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第一章導論

第六節文獻回顧

壹、台獨定義

以「台灣獨立」為主題的研究為數不多，其中陳佳宏（2006）以台灣獨立運動為主軸展開一部龐大的獨立運動史。根據他書中的討論台獨的定義可以從「台獨團體」、「台獨訴求」、「台獨策略」、「台獨趨勢」、或者「台獨進程」等各種不同層面來界定，而作者選擇切入的角度為台獨進程，他將台獨視為是一個「動態的政治發展過程」，提出「台獨進程五階段論」，分別為「客觀的台獨」、「實質的台獨」、「主觀的台獨」、「建制的台獨」以及「法理的台獨」。除此之外還進一步將前三個階段定義為「暗獨」(de facto independence)；後面兩個階段是「明獨」

(de jure independence)。研究試圖提供台獨歷程一個連通過往及未來的框架，確實提供台獨研究一個思考的方向。

許維德評論本書時提出實質的建言，像是五階段的規劃，似乎對「行動者本身對歷史事件之主觀解釋」這個面向不夠重視（許維德，2007：249）。這可能是五階段架構需要審慎面對的問題，由於五階段架構將國民政府來台初期視為「客觀的台獨」，這與國民政府視台灣「自古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念有根本上的抵觸。所以一個在所有政策指標與政治修辭上都高舉「反台獨」立場的政治行動者，即使像陳佳宏指出「由於『反共』立場而堅守台灣抗拒共產中國之統戰，並形成『客觀之台獨』」，我們真的能夠將其視為是台獨運動的參與者嗎

（同上註：250，粗體為原作所加）？另一方面，台灣獨立運動並非起源於戰後，

但是五階段的規劃卻是在戰後才開始。鑑於以上，雖然本文難以在五階段的基礎上展開研究，不過首先，陳佳宏的研究對於台灣獨立的史料耙梳給予本文許多幫

助。再者，陳佳宏對於台灣獨立點出一個相當重要的提問：「『獨立』必定有其『母體』，『台獨』的母體是誰？台灣到底該向誰獨立？」（陳佳宏，2006：3）循著這一個提問，我們了解到，台灣獨立與十九世紀初一波殖民地獨立的情況相當不同。

貳、兩種民族主義在台灣

前面我們討論過了國家認同與台灣民族主義的關係，在此我們僅以民族主義的重要性稍作整理，以利我們往後討論民主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以及將國家認同的旨趣移轉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台灣社會存在兩種民族主義論述相互拉扯，分別是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

現在世界上國家的概念以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主，政治單元和民族單元合一的話可以讓國家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民族主義在國家認同上有難以被取代的重要性，它有很強烈的凝聚力，它說明群體如何主觀認定自己屬於哪一個社會。提到民族主義就不可不提Benedict Anderson 提出想像的共同體，「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而然，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

(Anderson, 1999：41)想像共同體討論的媒介是印刷出版品，透過閱讀時間空間和單位的問題都可以克服。除了 Anderson，當然我們前面討論過的 Gellner、

Hobsbawm、Renan 也都很重要，總之他們的論點相繼佐證民族是被建構的，重要的是民族建構的依據是什麼？扼要地講，民族主義主張所有具備相同種族血緣、

歷史文化、語言、宗教、或共同生活習慣的人構成一個民族，這群人珍惜他們的民族遺產，不接受其他民族的統治，因此要求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或自治（江宜樺，

1998：140）。循以上定義，我們發現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都是順著這樣的思路展開。以民族主義方式論證國家認同，並從而得出台灣必須與中國統一的理論，自來是國內公民教育的主流。這也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官方所提倡並容忍的唯一說法（同前註：141）。八〇年代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動，中華民國先後退出聯合國和與美斷交，國內民主企求的呼聲也難以忽視，最後終於爆發美麗島事件。當時政治上的抗爭催生一波由文化菁英主導的台灣民族主義，立下與中國國族主義對抗的根基。

有趣的是，隨著台灣的民主發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完整想像，

在政治動員和社會權力的爭奪中被悄悄地解構。我們知道族群問題在台灣社會曾經是很嚴重的對立因子，張茂桂（1997）提出「政治的族群化」過程，他認為「族群衝突」是一種新的語言，是「國家認同」問題白熱化後的演繹論述。1993 年國民黨內部分人士不滿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政策方向，認為國民黨完全變質，唯有組黨才能拯救國家為號召，宣布組成「新黨」。同年，「四大族群」的說法應運而生，將台灣地區民眾分成「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和「外省人」四種類屬，但這種分法充滿了內部歧異⁵。「四大族群」因此是一種政治發明，一方面解構過去的「中國人」這樣統一的形象，另一方面用來定義一個新的「共同體」想像（同前註：66）。尤其當四大族群中的原住民和「漢人」對立起來的時候，中國國族主義中建構的許多共享元素和經驗都倍受挑戰。

參、國家認同與民主鞏固的兩難

原本民主化被期待在一個沒有認同爭議的政治單元下進行，原因是國家認同

5 族群分類、族群想像及其內部歧異問題參考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整合往往要犧牲很多個體自由與社會多元才能夠達成，這是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

（認同整合）與自由主義（多元民主）的兩難。台灣逐步施行民主的時間，正是台灣民族主義建構的時期，民主化的腳步引發了國家認同分裂，並且反過來侵蝕民主成果。民主化的推行保障了兩派民族主義的言論自由，讓他們更加大力宣揚自己的主張。吳乃德（1997）延伸 Mill 的討論申論三點：一、國家認同的衝突讓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成為不可能，如此一來公共政策會成為剝奪敵對群體利益的工具。二、由於人民缺乏同胞的感情，社會中將缺乏民主政府運作所必要的團結一致(united)的公共輿論。三、國家認同的衝突使得同一國家具有兩組的政治領袖。任何一組的政治領袖都無法獲得全部人民的信任。吳文在以上三點衝突中提中的解決辦法是「以一個運動的方式，促成民族認同的形成：包括發掘民族的歷史，『在合理的範圍內』重構民族的歷史、民族的驕傲等」。

如何讓民主與民族凝聚並行不悖？吳叡人提出「民主化做為民族形成的手段」，「民主化本身可能就是一種民族形成（解決國家認同分歧）的重要機制 (mechanism)。這個論證的基礎是，『參與』(participation)會增強成員對體系的認同感。」（吳叡人，1997：42）。透過吳叡人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民主參與的力量被期待是「由下而上」的改革力量，而不是交由政黨主導的勢力鬥爭，獨立與否不應該是政黨競爭的象徵性符碼操作。

王甫昌也針對這種兩難提出觀察。不論民進黨如何解釋，多數外省人仍然認為在台灣民族主義所欲建立的「台灣共和國」中，台灣人的光榮及尊嚴，相當程度是建立在對於外省人族群光榮及尊嚴的打壓之上……因此主要是源自於他們對於文化及心理的「族群權利」受到威脅。這種困境所導致的族群（或民族）危機感又最容易被國民黨吸收，作為抗拒台灣全面民主化的工具（王甫昌，1997：

145）。不僅如此，在外省人把持資源的情況下，民主推行也會激化台灣民族主義。

在上述的情況下，他認為處理族群紛爭的的原則是：「既有的群體或族群的文化差異及認同或尊嚴，應該列入國家所保障『群體權利』的範圍。這包括認可現有的多種語言、及文化的地位及價值，並應在政策上設計保護或維持這些文化的具體措施。」（同前註：149）。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個人不應該被區分是哪個文化群體，這應該是個人的自由選擇。我們可以看到相較於吳叡人由下而上推動民主的想法，王甫昌是比較由上而下採取保護的措施。

總之 20 世紀末，學者紛紛對於推行民主，可能引發的國家認同危機，有相當的討論。經過20 年來的民主施行，吳叡人（2015）針對 318 運動寫的〈黑潮論〉中直指這波台灣公民社會抵抗資本與帝國入侵，要求自決命運的運動，具有明顯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特質。

肆、國家認同研究轉向探討日常生活

Edensor(2002)針對古典國家認同做出檢討，他認為像我們前面提過的 Anderson、Gellner、Hobsbawm 他們太專注於高等(high)文化跟官方(official)文化。

大眾文化常被視為微不足道、膚淺或是跟國家認同無關的。認同理論家長期忽略大多數人多數時間的生命體驗。他認為國家意義的文化形式和實踐，越來越多從大眾文化中想像和繪製出來，其力度漸漸取代「傳統」的實質影響力。並不是說以往專注在國家認同上對傳統儀式和文化成分的分析和現在毫無關係，只是說它們的影響力被大眾文化再分配，混合了其他標誌性的文化元素。他延伸Billig 的凡常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認為國家認同是根植在每日生活中(grounded in the everyday)，那些社會互動的日常小細節、習慣、常規和生活知識。照 Billig

的說法，我們每個人都過著具有民族主義的生活。不過，Billig 的理論是在於像英國那樣國族沒有爭議的情況下提出，如若要應用台灣的情況需要相當斟酌。

我們在此稍微討論一下 Bauman，他用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來解析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社會。「時間」是液態現代的權力關鍵，交通運輸和網路通訊的種種技術革新造就數位匯流的當代，能夠掌握時間享有移動自由的人才真正掌握權力的核心。軟體(software)資訊的速度已接近瞬時，預兆空間的貶值。液

在文檔中從政治消費觀點看台灣新世代的「台獨」認同建造 (頁 28-35)

第一章 導論

第六節 文獻回顧

壹、 台獨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