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消費觀點看台灣新世代的「台獨」認同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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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莊佳穎. 博士. 從政治消費觀點看台灣新世代的「台獨」認同建造. 研究生：許書容撰中華民國一○六年一月.

(2) 摘要本文在古典國家認同的根基上，以政治消費觀點觀察年輕世代的台灣認同建構。本文主張這是一種透過商品或文化消費手段，實踐一種以個人主義的多元身分與文化認同為基礎，建構出的想像的台灣國族共同體。本文首先處理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關係，藉以梳理年輕世代的「台獨」觀。接著描繪本文的研究對象以及文化消費與自我認同的關係。太陽花運動是本文觀察政治消費現象的起點，運用構框理論及場域分析來解析運動中的權力結構，進一步觀察「台獨」符碼在運動中的呈現，以及運動參與者如何以個人主義化的個體加入抗爭的大敘事。最後觀察陳水扁時期與當代選舉中政治消費的差異，以及其他當代政治消費現象。研究發現，透過消費實踐的各種身分編輯、認同拼貼，讓「台獨」透過消費個人主義化，這裡面的認同尺度不是集團化的國家想像，而是個人主義化的自我，以個人主義來追尋一種共同的台灣國族想像。這種多重身分及多元文化的認同構築，讓古典國族認同建構中的對立元素得以共存而不衝突。關鍵字：台獨、政治消費、世代、太陽花運動、個人主義 . . I .

(3)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lassic model of national identity. It has viewed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aiwan's younger generatio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onsumerism which was announced to be the merchandise-‐consuming or culture-‐consuming practice which builds an imaginary Taiwan's nationality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diverse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under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ism. This study first tided up the historical context between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to figure out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s younger generation on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second step wa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consuming concept, self-‐identity and the objects of this study. Sunflower Movement was the start of the observation on the political-‐consuming phenomenon. This study applied framing theory and field theory to analyze the hierarchy of authority in this movement. Furthermore, the symbols represented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the meta-‐narrative of the attendees (how each individualist joined this movement spontaneously)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In the end,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differences on political consumerism between Taiwan's contemporary elections and the course of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d also reviewed the other phenomena which were related to political consumeris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verse identity editing and identity collaging which were demonstrated by consuming practices "individualismized" the concept of Taiwan independence through the consuming behaviors. The scale of the identity here is not a group imagination on nation-‐building, instead, it is an "individualismized" consciousness which pursues an imaginary national identity of Taiwan by the way of individualism.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identity which is composed by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diverse cultures makes the opposite elements become reasonable in the classic model of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Taiwan Independence、political consumerism、generation、Sunflower Movement、individualism. . . II .

(4) 目錄 . 第一章導論…………………………………………………………1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第六節. 前言………………………………………………………………………1 問題意識…………………………………………………………………2 台獨的動態歷程…………………………………………………………4 政治消費觀點……………………………………………………………20 研究方法…………………………………………………………………22 文獻回顧…………………………………………………………………24. 第二章全球化下的文化消費與自我認同 …………………………… 31 第一節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掌握新媒體(New Media)的新世代………31 第二節全球化脈絡下的文化認同………………………………………………39 第三節借鏡的「他者」——中國………………………………………………48 第四節小結………………………………………………………………………54. 第三章太陽花運動…………………………………………………56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 學運回顧和相關文獻……………………………………………………56 太陽花運動中的權力結構………………………………………………60 太陽花運動與構框理論…………………………………………………66 參與行動的個體…………………………………………………………72 小結………………………………………………………………………75. 第四章政治消費在台灣……………………………………………77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陳水扁時期與當代選舉的政治消費差異………………………………77 台灣國護照貼紙事件……………………………………………………85 透過消費個人化的「台獨」……………………………………………89 小結………………………………………………………………………94. 第五章結論與研究展望………………………………………… …95 參考文獻……………………………………………………………100. . III .

(5) 第一章導論第一節前言我們生活在台灣，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我們在中華隊出賽的時候熱血沸騰、竭力加油，但是國際比賽卻從未看過「青天白日滿地紅」那面旗幟飄揚。國人在國外獲得獎項、有傑出表現，我們擁戴他們為「台灣之光」，卻不真的清楚他們如何成為台灣之光？而且永遠有下個台灣之光。我們在「國慶日」的時候揮舞「國旗」，卻在中國官員來台的時候收起「國旗」。我們有自己的護照，卻常被外國人誤認為中國。我們熱愛中華文化，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在台灣生活，有太多感覺理所當然卻又不對勁的事。有太多法律規約和生活經驗不符的事，這些事情或許不那麼影響日常作息，卻始終盤旋在台灣社會。我們不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嗎？統、獨調查卻沒有中斷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台灣社會一直在改變，年輕人也開始有新的看待自我與他人的方式，以及對於我們想要過怎樣的生活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民主在台灣推行了幾十年，每個時代都有台灣青年陸續加入民主鞏固和深化的陣營。2014 年 3 月的太陽花運動又是一次青年作為行動主體的抗爭行動，這場運動締造了許多的紀錄，在台灣民主化的路上寫下不可抹滅的扉頁，既為集大成的終章亦為開啟新時代的序章。這場運動作為本文考察的起點，後續將會針對運動作一些分析。台灣在冷戰背景被整合進美國資本體系後，快速經濟成長，於是在快速進入消費社會與高速民主化的背景下，出現了新興的消費類型——政治消費。這種消費型態與國家認同交會所激盪出的火花正是本文研究的焦點。. . 1 .

(6) 第二節問題意識太陽花運動是台灣罕見的大型抗爭行動，不但在運動現場有多種形式的民主實踐，在運動過後仍有許多團體延續這股動能，舉凡各地的游擊小蜜蜂、割闌尾活動（罷免不適任立委）、青年選里長、青年返鄉投票專車、成立新政黨……等等。最讓人訝異的是 2014 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大大凸顯這波民主動能的威力，撼動許多地方長久以來的政黨結構。尤其，柯文哲以無黨籍身分入主台北市，打破藍營「派一顆西瓜也能選上」的神話。同時，柯文哲競選團隊大量進用年輕人，打出清新活潑的形象，也讓各界紛紛開始重視青年社會力。筆者身為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對於年輕世代的結構性問題深有所感，對於參與者被什麼驅力驅使，才義無反顧回到現場聲援也感到好奇。在運動中觀察到參與者將各種標語和宣稱別在包包上或穿戴在身上，就連綁絲帶的方式也無奇不有，纏繞在手上、大腿、脖子、頭上、包包……等等，除了彰顯標語訴求之外，似乎也是一種可以展演的個人時尚和個人風格。還有貼紙也出現在各個角落，舉凡衣服、包包、臉上、記事本、隨身物品、麥克風、筆電……哪裡都可以貼，哪裡都不奇怪。尤其，有一款「自己國家自己救」字樣的黑色 T 恤熱賣，一時供不應求，還有盜版商自己打版來賣。這種宣示立場的商品儼然成為一種最寂靜的吵鬧，運動場合掛滿了黃絲帶，運動現場人人都穿黑衣服，一旦出了抗爭場域，黃絲帶與黑衣服就大喇喇的闖入日常生活，在事不關己的人群中形成強大的擾動。當然，只是想拿這些東西來收藏也完全不成問題。筆者看到這已然成熟的政治消費現象，並且觀察生產端已從特定議題團體或是特定政黨移動至民間。本文也觀察到年輕世代擁有別於上一個世代，看待自我. . 2 .

(7) 與他人的方式，本文採用政治消費來看年輕世代的台灣主體認同建構，希望為台灣年輕世代的認同生成找到一種說法，或者是一種得以實踐的作法，同時期待深化台灣政治消費的理論。. . 3 .

(8) 第三節台獨的動態歷程壹、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性回顧「台獨」是「台灣獨立運動」的簡稱，台獨本身即是一個運動訴求。台灣歷史上曾經歷過幾次的殖民，但首次有「台灣人意識」，想要掙脫殖民壓迫則是始於日本統治時期。殖民地台灣受到種種不公平待遇和剝削，「第一戇，種甘蔗予會社磅。」是當時民間流行的俗語，一方面反映殖民地供應物資的角色，另一方面也體現殖民母國公司從中牟取暴利，台灣人只能承受的悲哀。與此同時，日本也想藉由經營台灣來「脫亞入歐」，證明自己有進入先進國家的實力，進而開啟了台灣現代化之路。台灣透過殖民者進行全面性的啟蒙，第一次接觸到現代知識的台灣人求知若渴，試圖瞭解這個世界也瞭解自己。 1920 年《台灣青年》發表了一篇〈台灣島與我們〉，讓雜誌首次被日本政府禁止販售，因為它傳遞了「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思想。在此之前，清國稱島嶼上的人民「臺民」，日本政府則稱為「土人」，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並沒有被整合進日本，而是明白衍生出「我們與日本人不同」的具體認知，「台灣人」說法首次躍上歷史洪流。要爭取做自己的主人，知識份子致力於喚醒「人的自覺」的文化運動，追求民族、階級和婦女的三大解放（陳翠蓮，2013：75-97）。大正民主時期的青年政治運動具有國際聯合性格，尤其是社會主義、左派運動強調國際主義，吸引各國青年相互奧援、合作。在東京的台灣青年，不論左派、右派，都投入這股爭取殖民地解放的潮流。1920 年代反殖民運動中，台灣青年與東亞各國知識青年跨國合作的程度，可能超乎一般人的想像。1921 年華盛頓會議前台灣知識份子與東亞知識份子計畫派代表前往，爭取殖民地獨立。. . 4 .

(9) 「朝鮮是獨立國家，與台灣不同！」朝鮮代表這麼說。「應該將台灣歸還中國！」中國代表如此主張。「不！不！我們台灣人希望能如比利時一樣，獨立成為永久中立國！」彭華英一再堅持（陳翠蓮，2013：27-30）。後來發生三一事件，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為了獨立，付出慘痛的流血代價。台灣人引以為鑑，爾後的運動幾乎皆為體制內的爭取自治。接收民主思潮的台灣人，首次在現代國家的意義中思索「我們是誰？」。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淪為戰敗國，台灣民眾終於可以脫離殖民的壓迫，此時台灣確實瀰漫了「回歸祖國」的愉悅與期待。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台灣人首次迎接中華民國的雙十節，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高掛著，大家齊唱國歌，眾人感動落淚。連過去親日的御用台灣人也搖身一變，拋棄「天皇陛下」、「皇民奉公會」等，開始大談「中華民族」、「三民主義」，甚至有些人還冒充抗日份子，在各地開始組織所謂「歡迎祖國籌備會」（陳佳宏，2006：70）。可惜，來到台灣的國民政府，物質水準不如接受現代化後的台灣，一年多內造成民心流失大概有五項主因1：貪汙腐化的政風、大陸人士壟斷權位、經濟的獨佔與壟斷、民主凋敝以及軍警作威作福。數個月前歡欣鼓舞迎接的軍政人員，對台灣卻是進行更嚴重的掠奪，人民的心情由期望轉失望，再由失望到絕望，埋下深深的對立因子。隨著雙方衝突日益高升，終於發生台灣史上難以抹平的傷痛「二二八事件」。隔年台灣開始了長達 38 年的戒嚴，進入白色恐怖時期。戒嚴期間，人民基本的各種自由權力都被限縮。除戒嚴令之外，1949 年 5 月 24 日立法院通過「懲治叛亂條例」，其規定與 1 . . 採歷史學者李筱峯歸納的五項主因，參考《台灣民主運動 40 年》，頁 29-‐32。 5 .

(10) 罪刑法定主義的刑法基本原則抵觸，人權遂喪失其根本保障。尤其是「二條一」（第二條第一項）唯一死刑的規定，配合戒嚴體制的運作，造成極大的人權傷害。「二二八事件是一場在『台灣祖（中）國化』的過程中，由於接管者失敗，歸宗者離心所激發的巨大民變。這場悲劇的誕生，使得從日治時期便已逐漸開展的台獨有了重新出發的契機，海外台獨始終將二二八事件視為奮鬥努力的精神來源與起點。」（陳佳宏，2006：84）。相較於海外，國內歷經白色恐怖，人們彼此監視的同時也自我監視，一個人心惶惶又風聲鶴唳的年代，一般人民逐漸培養出一股不談政治的潛規則。真正有組織的獨立運動實際始於海外，國內受限於種種體制束縛的同時，海外獨立運動積極發聲。1956 年在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公布「台灣共和國臨時憲法」，其後海外各地台獨組織陸續出現。1970 年 1 月 1 日，各國的台獨組織組成世界性台灣獨立聯盟 WUFI(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包括日本本部、美國本部、歐洲本部、加拿大本部和台灣本部， 1976 年再加入南美本部。WUFI 成立的時候，彭明敏成功逃出台灣，同年 4 月 24 日黃文雄、鄭自才在紐約槍擊蔣經國，史稱「刺蔣事件」。黃文雄當場被制伏，被壓倒在地的他大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當時多個國家以頭版報導該事件，聯盟一時士氣如虹、鬥志高昂，此為海外獨立運動的高潮期。冷戰結構下中華民國一邊為求拉攏民主陣營的美國，一邊為求和共產中國做區隔，國民黨用選舉來維持統治合法性。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成為關鍵性的歷史轉折，「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宣稱被打破。1979 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在爭奪「正統中國」地位的持久戰中越趨弱勢。為鞏固政權，國民黨動員所有宣傳工具攻擊黨外人士，「其宣傳方式明 . 6 .

(11) 顯地出現『三段推論法』：人權運動者（民主人士）即台獨份子；台獨份子即共產黨徒或共黨同路人；共產黨徒或共黨同路人是壞人。而壞人便該關、該殺。黨外、台獨、共黨『三合一敵人』的論述、形成國民黨法統勢力長期以來的思維模式。」（陳佳宏，2006：309-310）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多名黨外運動人士被捕，隔年的美麗島大審引發國內外關注，對台灣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隔年發生林家血案，其後陸續發生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等，海外台獨與國際輿論相繼奧援，黨外人士終於在 1986 年成立「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 1987 年鄭南榕在金華國中演講台上，以清亮的台語就著麥克風：「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台獨言論首次在台灣社會公開。他不但籌組雜誌社還陸續組織以台獨為訴求的街頭運動，以一波又一波的行動衝撞威權體制。1989 年鄭南榕收到涉嫌叛亂的傳票，他決定自囚於雜誌社並表示：「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最後在自囚的第 71 天（4／7）警方攻堅促其引火自焚。鄭南榕一輩子為言論自由與台灣獨立獻身，人們賦予其「行動思想家」的稱號。1992 年刑法一百條修正通過，台獨言論才真正除罪化。其後，治權只在台灣的事實、冷戰局勢、國內民主的聲浪等因素，中華民國的概念逐漸與臺灣合流。中華民國越來越脫離正統中國的同時，堅決反對分離的反倒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中國共產黨主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後的中國無法容忍任何的分離主義，其強勢態度反應在歷任台灣民選總統強調「不片面改變台灣現狀」的主張（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及蔡英文的「維持現狀」），以及飛彈試射造成的台海危機。近年來則不斷重申「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對國際宣稱台灣為中國不可分割領土，阻擾台灣加入國際組織，打壓台灣不得以正式國名參與國際活動……等等。 . 7 .

(12) 「中國」作為一個意符 (signifier) ，其意旨 (signified) 已經被對岸所先佔 (preempted)，而「台灣」作為一個新的集體指稱的意符，既未得到充分的制度支持，在國際上也受到種種阻撓，使得台灣的政府與人民，僅僅是為了「如何指稱自己」這件事，就得受盡各種挫折，浪費無數精力（汪宏倫，2008：86）。汪宏倫非常精闢的描述了台灣當前的困境。. 貳、國家認同與台灣民族主義當代世界上的國家是以單一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為主，原本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是兩個不同的概念，「nation 是（理想化的）人民全體，而『國家』是這個人民群體自我實現的目標或工具。」（吳叡人，2010：21）當兩者彼此涵涉的範圍一致的時候，可以讓國家達到相對穩定的狀態。江宜樺對國家的狹義定義是「當『國家』意指『民族國家』之時，它同時表達了『治權獨立』以及『民族統一』的族群文化意涵。」（江宜樺，1998：6）Gellner(1983)開宗明義就指出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項政治原則，政治單元和民族單元要合一。民族主義是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因為它的牽涉了人在情感上的依歸，個別成員透過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產生歸屬感，整個共同體一起經歷快樂悲傷，共同承載榮辱興衰，「一群具有名稱的人民，他們共享一塊歷史的領土、共同的神話、歷史記憶和群眾文化，以及共同的經濟、法律上的權力和義務。」(Smith, 1991, p.14) 它說明了一個群體如何主觀認定自己屬於哪一個社會，在國家認同上有強烈的凝聚力。國民政府來台後即以文化霸權的絕對優勢，全面施行中（華民）國民族主義，高舉正統中國的大旗，要將台灣打造成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完全無視於這塊土 . 8 .

(13) 地上培養出的「台灣意識」2。七〇年代開始有一些本土菁英以「台灣人」自居，國民黨政權發現到只講我們都是中國人是不行的，它需要進一步提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塑造計畫（盧建榮，1999：27）。依據蕭阿琴（2012）的研究「台灣民族」概念的建構，一直要到美麗島事件之後才開始進行，並且是「政治民族主義」先於「文化民族主義」。美麗島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迫害，催生激進的民族主義，以挑戰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為主軸展開。這個時期「台灣民族」的文化菁英，藉由創造台灣人的集體象徵、重新詮釋台灣文學、復興福佬台語、重新書寫台灣歷史等，以支持政治上的認同主張與行動。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和國家認同的對立，跟台灣的「族群想像」有高度的重疊，它被一個以族群對抗（主要是本省人／外省人）做為目的的方式建構起來，這個族群意識在 1990 年代發生激烈的衝突，體現在選舉操作。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先是與省籍意識結合，之後又與藍綠陣營綑綁在一起，很多時候為了選舉操作，藍綠又和統獨的概念被放在一起談，這些糾結使得統獨議題被貼上不同的標籤，也使得民族主義可以被操作和動員。民族是「建構」的被研究者以不同的分析方式提出，Anderson(1999)認為民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將民族視為是天生的、上帝給予人類的分類方式，這些說法是神話。民族主義有時利用文化傳統作為凝聚民族的手段，有時後創造民族，這才是事實。」(Gellner, 1983, p. 48) 。Hobsbawm(1990)認為所謂的民族傳統是為了鞏固既有的政治秩序而進行的「發明」。法國民族主義先驅 Renan(1990) 2 . 歷史上的「台灣意識」基本上是一種抗爭論述，早期的台灣只有作為地方意識的漳、泉意識，到了日治時代由於居於殖民者地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台灣意識」逐漸形成。日治時代的「台灣意識」既是反抗大和民族的漢民族意識，又是反抗殖民統治者的階級意識。關於台灣意識可參考黃俊傑的《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 . 9 .

(14) 則強調「遺忘」的重要，「遺忘歷史錯誤才是創立國家的關鍵，這也是為什麼歷史學術的研究其進展常威脅國家意識的完整。」作為一個晚進的、抵抗中國民族主義而起的台灣民族主義，大多同意這個被建構的特質。「民族非天生的，它的建構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必須經過想像、建構及成熟的步驟；而這個任務永無止境，甚至要不斷地建構、重建。台灣民族運動就是如何把鬆散的『台灣人』(Taiwanese people)，塑成『台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的努力。」（施政峰，1999：30）正因為這個被建構的特質，又或者台灣始終沒有達成民族國家的目標，台灣民族論者似乎比較能接受台灣民族尚在不斷變動中的狀態。 1997 年 9 月 1 日開始在國民中學全面實施一套《認識台灣》的教材，共分為「歷史篇」、「地理篇」和「歷史篇」三冊，這是「台灣主體意識」首次進入教育體系，得以享用龐大教育資源從各層面認識每日生活的地方。實施這套教材之前曾舉辦「《認識台灣》教科書大辯論」3，正方的關注的焦點在於「台灣人生活在這裡，應該學習這片土地的過去和現在」，反方辯詞多為「與中國民族連結太少，沒有凸顯『抗日』」。解嚴後台灣快速的民主化，造成了很大的國家認同衝突。原因在民主體制下的言論自由和政治動員，保障了各種國家認同的充分發揮和創造，助長國家認同的分裂。對於國家認同和民主鞏固的問題也引起學者關注（吳乃徳，1997；吳叡人，1997；施政峰，1999）。台灣民主化的成果，至少落實了一人一票的選舉模式。中華民國政府時效統治區城內的公民，也是選舉共同體，賦予一種位居台灣 3 . 《認識台灣》教科書大辯論由 TVBS、《新新聞週報》舉辦，時間：86 年 7 月 20 日下午 6 時至 8 時，地點：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主持人：陳其南。辯論詳細內容收錄在《海峽評論》81 期，頁面連結：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1967.html . 10 .

(15) 的主權性政治共同體意涵、也就是「台灣國民」之意義（若林正丈，2014：17-18）。台灣民眾因行使投票權而有影響政府的具體參與感，選自己的總統、使用新台幣、擁有自己的護照和身分證、納稅給政府、擁有國軍……等，一個實實在在「我們國家」的共感。. 參、台灣社會劇烈的政經變化到青年面對崩世代結構性問題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後快速的成長，一九八〇年代是一個被標誌為「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台股、房地產狂飆，民間消費力大大提升，各產業的內銷成績大幅成長。與此同時，政治上的反對運動也漸漸取得社會空間，陳光興（2001）指出民間龐大的消費力，在衝破威權統治的力量中佔有十分重要的關鍵性。台灣消費社會的生成密切接合到政經結構的變化，它不僅借用「民間」社會的資源與動力，影響民間的既有型態，也滲入主導性政治空間，轉化政治操作的模式，它甚至直接影響到反對性社會運動的自我表現形式。前面提過，台灣政治民族主義先於文化民族主義，龐大消費力的民間社會資助黨外雜誌、地下刊物和另類媒體蓬勃發展，讓建構台灣主體的文化民族主義有發聲的管道，得以作為政治行動上的奧援，所以說消費社會的逐漸形成，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歷史條件。台灣社會隨著經濟發展快速進入消費社會，陳文指出九〇年代中期是台灣消費社會形成進入深化期的階段，資訊經濟節快速搭建，是否能掌握新科技媒體技術，以及是否能夠接合新媒體的運作邏輯，成為社會權力的核心問題。在這錢賺得又快又多的同時，八〇年代也常被形容是「狂飆的年代」，各行 . 11 .

(16) 各業充滿無限的榮景，整個台灣社會充滿了信心，伴隨著人民權利意識抬頭，化為一個個具體的自力救濟行動，各項議題（環保、女權、勞工、原民權……等）紛紛上街爭取權益，台灣社會拼經濟也拼民主，奠定台灣的民主根基。年輕世代生長在一個高度民主化和新媒體蓬勃發展的消費社會，他們既是消費者也是公民，自由選擇是每日自然而然的生活實踐，無論是要買什麼東西、搭乘什麼交通工具、看哪一個頻道、什麼樣的穿著搭配……等，到每隔一段時間的定期選舉，自由選擇是台灣人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更是年輕世代與生俱來的價值觀。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不公平的問題也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長期趨勢。2000 年政黨輪替，政治上雖然終結了國民黨長期一黨專政的局面，卻在經濟上採行同樣的新自由主義路線。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策略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成為全球的主流價值，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全球資本主義跟著財團化，新自由主義的信念終於導致了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勞工團體針對台灣社會長期趨勢推出社會學書籍《崩世代》，意外造成熱銷。此書歸納新自由主義對台灣社會造成的衝擊有四項：1﹑富者越富、窮者越窮；2﹑資本集中、創業無望；3﹑文憑貶值與工作貧窮；4﹑生育罷工與人口老化。這四項衝擊又可以歸納成三大政治經濟危機，分別是「對財團減稅造成的國家債務」、「勞動條件惡化造成的青年貧困」和「青年貧困造成的少子女化」。台灣民眾對於「階級」的認知大不如「國族／國家認同」來的敏銳，但是奉行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相對剝奪感，卻讓台灣的年輕世代相當有感。林宗宏（2013）分析 2000-2010 年間台灣民眾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變遷，研究發現包括：1﹑台灣民眾每月所得持平但貧富差距惡化，自營業者與非技術工人所得下降，導致主觀階級地位下滑。2﹑台灣民眾相對剝奪感增強，多數認為貧富差距惡化、自己 . 12 .

(17) 越來越追不上有錢人。3﹑台灣民眾功績主義信仰弱化，相信吃苦一定會成功的人數減少。1980 年代末期適逢台灣經濟奇蹟，《愛拼才會贏》和《向前走（向前行）》之類的歌曲傳唱一時，代表當時候民眾相信「打拼」終有收穫，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榮景。當今社會大環境情況越來越糟，研究結果在在顯示了民眾對結構的無力感。台灣曾經有兩大社會流動的管道「創業」和「高等教育」，隨著產業外移和產業升級，新創企業倒閉風險高，年輕人難以跨越創立企業的投資門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也沒有辦法挽回青年的就業機會，2009 年勞委會和教育部合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企業以每月二萬二千元雇用社會新鮮人進企業實習，每以此案雇用一人，政府即（22K／每人每月）補貼企業，俗稱「22K 方案」。此方案一出，等於是政府替企業背書，堅實的建立起年輕人極度低落的薪資行情價。「2009 年 5 月 11 日，那一天，台灣的年輕人們終於回想起了受資本家支配的恐怖，以及台灣原來是個半邊陲國家（semi-peripheral country）的屈辱。那一天，俗稱『22K 方案』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正式生效；而隨著此方案的生效，將台灣勞工生吞活剝的『低薪化』趨勢也逐漸浮上檯面，成為全體國民揮之不去的夢魘與恥辱的印記」（吳駿盛，2014：55）。看不見希望的世代氛圍，可以從新創後快速流行的網路用語一窺端倪，以「魯蛇」4（取英文 loser 諧音）為例，原本是用來反酸那些老是酸有錢人的人，到 2013（適逢蛇年）下半年魯蛇一詞越來越普遍，從原本用來指稱別人，甚至變成許多鄉民常見的自稱用語，以「本魯蛇」或「本魯」來代替「我」，可以說是繼「鄉民」之後，第一 4 . . 資料參考 PTT 鄉民百科「魯蛇、溫拿」條目。 13 .

(18) 個獲得如此地位的用語。這種自嘲式用法的流行，反應的正是一種絕望的世代氛圍。. 肆、年輕世代的「台獨」觀：天然獨？華獨？回顧了台灣獨立運動的展開和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隨著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改變，也看到年輕世代面對的結構困境。太陽花運動之後「天然獨」一說熱議，大家開始發現年輕世代有屬於自己的認同跟看待世界的方式。「天然獨」和「華獨」都是近幾年才出現的一種認同狀態指稱，並且尚在研究及辯證的階段，目前還未能被視為學術名詞。它們與年輕世代的認同觀息息相關，本節希望透過兩者的討論能夠勾勒出較為清晰的年輕世代認同樣貌。中華民國與台灣之間曖昧不明的關係，是必須正視的前提，因此本節先以中華民國與台灣兩者概念逐漸合流的現象作討論。. 一、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合流陳佳宏在《台灣獨立運動史》中給出以下提問：「台獨的母體是誰？台灣到底該向誰獨立？」這個提問可以說是世代認同差異的關鍵之一。史明為台灣獨立運動的先驅，經歷過日本殖民，很早就流露出反日的情緒。後來赴日本念大學，畢業後到中國投入抗日工程又在日後看盡中國共產黨的弊病。回台後歷經白色恐怖後來又逃到日本，寫下《台灣人四百年史》，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建構根基之一。至此，台灣人有自己的四百年史來挑戰炎黃子孫的五千年史觀。太陽花運動的時候，高齡 96 歲的史明老先生，還到抗爭現場為大家打氣。他的生命史可以說是一部壯麗地台灣獨立運動史，終於在 2016 年出版了《史明回憶錄》。在回憶 . 14 .

(19) 錄中他也提到了「獨立鬥爭對象是誰？」，「台灣、台灣人，為了從殖民統治解放而實現民族獨立，現實上有兩個敵人，一個是現正統治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再一個則是以龐大武力將要侵佔台灣的中國共產黨共產帝國主義。」（史明，2016：742，粗體為筆者所加）這裡清楚表達了一個「中華民國這個體制是正在統治台灣的殖民政權」概念。簡單來講，中華民國本身即是阻礙台灣主體獨立的敵人。所以，中華民國到底是如何從明確的敵人，變成現今與台灣曖昧不清的關係？李登輝在任內屢次公開使用「中華民國在台灣」——把一句話(a sentence) 變成一個專有名詞(a term)——的概念，企圖解決國號與領土不相符合的矛盾。國民黨與民進黨互相衝撞、妥協、轉型的結果，誕生了「中華民國在台灣」（陳儀深，2012：37-54）。我們可以從民進黨的黨綱制訂，看到順應這個「中華民國」與「台灣」概念漸漸合流的局勢。1991 年民進黨在黨員大會增列〈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基本綱領（即俗稱的〈台獨黨綱〉），這個時候要建立「台灣共和國」的目標還很鮮明。到了 1999 年，民進黨制訂〈台灣前途決議文〉，其中主張第一條、「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及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粗體為筆者所加）」如果「獨立現狀」成立的話，就等於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體制，更與史明認為中華民國為殖民政權的基本主張背道而馳。 2000 年民進黨籍陳水扁當選第二屆民選總統，一方面代表台獨勢力的政黨在中華民國架構下贏得群眾信任；另一方面更加深了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連結。在 . 15 .

(20) 中華民國的體制之下，陳水扁就職時對著「國旗」宣示，口唱「國歌」，民進黨已然承認中華民國框架。直到現任的民進黨籍蔡英文總統，也在重申〈台灣前途決議文〉就是民進黨的主張。汪宏倫（2014）指出 1990 年代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一種新的「反侵略、反併吞」的戰爭之框開始浮現。中國對台的飛彈威脅不能再視為國共戰爭的延續，而是「侵略」和「併吞」，兩岸間的對抗被視為新興的共同體（無論稱為「台灣」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共之間的戰爭。值得注意的是「戰爭之框」的運用，它本身構築了什麼是「值得／可以悲傷」、什麼是「不值得／不可以悲傷」的命題，也就是說它本身就是一個排除的認識架構，它不是一個兼容並蓄的識框。一旦台灣對於中國的識框構築在「侵略」和「併吞」之上，也就是一定程度的拒絕了中國識框所包含的價值。中華民國從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以正統中國自居，退出聯合國後相繼與各國斷交，正統中國的優勢不再。一切量身打造的體制（中華民國記年、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身分證、中華民國護照、新台幣、注音等等）最終落得只有台灣這個地方的人在使用。治權只在台灣的事實讓整個中華民國體制充滿各種矛盾，以護照為例，中華民國護照在陳水扁執政時期，實施在護照封面加註 TAIWAN 字樣。外交部公布更改理由歸納兩點： 1、許多外國境管單位與航空公司並不了解中華民國與中共的護照差異何在，造成國人海外旅行的困難與不便。 2、九次民調均有相當高比例的民眾支持以適當方式在護照上加註台灣，以便與中共護照作區別。加註台灣字樣主要是為了與中共作區別，用意在便民。但如此變更反而讓中 . 16 .

(21) 華民國與台灣的概念更加密切，更精確的說，中華民國藉由台灣漸漸脫離正統中國化，目的是為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區隔。再以台灣省政府為例，由於其與現行的國家權責高度重疊，目前採行精省將單位虛級化，但是並沒有廢省，臺灣省政府至今仍編列預算維持單位運行。中華民國與台灣概念合流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兩者不是以相似的比例相互融混，大部分時候中華民國都佔據優勢地位，讓台灣元素逐漸消弭，這也是台灣民族主義論者深層的焦慮之一。. 二、天然獨和華獨「天然獨」討論的起因是民進黨立委提出凍結台獨黨綱的提案，身為黨主席的蔡英文回應：「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建立了深厚的台灣意識，這個認同台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這樣的事實，這樣的狀態，如何去凍結？如何去廢除？」此話一出，立刻引來國民黨發言人陳以信說：「台灣共和國絕對不是台灣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我們可以觀察蔡英文巧妙的將認同台灣、台灣意識和獨立自主的價值與台獨黨綱勾連在一起。而陳以信的發言也是立刻做了一個拆解的動作，將蔡提到的那些價值歸為「台灣共和國」，我們看到政黨競爭始終不放棄在台灣定位上的政治角力。天然獨乍看之下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認同態度，在國家認同研究中一種原初的認同觀，因為生於此亦長於此，對於養育自己的土地出於本能而且自然而然地熱愛，認同在血液裡、血統中根深蒂固的存在，不用刻意宣稱國家的主體性，一種看似本質上的國族認同。但是事實上，天然獨世代的根基是很消費主義式的，天然獨世代在蓬勃發展的消費社會中生長，消費即是日常生活的每日實踐。他們的自我認同過程透過大量的文化消費建構，這些每日生活實踐的建構看似不假思索， . 17 .

(22) 如同 Edensor 所指的消費就像是「第二天性」般的自然，他們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很大部分是透過消費主義點滴形塑的，這是天然獨本身的弔詭性，實際上是消費主義包裝下的「天然」。華獨概念與天然獨不是非黑即白、全無交集的兩種概念。. 圖片來源：《我要討厭你五分鐘》臉書共 2.2 萬個讚，近三千次分享，並有《三立新聞網》和《自由時報》報導 https://www.facebook.com/hateyoufiveminutes/photos/a.418789708218424.1073741 826.418788678218527/897661560331234/?type=3&theater. 作者創作這張圖的背景是周子瑜事件，她在韓國的綜藝節目中揮舞中華民國國旗，被黃安指為台獨份子，激發了一連串台灣、中國、韓國對事件的討論。中華民國國旗竟然被視為台獨的象徵，在台灣內部當然引起不小的風波。揮舞中華民國國旗極有可能是統派而非獨。筆者試圖歸納幾個可能持華獨觀點的特色。首. . 18 .

(23) 先，認為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掌握獨立國家要素（人民、領土、政府、主權），獨立的依據可能是擁有身分證、護照、國旗、以中華民國記年、使用新台幣等等。他們不像天然獨那般自然而然，他們有意識到台灣跟中華民國的關係。他們可能覺得中華民國「本來就」獨立，也可能認知中華民國體制的缺陷，也覺得未來或許有讓中華民國名實相符的的法理變動，或許會有像國際宣布改變現狀的一天，但國名維持中華民國。目前台灣青年的認同是相對混雜的狀態，台獨、天然獨、華獨都不是涇渭分明的概念，他們之間有部分概念重疊。就算是大家都做「我是天然獨」的自我宣稱，每個人呈現的認同圖像還是充滿了異質。更有可能在不同場域有不同的認同表現，比如說在國內大加批判現有的黨國象徵，卻在國際比賽的場合捍衛中華民國國旗。筆者認為除非深刻的宣稱自己是台獨份子，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嚴謹的台灣民族意識者，天然獨和華獨的概念尤其有可能在統獨的光譜上面移動。譬如說一個呈現天然獨認同的人，因緣際會接觸到了許多以往在戒嚴或白色恐怖時期被掩蓋的過往歷史，顛覆了自己以往的認知，最後呈現與原本相當不同的認同樣貌。. . 19 .

(24) 第四節政治消費觀點本文主張年輕世代透過當代政治消費觀點建構的認同圖像定義如下：透過商品或文化消費手段，實踐一種以個人主義的多元身分與文化認同為基礎，建構出想像的台灣國族共同體。政治消費（political consumerism）的概念由莊佳穎提出，是一個可以實踐的手法，具有與政治霸權積極的對話關係。它的理論基礎來自 Gramci 文化霸權 (Culture hegemony)與 Bourdieu 提出習癖(habitus)的交會，同時參照 John Storey 的方法作為框架。這裡文化霸權提供的概念是一種跨階級動員的可能性，以及從屬階級可能被促發成為反霸權的力量；習癖則是提供共同認知如何在實踐中建構；而 Storey 的框架為文化的消費是「文化的生成」過程，消費端與生產端之間的積極關係創造文化意義。台灣民族主義正是在中國（華）文化霸權下積極創生的反霸權勢力，蕭阿琴（2012）的研究告訴我們一九八〇年代台灣民族的文化菁英，積極建立台灣本土的文化以作為政治行動的奧援。用四百年史對抗大中華的五千年；用多民族對抗炎黃子孫；用多語言對抗「國語」，並重新詮釋台灣文學。這些文化菁英組成了 Gramci 所謂的「歷史性集團」，以挑戰中國文化霸權（民族主義）所集結的反霸權集團。蕭阿琴自己也提到：「任何依賴文獻資料與探討知識菁英活動的社會學研究，都可能受到這個問題的挑戰：『他們所說的，有人在聽嗎？』」而他的處理方式是針對台獨立場的作家、文學評論家、歷史學者、語言運動者、地下電台的組織者、以及大學社團的領袖做訪談，了解他們的活動。他認為這些成效如何仍然難以得. . 20 .

(25) 知，但仍有它的重大影響，創造出一個與既有社會相左的「反文化」 (counter-culture)，透過其中各式各樣的組織與活動，以另類方式教化一群菁英，使他們投身於民族主義的理想。本文在此需要稍作反思，台灣民族主義的建構創造了一個與既有社會相左的反文化，這絕對是解嚴後台灣社會迫切需要的。但是民族主義建構中的集團性及其排他性，也在台灣社會變遷中遇到許多問題，不論是與中國民族主義衝突的問題，原住民的族群想像問題，到比較晚近的新住民人口越來越不容忽視的問題，台灣民族的想像是否能夠容納各種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筆者認為文化菁英對於社會改造絕對有積極的意義，尤其在本土資源進入文化霸權把持的管道。吳叡人（2015）以太陽花運動為考察在《黑潮論》中將台灣國族認同的觀察推向「公民民族主義」。他關注的焦點在於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不論是持中國民族主義還是台灣民族主義的主政者，都不約而同的朝右派靠攏，相繼奉行發展及新自由主義，忽視階級、世代、性別、族群……種種分配和正義的後果，就是台灣無論如何無法逃離資本主義和新興霸權的控制。吳叡人耙梳歷史脈絡試圖將台灣民族主義推向左派，是一個相當恢弘的研究計畫。本文也將針對太陽花運動作分析，將研究焦點放在運動參與者，以政治消費觀點觀察個體如何加入共同體的想像藍圖。政治消費觀點在古典國家認同的研究根基上做延伸，莊佳穎的政治消費研究以陳水扁及其幕僚為研究對象，勾勒出一個生產端與消費端交互構築認同的清晰圖像。然而政治消費隨著時代變動也有了當代的樣貌，本文希望提供政治消費的當代觀察，尤其在世代差異上做增補。. . 21 .

(26) 第五節研究方法. 壹、參與觀察相較於其他質性研究方法而言，參與是觀察更強調盡可能地從內部觀點觀察研究場域，但同時亦強調以有系統的形式來確立研究者身為陌生人的身分（systematize the status of the stranger）(Uwe Flick, 2007, p. 230)。本研究參與形式最接近參與觀察中的「局外觀察」，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使被研究的人意識不到他們正在被研究，同時又要保證他們在一種極其自然、不受研究人員干擾的環境中行動（袁方，2002：325）。局外觀察較適合開放空間的公共場所，筆者參與「反核大遊行」、「凱道萬人送仲丘」、「同志大遊行」、「太陽花運動」、「反黑箱課綱」、「共生音樂節」、「閃靈 2015 大型演唱會—鎮魂護國」以上活動都在凱道、景福門周遭、行政機關周遭或者自由廣場，皆屬戶外公共場所。主要觀察現場消費現象、氛圍、活動攤位擺設、標語呈現形式等等環境狀況，不干擾活動參與者的參與形式。. 貳、文獻研究文獻研究具有無反應性的優點。各種形式的文獻研究都不需要直接同人往來互動，而只是研究那些業已存在的文字資料、數據資料以及其他形式的訊息材料。所以，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對象不會受研究者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文獻研究可以研究那些無法接觸的研究對象（袁方，2005：402）。台獨過往歷程仰賴與當初人、事、物相關的文獻資料是本文重要的參考文獻。. . 22 .

(27) 太陽花運動為近幾年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甚至影響到不之後香港發起的雨傘運動。運動相關評論、本文先行的研究、民主及權力問題的討論也是本文參考的重要文獻。. 參、網路資料網路資料為本文重要研究資料來源，原因為研究對象設定在台灣年輕世代，其使用網路頻率高。筆者需多方參考網路社群平台、影音串流平台、募資平台，觀察網路使用者虛擬空間的互動情況，知名專頁的經營特色與追蹤專頁者的互動風格，熟悉募資平台介面並實際參與募資。. 肆、研究對象說明本文研究對象為台灣年輕世代，本文設定的台灣年輕世代為 1984 年以後出生的台灣青年，他們到太陽花運動時在 30 歲以下。設定 1984 年的原因如下： 1.. 台灣本土教育進入教育體系，中學教育曾接受台灣本土教育（《認識台灣》系列教科書執行後）。. 2.. 成長背景台灣已進入高度消費社會。. 3.. 大致符合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伴隨新媒體科技發展成長的特色。. 4.. 生活背景大致符合崩世代面臨結構問題。. . 23 .

(28) 第六節文獻回顧壹、台獨定義以「台灣獨立」為主題的研究為數不多，其中陳佳宏（2006）以台灣獨立運動為主軸展開一部龐大的獨立運動史。根據他書中的討論台獨的定義可以從「台獨團體」、「台獨訴求」、「台獨策略」、「台獨趨勢」、或者「台獨進程」等各種不同層面來界定，而作者選擇切入的角度為台獨進程，他將台獨視為是一個「動態的政治發展過程」，提出「台獨進程五階段論」，分別為「客觀的台獨」、「實質的台獨」、「主觀的台獨」、「建制的台獨」以及「法理的台獨」。除此之外還進一步將前三個階段定義為「暗獨」(de facto independence)；後面兩個階段是「明獨」 (de jure independence)。研究試圖提供台獨歷程一個連通過往及未來的框架，確實提供台獨研究一個思考的方向。許維德評論本書時提出實質的建言，像是五階段的規劃，似乎對「行動者本身對歷史事件之主觀解釋」這個面向不夠重視（許維德，2007：249）。這可能是五階段架構需要審慎面對的問題，由於五階段架構將國民政府來台初期視為「客觀的台獨」，這與國民政府視台灣「自古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念有根本上的抵觸。所以一個在所有政策指標與政治修辭上都高舉「反台獨」立場的政治行動者，即使像陳佳宏指出「由於『反共』立場而堅守台灣抗拒共產中國之統戰，並形成『客觀之台獨』」，我們真的能夠將其視為是台獨運動的參與者嗎（同上註：250，粗體為原作所加）？另一方面，台灣獨立運動並非起源於戰後，但是五階段的規劃卻是在戰後才開始。鑑於以上，雖然本文難以在五階段的基礎上展開研究，不過首先，陳佳宏的研究對於台灣獨立的史料耙梳給予本文許多幫. . 24 .

(29) 助。再者，陳佳宏對於台灣獨立點出一個相當重要的提問：「『獨立』必定有其『母體』，『台獨』的母體是誰？台灣到底該向誰獨立？」（陳佳宏，2006：3）循著這一個提問，我們了解到，台灣獨立與十九世紀初一波殖民地獨立的情況相當不同。. 貳、兩種民族主義在台灣前面我們討論過了國家認同與台灣民族主義的關係，在此我們僅以民族主義的重要性稍作整理，以利我們往後討論民主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以及將國家認同的旨趣移轉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台灣社會存在兩種民族主義論述相互拉扯，分別是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現在世界上國家的概念以單一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主，政治單元和民族單元合一的話可以讓國家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民族主義在國家認同上有難以被取代的重要性，它有很強烈的凝聚力，它說明群體如何主觀認定自己屬於哪一個社會。提到民族主義就不可不提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想像的共同體，「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而然，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 (Anderson, 1999：41)想像共同體討論的媒介是印刷出版品，透過閱讀時間空間和單位的問題都可以克服。除了 Anderson，當然我們前面討論過的 Gellner、 Hobsbawm、Renan 也都很重要，總之他們的論點相繼佐證民族是被建構的，重要的是民族建構的依據是什麼？扼要地講，民族主義主張所有具備相同種族血緣、歷史文化、語言、宗教、或共同生活習慣的人構成一個民族，這群人珍惜他們的民族遺產，不接受其他民族的統治，因此要求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或自治（江宜樺， . 25 .

(30) 1998：140）。循以上定義，我們發現台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都是順著這樣的思路展開。以民族主義方式論證國家認同，並從而得出台灣必須與中國統一的理論，自來是國內公民教育的主流。這也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官方所提倡並容忍的唯一說法（同前註：141）。八〇年代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動，中華民國先後退出聯合國和與美斷交，國內民主企求的呼聲也難以忽視，最後終於爆發美麗島事件。當時政治上的抗爭催生一波由文化菁英主導的台灣民族主義，立下與中國國族主義對抗的根基。有趣的是，隨著台灣的民主發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完整想像，在政治動員和社會權力的爭奪中被悄悄地解構。我們知道族群問題在台灣社會曾經是很嚴重的對立因子，張茂桂（1997）提出「政治的族群化」過程，他認為「族群衝突」是一種新的語言，是「國家認同」問題白熱化後的演繹論述。1993 年國民黨內部分人士不滿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政策方向，認為國民黨完全變質，唯有組黨才能拯救國家為號召，宣布組成「新黨」。同年，「四大族群」的說法應運而生，將台灣地區民眾分成「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和「外省人」四種類屬，但這種分法充滿了內部歧異5。「四大族群」因此是一種政治發明，一方面解構過去的「中國人」這樣統一的形象，另一方面用來定義一個新的「共同體」想像（同前註：66）。尤其當四大族群中的原住民和「漢人」對立起來的時候，中國國族主義中建構的許多共享元素和經驗都倍受挑戰。. 參、國家認同與民主鞏固的兩難原本民主化被期待在一個沒有認同爭議的政治單元下進行，原因是國家認同 5 . . 族群分類、族群想像及其內部歧異問題參考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26 .

(31) 整合往往要犧牲很多個體自由與社會多元才能夠達成，這是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認同整合）與自由主義（多元民主）的兩難。台灣逐步施行民主的時間，正是台灣民族主義建構的時期，民主化的腳步引發了國家認同分裂，並且反過來侵蝕民主成果。民主化的推行保障了兩派民族主義的言論自由，讓他們更加大力宣揚自己的主張。吳乃德（1997）延伸 Mill 的討論申論三點：一、國家認同的衝突讓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成為不可能，如此一來公共政策會成為剝奪敵對群體利益的工具。二、由於人民缺乏同胞的感情，社會中將缺乏民主政府運作所必要的團結一致(united)的公共輿論。三、國家認同的衝突使得同一國家具有兩組的政治領袖。任何一組的政治領袖都無法獲得全部人民的信任。吳文在以上三點衝突中提中的解決辦法是「以一個運動的方式，促成民族認同的形成：包括發掘民族的歷史，『在合理的範圍內』重構民族的歷史、民族的驕傲等」。如何讓民主與民族凝聚並行不悖？吳叡人提出「民主化做為民族形成的手段」，「民主化本身可能就是一種民族形成（解決國家認同分歧）的重要機制 (mechanism)。這個論證的基礎是，『參與』(participation)會增強成員對體系的認同感。」（吳叡人，1997：42）。透過吳叡人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民主參與的力量被期待是「由下而上」的改革力量，而不是交由政黨主導的勢力鬥爭，獨立與否不應該是政黨競爭的象徵性符碼操作。王甫昌也針對這種兩難提出觀察。不論民進黨如何解釋，多數外省人仍然認為在台灣民族主義所欲建立的「台灣共和國」中，台灣人的光榮及尊嚴，相當程度是建立在對於外省人族群光榮及尊嚴的打壓之上……因此主要是源自於他們對於文化及心理的「族群權利」受到威脅。這種困境所導致的族群（或民族）危機感又最容易被國民黨吸收，作為抗拒台灣全面民主化的工具（王甫昌，1997： . 27 .

(32) 145）。不僅如此，在外省人把持資源的情況下，民主推行也會激化台灣民族主義。在上述的情況下，他認為處理族群紛爭的的原則是：「既有的群體或族群的文化差異及認同或尊嚴，應該列入國家所保障『群體權利』的範圍。這包括認可現有的多種語言、及文化的地位及價值，並應在政策上設計保護或維持這些文化的具體措施。」（同前註：149）。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個人不應該被區分是哪個文化群體，這應該是個人的自由選擇。我們可以看到相較於吳叡人由下而上推動民主的想法，王甫昌是比較由上而下採取保護的措施。總之 20 世紀末，學者紛紛對於推行民主，可能引發的國家認同危機，有相當的討論。經過 20 年來的民主施行，吳叡人（2015）針對 318 運動寫的〈黑潮論〉中直指這波台灣公民社會抵抗資本與帝國入侵，要求自決命運的運動，具有明顯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特質。. 肆、國家認同研究轉向探討日常生活 Edensor(2002) 針對古典國家認同做出檢討，他認為像我們前面提過的 Anderson、Gellner、Hobsbawm 他們太專注於高等(high)文化跟官方(official)文化。大眾文化常被視為微不足道、膚淺或是跟國家認同無關的。認同理論家長期忽略大多數人多數時間的生命體驗。他認為國家意義的文化形式和實踐，越來越多從大眾文化中想像和繪製出來，其力度漸漸取代「傳統」的實質影響力。並不是說以往專注在國家認同上對傳統儀式和文化成分的分析和現在毫無關係，只是說它們的影響力被大眾文化再分配，混合了其他標誌性的文化元素。他延伸 Billig 的凡常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認為國家認同是根植在每日生活中(grounded in the everyday)，那些社會互動的日常小細節、習慣、常規和生活知識。照 Billig . 28 .

(33) 的說法，我們每個人都過著具有民族主義的生活。不過，Billig 的理論是在於像英國那樣國族沒有爭議的情況下提出，如若要應用台灣的情況需要相當斟酌。我們在此稍微討論一下 Bauman，他用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來解析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社會。「時間」是液態現代的權力關鍵，交通運輸和網路通訊的種種技術革新造就數位匯流的當代，能夠掌握時間享有移動自由的人才真正掌握權力的核心。軟體(software)資訊的速度已接近瞬時，預兆空間的貶值。液化的力量已經從「制度」(system)轉移到了「社會」(society)，從「政治」(politics) 轉移到了「生活政治」(life-politics)—或者說已經從社會共處(social cohabitation) 的宏觀(macro)層次轉移到了微觀(micro)層次(Bauman, 2000, p.7)。液態現代代表的是一個當代的消費社會，消費給予個人無窮盡的選擇自由，輕薄、明快、創新、用過即丟才是社會前進的根本。在液態現代的現在，個體的身體狀況是個體自己的「責任」。他在個體化的結語表示，自我身分確立(self-identification)的任務有嚴重破壞性的副作用。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條件下完成，意思就把人們的處境分裂開，這只會加劇競爭而不是團結合作。他引用 Tocqueville 的說法「個體(individual) 是公民(citizen)最壞的敵人」（Ibid., p.36）。簡單來說，當代這個個體化的社會，對於共同體的凝聚是不利的，而個體化的消費者，和「公民」這種帶有利他、追求普同的身分本質上是衝突的。讓我們回到 Edensor 的研究旨趣，他認為國族(national)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被建構(constituted)和再製(reproduced)、爭辯的(contested)和被重申的(reaffirmed)，他在每一個章節都聚焦在這些非反思性的認同 (unreflexive identifications)(Edensor, 2000, p.20)。Edensor 強調認同不必然是通過反思(reflexive) 或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來形成，而是透過「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他認 . 29 .

(34) 為我們透過與物(material)互動的方式，可以理解民族認同是如何被運作的，而我們對商品的消費幾乎就是我們的第二天性。幾乎跟 Giddens 強調反思性對自我認同的重要相反，Edensor 強調是身體自然的感官經驗。透過他對消費的看法，他提供一個用消費者身分去跟國族認同發生關係的可能，公民與消費者的身分也不再被對立起來。. . 30 .

(35) 第二章全球化下的文化消費與自我認同媒體革新與全球化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本章首先要討論新媒體的使用改變了年輕人的思考模式跟行為，他們有獨特看待自我以及他人的方式。接著從台灣所處的東亞脈絡出發，將焦點置於日、韓流行文化對台灣的影響。最後，同樣身在東亞，本文主要將「中國」視為一個重要理解自我的「他者」來進行討論，希望我們對台灣年輕世代的日常有更全面的理解。. 第一節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掌握新媒體(New Media)的新世代媒體的變革一直影響著人類生活，吉見俊哉提醒我們，不能把媒體（Media）只視為單向傳播訊息的工具。所謂 media，是比傳達訊息更超前、更多樣的社會實踐，並且是這些社會實踐交錯、對抗、結合的社會場域（吉見俊哉，2009：9）。筆者認為新媒體的發展是影響新世代觀看世界的關鍵因素，本節分成三個部分來討論它的變革及影響。首先是際網路興起後傳播型態的轉變，接著看網路世界的社群型態，最後將焦點放在使用新媒體的個人，尤其是年輕世代使用新媒體的方式，讓他們的思考模式跟行動與上一代有很大的差異。而網路上個人與群體連結流動性的特性，產生一種不同於固定敘事模式的討論方式。. 壹、傳播型態的轉變網路媒介跟傳統媒介的傳播型態有根本上的不同，舊媒體（報紙、書籍、雜誌、廣播、電視……等）的出版或發佈的成本很高。紙本出版銷售涉及印刷、出 31 .

(36) 版、通路；廣播和電視則與頻道區段有關，這些都負擔高額的成本，不是一般人可以輕易經營的媒介。舊媒體傳播形式的特色是「一對多」。譬如說今天同時很多人收看某一電視頻道，接收的訊息內容都一樣，但是眾人的想法與觀感卻不盡相同。觀眾要是想要反應意見，只能選擇打電話或寫信到頻道公司反應，其中必定經過意見上呈、討論之類的程序，之後才藉由回函或客服回覆收到處理後續。這種一對多傳播形式的內容生產取決於內部的「文化守門人」。文化守門人決定品味、價值、節奏、什麼該被說、什麼不該說，這種資訊溝通的形式是單向的。網路新媒介的傳播型態，是鼓勵縱向連結的「多對多」模式1。各種意見的互動交流可以即時產生。甚至，內容產出就是由使用者互相激盪出來。網路使用者有獲取多重訊息的管道，也有其他使用者的意見可以參考，大家不再遵從文化守門人的價值。這樣的變革，讓媒體使用者更聰明的檢視消息內容和訊息來源。 2010 年黃哲斌發表了一篇人氣文章〈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內容闡述媒體營運如何向資本主義靠攏，以致財團與政府綁架媒體內容：「政府與大企業的手，直接伸進編輯台指定內容，這是一場狂歡敗德的假面舞會；花錢買報紙的讀者，卻不知道自己買了一份超商 DM 與政府文宣。」林飛帆（2014）從網路流行用語「腥聞、霉體、妓者」來檢視台灣媒體產業。這三個詞取「新聞、媒體、記者」諧音，對整個媒體素質大加嘲諷。林文指出當今台灣新聞常大幅報導「關我屁事」的內容，與台灣社會息息相關的反而未能傳達。又或者對重大事件都沒有追蹤報導，任憑話題性強的新聞轉移焦點。林以青年之姿表示：「我們一面用著這樣的語彙，顯露對現實的無奈與無力；但同時，在黑暗的洞穴中彷彿又能看見，有群不願繼續接受奴亦的勇者正掙脫束縛，嘗試 1 . . 新、舊媒體傳播形式的改變可參考《婉君妳好嗎？給覺醒鄉民的 PTT 進化史》，頁 46 圖示。 32 .

(37) 追尋洞外的世界，並深信前方光明的路途，值得一戰。」他表示有許多青年不服從現況，嘗試設立獨立媒體或從經營小區段的電台做起，用多元管道擾動主流媒體。近年來網路媒體平台越趨多元且方興未艾，舉凡《苦勞網》、《報橘》、《新頭殼》、《端傳媒》、《轉角國際》……不勝枚舉，閱聽人不再接收單一價值判斷，同一個事件也有多種消息來源可比對。 Clay Sherky(2011)的著作主要談論網路群眾的組織力量，他提到「每個人都是一個媒體」，社交工具除了移除公開表達意見的舊有障礙，也打破了大眾媒體的高進入門檻。這樣的結果，就是以往媒體專業人士所專有的權力，現在已經交到了業餘群眾的手上。總的來說，以往因為媒體的稀有性，可以輕易辨識媒體從業人員。如今網路媒體擁有成本低廉和多對多的訊息傳播特性，讓人們不再聽從文化守門人的品味。習慣網路社群的青年，在針對某些議題的判斷，可能不見得盡信傳統權威或專家的說法，反而偏向藉由社群的多元討論，整理一個自己較能信服的立場。. 貳、網路世界的社群型態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以往社群只能在生活可及範圍尋找，不外乎家人、同學、同事、社團……等，要以興趣為出發找尋社群並不容易。也就是說傳統的社群與日常生活的連結度很高，但不容易在生活脈絡之外，找到志趣相投的人，更遑論進一步集結社群。網路的發展打破這種藩籬，我們現在很容易找到各式各樣的社群，這帶來一個很重大的影響，是人與人關係的轉變，這也實實在在影響人類的自我認同。《背離親緣》是一本研究擁有異常孩子（自閉症、殘障、跨性別、知覺失調…… 33 .

(38) 等等症狀）的家庭，父母與孩子們尋找身分認同的故事。有一個段落讓筆者印象深刻。. 電子時代的新聚落，緊密的程度遠超過法國貴族或愛荷華農家子弟的小圈圈。疾病和身分的分野受到質疑，這時自我能否確立，網路支持的力量十分重要。現代人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是孤獨的，但每個人都能用電腦找到知音，也就是說，沒有人會被排拒在人際間惺惺相惜的情誼之外。. 作者想要強調的是，傳統大眾常直覺將一般聽人、直立人、異性戀者……認知為「正常」的同時，這些「不正常」的個體常受到「正常」價值的框架，在自我確立的路上走的十分艱辛。網路社群的發達讓這些傳統「不正常」的人，輕易發現原來「跟我一樣」的人不在少數。這個時候，需不需要改變自我的這個問題，甚至，對於「正常／不正常」的價值都有機會進行再思考。社群網路平台的出現改變了群眾集結的方式，上述找尋社群的例子在一般人身上也顯而易見。一般人都會有自己的喜好，在網路不發達的年代很難找到相同志趣的人，像是喜好 BL、cosplay、鋼彈、軍武迷、桌遊、手作……等等，要在生活中找到興趣相符的人，可能真的需要靠多一點緣分。現在在網路社群平台可以輕易找到自己的歸屬，社群內也會建立自己的默契和規則。這種在網路虛擬空間創造的互動真實，常常可以跳脫 Bourdieu 提出的資本(capital)思維框架。譬如說傳統喜愛紅酒的社群，除了看重品酒能力以及紅酒知識，同時也重視經濟資本。如果你家裡很有錢，常常到紅酒產地旅遊，甚至家裡就有酒窖，你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加成，往往可以藉此建立人脈累積社會資本，這就很有可能相輔相成鞏固象徵資本。網路社群則不見得遵從這種資本運作模式，假設你有對紅酒的相關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