但對立之間又相互聯繫。這種 對立在客觀上影響了場域內部的位置，在精神上影響評價模式。行動者的鬥爭 促使信仰的生產與再生產，這種信仰是場域運行的基本條件與結果。「純粹藝 術」的生產者透過拒絕對世俗妥協獲得力量，象徵資本作為「純粹藝術」服從 典範並累積而成，也成為此生產者提取世俗利益的途徑。場域中的所有行動者 都不能忽視空間的基本法則：否認經濟利益（劉暉譯，2011）。

如 19 世紀法國流通的小說，不同種類的「等級」與公眾的社會地位直接相 符。相對於戲劇屬於資產階級的娛樂，當時小說的讀者只有大眾，小說家要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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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劇作家相等的收入，必須在商業市場成功，但同時也面臨名聲敗壞的兩 難。因此文學場域形成後，每種體裁內部都產生更加自主的區域，並區分成

「探索區域」和「商業區域」兩個市場，它們作為同一空間的兩極，中間沒有 明確界線。每種體裁的分化過程與文學場域中的統一過程同時產生，逐漸以共 同的對立構成文學場域。因此體裁之間的對立有利於每個次場域的兩極對立，

一端是純粹生產，生產者同時作為消費者，具備同源的位置特徵；一端是大量 生產，創作品服從大眾的期待（劉暉譯，2011）。

文化生產場域不論對內和對外，都參與了權力鬥爭。對外，文化生產場域 與掌握政治權力的宰制者進行權力鬥爭，試圖取得象徵價值的界定權力；對 內，行動者在場域中爭奪象徵地位。Bourdieu 指出場域的鬥爭猶如一場集體幻

文化生產場域不論對內和對外，都參與了權力鬥爭。對外，文化生產場域 與掌握政治權力的宰制者進行權力鬥爭，試圖取得象徵價值的界定權力；對 內，行動者在場域中爭奪象徵地位。Bourdieu 指出場域的鬥爭猶如一場集體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