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經驗的認識上，菲律賓漁船船員以法定身份而論，是全台灣三十四 萬藍領「外籍勞工」的一份子；而就知識場域的理解來說，當代台灣社會脈絡 下的外籍勞工，則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社會分類範疇。自1980年代中期起，本 地媒體開始注意到外國人以觀光簽證來台而逾期居留打工的現象，社會上始出 現非法外勞的稱呼（李易昆，1995）。爾後，因為總體經濟環境的變遷，引進 外勞合法化成為資本家和國家在激辯產業勞動力議題一個重要的政策標的，在 資本家、勞工團體、政府不同部門，乃至於國際外交考量的多方牽制與角力過 程下，台灣政府終於在1989年首度開放重大工程引進外勞；接續於1991年開放 營建業、製造業引進外勞；再到1992年《就業服務法》公布施行，正式宣告了 一個限國、限期、限業、限量的藍領外勞政策成形（陳宗韓，1999）。這樣一 個「合法化」的歷程，同時也是在法令制度上正式區分一般「外國人」和在台
「外籍勞工」的社會分化過程。
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政經背景，早期台灣社會科學領域中討論外勞現象的研 究，幾乎清一色是從經濟學（吳惠林、張清溪，1991）、行政管理學（成之
約，1995）、實證社會學（詹火生，1991；蔡宏進，1993）出發的政策研究，
關注焦點總停留在產業缺工與否、勞動力市場的補充或替代效應等議題上打 轉。反之，從外來移工、移民的角度，挑戰台灣社會既有的族群關係想像，並 且進一步關切這些新移居／住者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處境所引發社會公 平正義問題的批判性研究，則是以1995年李易昆的碩士論文《他們為什麼不行 動？－外籍勞工行動策略差別之研究》為濫殤。自此之後，關於移居／住台灣 的批判性研究，發展可謂蓬勃，同時也與這些移居／住者（不論是移工或是移 民）逐漸在台灣社會中形成集體發聲的動態變遷過程，有相當緊密的扣連。
李易昆（1995）的研究以新竹某工廠菲籍勞工對資方加班費計算方式不公 的抗爭為案例分析外籍移工面對勞資爭議時的行動策略。在研究者這個身份之 外，同時也是工運組織者的他7，對於「客工」體制的結構性壓迫分析十分深 刻。在他的描述下「國家和雇主對外勞可能採取行動的任何空間皆進行了有系 統的壓制和防堵；只要外勞可以隨時被遣返，外勞在取採行動上便會趨向保 守。」（頁7-2）但儘管如此，他的案例中仍然呈現了菲勞如何在事件中進行內 部組織，包括自原本的（同寢、同鄉）生活網絡中發展出來的自救組織如何 在廠中進行連署，並且出面與資方協商和對外陳情。其中，他特別指出教會組 織做為週邊支持團體（support group）轉介諮詢與串連資源的關鍵角色。可惜，
整體而言，李易昆關注的重點仍然是結構性的壓迫，菲勞的自救組織僅是放在 勞資爭議的脈絡下被再現，同時因為該事件終究是遺憾落幕，也使得他最終導 出了體制完全壓制了外勞主體能動可能性的結論。
相較於李易昆詰問：「他們為什麼不行動？」吳挺鋒（1997）則是在進一 步確認外勞與雇主之間不自由的勞僱關係，以及工廠和宿舍的全控宰制之下，
將觀注焦點轉向移工週末假日在外的休閒生活。他比較了菲勞與泰勞在假日時 空的「文化經驗」，指出相較於泰勞宗教信仰（四面佛）的資源得仰賴雇主提 供，菲勞則以自主可即性高出許多的週日教會彌撒發展出社群網絡，進而延伸 到都市的公共空間與消費場所中營造節慶化的假日休閒。他主張這些看似平淡 的休閒活動，應該被視為菲勞自我組織對台灣社會進行「文化鬥爭」的成果，
7 李易昆當時任職於桃園的希望職工中心，同時也是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委 會）的成員。龔尤倩（2008）在回顧台灣移工運動時曾經提到，李易昆和柯 逸民當時先後嘗試進行基層移工的組織（當然，此處所指是在工運脈絡下的 組織），是台灣工運界推動相關組織經驗的先驅。
並且認為：「菲勞根源於『文化傳統』的自我組織現象或許正提醒著我們注意 它的政治潛能。…，這個菲勞自發性組織可能還有許多未竟之功，但這絕對不 是否定它的理由，真正要面對的問題只在於如何轉化與實現。」（頁116，底線 為我所強調）
吳挺鋒提出「文化鬥爭」的概念，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回到台灣當時的運動 場域進行反省。他一方面抨擊部分台灣主流工運團體的「一國工運」心態；另 一方面也批判具歧視性的國族化女性主義。而反映在台灣移工運動的實際開展 上，吳挺鋒這個重要的問題意識也切中外在社會與政治環境的變遷：1999年台 灣 移 工 運 動 中 重 要 的 組 織 － 台 灣 國 際 勞 工 勞 工 協 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簡稱TIWA ）正式成立；此外，出身工運界的鄭村棋入 主台北市政府勞工局，開始積極改造外勞行政與服務的官僚體系，其中非常重 要的一條政策路線，就是企圖以「文化鬥爭」的方式更讓移工被台灣社會「看 見」：
一九九九年冬天，工運出身而擔任台北市勞工局長的鄭村棋，希望以文化 鬥爭的方式來翻轉社會對移工的污名。…；利用行政部門的資源，面對移 工問題叢結的結構，發展出一連串包括服務與文化活動的行動方案；透過 移工詩文比賽、移工文化展演等相關活動，試圖以異文化風情與體現「移 工也是人」的活動，來拉近無形的社會距離；並使用文化策略，讓移工可 以集結、發聲及再發展的一種方式。（龔尤倩，2008，p.7）
這個「工運勞工局8」以「文化作為一種策略」，一方面是為了醞釀移工主 體形成和行動的條件，進而發展具階級意識的移工自主社團；另一方面也企圖 透過文化活動漸進生根，翻轉都市空間的近用權力（龔尤倩，2002；陳素香，
2005；吳永毅，2007）。其中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聖多福教堂週邊有機形成的 小菲律賓區，就成為極重要的戰略地點和實驗場地，特別是2002年TIWA與工 運勞工局在此合作成立了命名為HOME（House of the Migrants’ Empowerment）
8 「工運勞工局」是借用吳永毅（2007）對鄭村棋主導時期的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的稱呼。
的台北市外勞文化中心9，更是讓行政體系與組織運動的結合達到了高峰，也是 那個時期文化鬥爭的空間政治極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在這個脈絡下，吳比娜（2003）以HOME志工兼研究者的角色切入觀察，
詳實呈現了ChungShan10形成菲律賓移工假日社群空間的張力過程。她指出 ChungShan豐富的社群網絡作為互通資源的管道，可以形成自我保護的力量，
有效改善個別移工的勞動狀況；另一方面，她也觀察到在社群內部互動下產生 了各種社團，認為透過興趣結合的社團，有助於凝聚向心力，並創造出不同的 人際互動與參與討論的機制。基本上，吳比娜對於網絡與社團發展的看法仍是 以「文化作為一種策略」為支點，因此她特別提到保險傳銷、零售下線等商業 運作機制，認為這會對社群發展投下了「變數」；也認為在台移工做為「客 工」，人員不斷流動對於社團發展是一大考驗。雖然她持平地指出社群內團體 的走向與定位存在著內部矛盾，同時也隨著移工對自身遷移經驗的看待而異；
但她所思考的「異質多元的公共討論」，基本上仍是以朝向台灣社會的公共領 域現身為主調。整體而言，吳比娜對於社群空間的內部差異有不少細膩的觀 察，然而她關注的重點在於特定都市空間節點的形成，因此對於社群網絡與組 織發展的具體分析也僅是點到為止。
除了吳比娜的研究實際貼近著移工「文化鬥爭」最具代表性的實踐場域而 開展，在前後這段時期裡，其他的移工研究也對於假日時空中移工社群生活的 相對自主性頗有著墨，而且這些研究多半更進一步深入了特定領域移工的生活 脈絡。林津如（2000）和林秀麗（2000）首開先河，指出女性家務移工之於一 般（男性的、廠房裡的、工地裡的）外勞的特殊處境，兩人的研究中都提及休 假時間的拉距做為一種自主性的抗爭。藍佩嘉（2002）則以Erving Goffman的
「前台／後台」理論概念，精采地分析了女性家務移工在週間與假日之間有意 識的不同形象操演，其中十分鮮活地描寫了移工假日社群生活的個人與集體策 略。汪英達（2003）則提出一套「加括號」的方法，突顯家務移工的「實而 假」（real but fictive）「工作時空」與「假而實」（fictive but real）的「假日
9 TIWA的組織工作者陳素香、顧玉玲、龔尤倩等，都與鄭村棋同樣出自工委會 體系，其中龔尤倩更加入了「工運勞工局」，成為一系列文化行動策略的幕 後重要推手。
10 ChungShan即是「中山」，是菲律賓移工之間指稱聖多福教堂週邊地區的共 同語言。
時空」之間的對立，並主張家務移工就是利用斷裂、區隔及懸置日常工作與假 日儀式的「時空爭奪」策略來生存。通過這些研究，「假日時空的文化鬥爭」
做為一個在台移工開展社會網絡和孕生主體性的實作過程，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普遍被接受的認識方法。
2003年初隨著鄭村棋的離開，台北市「工運勞工局」時代也宣告落幕；而 HOME在繼續經營了一年多後，也在2004年底被以「使用效率過低」為由，不 再續約，被迫關閉11。儘管這個由運動團體有意識地推動，實驗性濃厚的「外 勞之家」走入了歷史，但在HOME運作期間成功催生出來的移工自主團體，如
2003年初隨著鄭村棋的離開，台北市「工運勞工局」時代也宣告落幕；而 HOME在繼續經營了一年多後，也在2004年底被以「使用效率過低」為由，不 再續約，被迫關閉11。儘管這個由運動團體有意識地推動，實驗性濃厚的「外 勞之家」走入了歷史，但在HOME運作期間成功催生出來的移工自主團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