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
近年，快速成長的中國電動機車產業，創造一系列奇跡，二十年本土銷售超 過 2 億輛電動機車，中國民營產業中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完全內銷的產業。
而既有研究中，近年來發展理論的焦點關注在解釋後進國家的外國與本土廠商的 技術創新網絡關係（Brandt, Thun, 2015）。其中，有諸多學者提到，國家/協會/
公部門及研究機構在協助技術學習與產業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角色」（Hobby, 1995; Kim, 1997; 瞿宛文，1995；王振寰，2007a，2007b；陳良治，2012），
在中國產業發展的國家角色更為顯著（瞿宛文，2009，2012）。然而，在解釋電 動機車產業的技術學習渠道方面，國家/公部門/協會在民營企業的技術能力建立 過程中的角色，在過去研究中又相對有限。
因此，本章節文獻回顧，欲透過分析中國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特徵，從既有 研究的脈絡來審視中國產業發展與中國經濟模式面向的研究不足之處；接著，梳 理技術能力建立與產業群聚內的技術學習的理論研究，以助解釋既有文獻如何詮 釋後進國家本土廠商與國外廠商的技術學習與創新關係以及技術追趕。
圖 1 概念圖 備註：本研究自繪。
一、 中國的工業化發展
國際貿易與專業分工帶來產業轉移，推動後進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主要表現 為「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與出口擴張（export expansion）。進口替代 獲得國外技術，出口擴張獲得市場，是後進國家工業化的主要途徑。而中國的工
後進追趕過程中，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從外來直接投資中獲益，但與西方國家 的合作與競爭建立自己的完整的競爭優勢越發困難，代工模式成功空間越來越有 限。後進國家在此脈絡下，也多採用了積極的國家產業政策干預與地方產業群聚 下的合作策略（瞿宛文，2009）。中國同樣如此，於 1982 年 12 月 3 日，中共 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批轉〈當前試辦經濟特區工作中若干問題的紀要〉的 通知》，是國家正式檔中首次出現了「以市場換技術」方針的核心思想，即外商 是否提供先進技術和設備成為能否內銷的必要條件之一。在外資的推動下，中國 民生工業產業在量產上到 1990 年代末已經躍居世界前列。但因其制度、地方分 權的銀行系統，使得資本無法分散於地方，加之地方保護主義，中國並未出現如 南韓的全國冠軍企業，而大多是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區域冠軍企業（宋泓，柴瑜，
1998，2002；裴村廣，2006）。
同時，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市場經濟中國民產業由外資主導科技發展的形 式仍未變化（宋泓，柴瑜，1998；王振寰，2007），而且，以合資形式促進中國 企業能力建設的效果並不明顯，跨國公司對國內企業的替代件造成東道國的利潤 流失、就業減少和資源利用率降低2。對於作為改革開放前頭兵的沿海地區，產 業發展模式則多以此為主，逐漸成為缺乏核心技術與自主品牌支撐的世界工廠，
加工基地的定位決定了受制於人的被動地位也無法形成核心競爭力，最終難逃淘 汰、被產業轉移的新國際分工之宿命（段淳林，2009）。
有鑒於此，為了擺脫昂贵的外國直接投資模式，推動當地企業為主的自力發 展模式，并積極創建互動學習機制，成為中國產官學界的共識（宋泓，柴瑜，張 泰，2004）。為了督促加大自主研發與自主知識產權比重，進而提升產品競爭力 與效益。在中國地方政府幹部的政績考核中，自主研發，中間財內生成長也被納 入地區經濟發展考核的一個指標之一（劉小魯，2011）。
2. 以地區類別劃分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東部沿海地區呈現諸多的成功案例。例如蘇南模式、
溫州模式、珠江模式、晉江模式、泉州模式、滬郊模式、湛江模式、浦東模式等。
以「X+模式」總結各地發展經驗的案例中，就區域經濟模式最具代表性，以蘇
2宋泓, 柴瑜（2002）分析中國的 FDI 比重中，到 2003 年為止，大部分集中在製造業以及採 掘業、農林漁牧等非服務部門，70%以上屬於勞動尋找型投資，即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資 源進行勞動密集型加工活生產活動，產品返销投資過或第三國出口市場，及外國直接投資更 多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在後來，即便是技術比較高的行業如汽車、手機，中國以市場換技 術之策略謀求發展。而在如內銷型產業，洗滌用品、飲料與食品產業，寶潔與統一集團佔據 整個產業的 48.95%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另外，創造中國外匯最多的產業，如紡織服裝業；
利用外資與汽車產業的成長，轎車產業，出口比例不到生產量的 5%，如上海大眾、一起大 眾、上海灘用用、廣州本田、神龍汽車、重慶長安鈴木，不論與國內投資還是外國接待相比，
外國直接投資都是一種昂貴的外資形式，經過將近 20 年的發展，國內企業對跨國公司的替 代仍然非常有限。
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最為典型3（張敏，顧朝林，2002）。
第一，蘇南模式。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以來，蘇州、無錫和常州等地興起 的鄉鎮工業迅速發展，逐步演化成為鄉村工業化的發展道路，這被稱為「蘇南模 式」。蘇南模式之所以能迅速發展，有其必然也有偶然，一方面，近代以來，蘇 南是洋務運動的重鎮，是近代中國民族工業的發源地。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後，
一些歷史偶然因素（historical accidents），例如靠近上海而形成的星期天工程師、
蘇錫常工業基地、下放工人、回城知青、同鄉、戰友等地緣、親緣因素等因素，
促成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的技術累積。
第二，溫州模式。1980 年代以來，以家庭工業為基礎的社會化生產，以供 銷員為發動骨幹、以農村集鎮為依託的新型產銷基地，以專業化市場為紐帶的市 場主導的發展道路，在 1997 年，官方正式將之稱為「溫州模式」。溫州模式的 成功發展，一方面，因為改革開放前，溫州地區的情況可概括为「三少一差」：
可利用自然資源少，人均耕地在浙江最少，國家投入少，交通條件差，自古以來，
溫州人就形成重商、功利、自立、務實的精神（陳文理，2005）。另一方面，在 對私有心有餘悸的政經環境下，地方政府大膽扮演著促進者、輔導者、倡導者的 角色，即便面對外界成為資本主義重災區，對於民間的經濟活動、私營經濟的發 展採取寬鬆的誘導性制度管理4（新望，劉奇洪，2001；周春平，2002）。
第三，珠江模式。1980 年代初，珠三角的順德等地赴蘇南取經，廣東順德、
中山等地走上鄉鎮政府性企業，廣東東部如東莞，雖然技術基礎薄弱，卻利用與 香港地緣、文化的緊密相連，加之廣東東莞等地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三來一 補5」，積極引進外資與技術的加工貿易起步，進入高速發展階段。而針對這種「前 店后廠」6的外資推動型的工業化，稱為「珠江模式」（新望，劉奇洪，2001）。
綜上，中國最為代表性的三大區域發展模式的特徵如表 2，介紹三種模式，
除了介紹各自的區分，市場演變，以及技術、資金、市場、勞動力分析四要素。
3 有學者也主張將晉江模式與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列為中國四大縣域經濟發展模
式。晉江模式簡單概括為洋線（海外華僑牽線）、洋設備（引進海外先進技術設備），生產出 洋產品，賺錢洋錢（外匯）的外向型縣域經濟發展形式。我以為僑資也可稱為外來的資金，亦即珠江 模式的一部分。
4一方面，溫州政府允許採用掛戶制度，供銷員等家庭工業將單位掛靠在國有企業名下，利
用國有單位開設的介紹信，遠赴全國各地經商，拓展商業渠道；另一方面，1982 年溫州市 政府頒布《關於我市發展農村專業戶、重點戶情況報告》文件，制訂了扶持專業戶、重點戶 發展的 10 條規定；以及 1985 年《掛戶經營稅收管理暫行辦法》（周春平，2002）。
5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嘗試性地
創立的一種企業貿易形式。
6前店后廠，即生產車間在東莞、寶安，決策、銷售、設計等癇在香港的一種企業經營模式。
表 2 中國區域發展模式表
備註：根據新望，劉奇洪（2001）；左正（2001）；周春平（2002）；趙偉（2002）；陳文 理（2005）；謝健（2006）；許高峰，王煒（2010）等資料整理。
3. 以產業類別劃分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對於企業創新活動，民營企業效果更好。第三，產業群聚與廠商競爭力方面，徐 康寧（2001）探討透過產業群聚內的群聚效應提升國際競爭力；魏守華（2002）
透過嵊州領帶產業實證分析集群內在動力機制如何；金培（2003）廠商競爭力 提升策略等。但是，近年來的新興產業，譬如汽車產業、高鐵產業、機車等，則 呈現出另外的特徵，且既有研究較難解釋。
對於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研究有諸多爭議，有學者提出中式資本主義
（Sino-Capitalism），特點是中式資本主義更多信賴非正式的商業網絡（informal business networks），而不是法律法規規則（McNally, 2012），賦予國家在培育引 導積累機制的主導作用，譬如軍工工業完全國資化，而民生工業則多為外資佔領。
相對的，國內學者對於中國模式相對低調的多（秦宣，2010），而更多關注在對 中國沿海地區湧現出一批特色鮮明的產業群聚聚落以及特色產業群的研究，比如 以民營作坊為主的溫州模式、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蘇南模式、以 OEM 為主而後 OBM 的珠江模式。但是，不容忽視的是，一方面，中國的成長模式在很長時間 以來都是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成長方式，產業的升級與發展事實上是人力、市 場、政策等資源要素優勢的比較優勢，而不是技術、創新等高附加值優勢。另一 方面，中國過度依賴出口、過渡依賴投資的模式，在近年有改變風向的趨勢，而
相對的，國內學者對於中國模式相對低調的多（秦宣，2010），而更多關注在對 中國沿海地區湧現出一批特色鮮明的產業群聚聚落以及特色產業群的研究，比如 以民營作坊為主的溫州模式、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蘇南模式、以 OEM 為主而後 OBM 的珠江模式。但是，不容忽視的是，一方面，中國的成長模式在很長時間 以來都是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成長方式，產業的升級與發展事實上是人力、市 場、政策等資源要素優勢的比較優勢，而不是技術、創新等高附加值優勢。另一 方面，中國過度依賴出口、過渡依賴投資的模式，在近年有改變風向的趨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