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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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愛爾蘭。16此外，荷蘭亦是「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六名創始國之一，在「歐洲單一法案」於 1987 年開始生效後，貨物、服務、人員與資金均可於荷蘭與其他成員國間自由 流動，為其創造另一波經濟發展高峰。但歐債危機爆發後，荷蘭亦直接受到衝 擊，不僅 2008-2013 的經濟成長率由 1.8%下滑至-0.9%，失業率由 3.6%飆升至 7.7%，且國債佔國民生產總額亦由 58.5%上升至 67.9%。17首當其衝受到歐盟整 合正面與負面之影響的荷蘭，為何該國極右派政黨在國內民眾的支持率不但沒 有增加，反而從 2010 年歐洲議會選舉的 17.0%得票率跌落至 2014 年選舉的 13.32%，且自由黨在荷蘭國會選舉於眾議院的得票結果亦由 2010 年的 15.4%下 降至 2012 年的 10.1%。荷蘭極右政黨主張嚴格限縮移民政策與脫離歐盟等訴求 是否已逐漸背離多數人民之意願，亦或有其他可能之因素？自由黨受荷蘭民眾 支持程度開高走低的演變過程與背後成因似乎值得吾人加以探究。
循此，本論文研究問題有二：
壹、探求荷蘭的移民政策從 2006 年至 2014 年這段時間是否產生重大轉變。
貳、探求極右派政黨是否對荷蘭的移民政策產生任何影響，及其影響荷蘭移民 政策之方式為何？
第三節 文獻回顧
對於本論文所提出的研究問題進行探究之前，有必要先瞭解過去的國內外 學者對於此一議題的研究成果，以說明此些文獻對於本論文之關聯性、啟發 性，及可能有哪些研究不足而需彌補之處。循此，由於本論文的兩個變項分別
16 “2015 KOF Globalization Index,” ETH Zürich,
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media/filer_public/2015/03/04/rankings_2015.pdf (2015).
17 “Netherlands Government Debt to GDP 1995-2016,” TradingEconomics, http://www.tradingeconomics.com/netherlands/government-debt-to-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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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荷蘭的移民政策與荷蘭自由黨，因此在進行文獻檢閱時亦會以這兩者進行分 類，以探討學者對於此一議題之觀點。同時，藉由檢視前人之研究，也希望能 對本論文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做更細部、更準確之調整。
壹、荷蘭移民融合與移民接納政策
相較於美國所採取的「自我歸類」（self-classification），荷蘭政府對於移民人 口的登記方式乃是依移民之出生國或其父母之出生國而歸類為「少數族群」
（Ethnic Minority）。1983 年荷蘭國會通過的「少數族群政策」首先確立三項目 標：促進法律前之平等、在多元文化之基礎上解放少數族群，以及改善少數族群 的社會與經濟狀況。依據此項政策之精神，荷蘭於 1994 年通過「按比例改善移 民在勞動市場的機會法案」（SAMEN），明令雇主所聘用的少數族群雇員需符合 當地工作人口中少數族群之比例，並適時提高其工資比例與提出年度檢討報告。
然而學者基勞頓（Guiraudon）等人認為，荷蘭的少數民族政策之所以仍未能消除 民族間在經濟與社會上的不平等，原因在於民族間的隔閡依然存在，此一隔閡尤 其體現在就業與教育。18
此外，1980 年代起荷蘭亦開始制定族群融合政策。在此一政策下，難民與移 民得以長期居留，且荷蘭政府也積極保護他們的權利，並鼓勵他們保留自身的文 化傳統。對於不懂荷蘭文的移民，政府甚至會提供服務將官方文件譯成其母國語 言。移民除了享受荷蘭社會的高福利以外，無論是以居留或者依親之方式取得荷 蘭國籍均相對容易。至 2006 年為止，具移民背景的第一代與第二代人口已達荷 蘭總人口 19.3%。儘管荷蘭的移民政策相對寬鬆，移民族群亦享有良好的社會福
18 Vieginie Guiraudon, Karen Phalet and Jessika ter Wal, “Monitoring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Netherlad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Vol. 57, No. 183, pp. 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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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其教育程度與經濟狀況仍屈居劣勢。19
外來移民及其後代已對荷蘭社會之組成造成相當大的改變。如今具有外來 移民背景的荷蘭人已超過荷蘭總人口五分之一，而這主要來自四個國家，包括 土耳其、摩洛哥、蘇利南與荷屬安地列斯。近年來的政治爭議主要聚焦在來自 信仰伊斯蘭教、接近一百萬的非西方國家移民。移民雖然大多居住在大城市，
但融入荷蘭社會的程度卻相對較低，且也有比較高的失業與犯罪率。為改善穆 斯林移民對荷蘭社會的低度參與問題，並維持社會福利制度的有效運作，荷蘭 政府自 1980 年代施行「少數族群政策」起至今已對移民接納政策與族群融合政 策進行大幅度調整，要求外來移民在相當程度上必須接受荷蘭文化與主流價值 觀，並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20
從就業層面來看，具備勞動能力之移民人口所享有的社會福利比例一直備 受爭議。根據佐魯（Zorlu）分析，移民所享有的社會援助與「失能豁免保險」
（disability benefits）無論是在範圍或是程度均比非移民人士來得多。此 外，就移民的性質來說，即便是在荷蘭出生、成長的非西方國家移民第二代，
其所耗費的社福支出仍比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移民多出兩倍，著實對決策者造 成不小的壓力。21
而在移民政策方面，荷蘭政府無論是在制定與執行移民接納或族群融合政 策時，均分別會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著手進行。索爾登（Scholten）認為，在 型塑移民融合之政策上，中央與地方政府發展出了不同的形式。比起由中央政
19 伍慧萍、鄭朗，〈歐洲各國移民融入政策之比較〉。《上海商學院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2011 年)，頁 40。
20 Rudy B. Andeweg and Galen A. Irwin,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the Netherlan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44.
21 Aslan Zorlu, “Immigration Participation in Welfare Benefit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n Bonn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6128 (2011),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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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進行最終的政策整合，地方政府在型塑移民融合政策時更像是在解決本地的 問題，基本上也就是問題解決導向，而不只是反映中央的要求而已。22另一方 面，除了由上而下的政策整合模式，中央與地方政府亦有許多平行的互動。然 而，索爾登並不認為地方政府會因為第一線與移民有所往來而因為種族文化之 不同而制定更具包容性的地方政策，相反的，地方政策有時甚至產生比中央的 移民政策來得更具同質性或排他性。即便是在鹿特丹與阿姆斯特丹兩個國際大 城，基於「共存共容」（Keeping Things Together）之概念所制定的政策常常也 只是為了解決特定的問題而已，反倒是跟道德感的包容理念沒有太大關係。23
然而移民政策不過是政府眾多公共政策之一，為何會在 1990 年代開始逐漸 被政治化而成為每次大選激烈辯論之議題？荷蘭是第一個極右派政黨能在國會 取得席次的西歐國家，自 1982 年央黨在選戰得利開始，2002 年的佛圖恩名單 與 2006 年的自由黨亦接連於於國會大選屢創佳績。此外，極右派政黨同時也挑 戰了荷蘭歷久不衰的三大政黨的政治地位，包括基督教民主黨、自由民主人民 黨與社會民主黨。范豪登（Van Heerden）等人便認為，其實在過去二十年以 來，基督教民主黨、自由民主人民黨與社會民主黨對於移民接納與族群融合政 策之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已逐漸往極右派政黨靠攏，原因是為了吸納更多的游離 選票。因此，極右派政黨於選舉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前，主流政黨便已經開始醞 釀並進行相關政策之改變。具體而言，主流政黨所提出的政見開始把荷蘭帶往 單一文化的走向，作法像是包括強制進行族群融合、限縮難民庇護與經濟移民 之數量，以及使依親移民的過程變得更加困難等等。但另一方面，其他小黨如 綠黨或社會自由黨等則是採取完全相反的策略，其所提出之主張越來越與極右
22 Peter Scholten,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of Migrant Integration: A Multileve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n Dutch 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ies,” in Umut Korkut, Gregg Bucken-Knapp, Aidan McGarry, Jonas Hinnfors and Helen Drake eds., The Discourse and Politics of Migration i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p. 152-153.
23 Ibid., p.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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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政黨大相逕庭。最後，范豪登認為移民政策之爭議之所以被政治化，主要原 因仍在於反映極右派政黨之興起。24
貳、荷蘭極右派政黨
1970 年代以後，來自荷屬殖民地（蘇利南、荷屬安地列斯群島）、土耳其 與摩洛哥等移民大量湧入荷蘭本土。到了 1990 年代初期時，來自非歐盟成員國 的移民大概佔了荷蘭總人口 3.9%。然而，在 1988 年到 1992 年這短短四年時 間，支持限縮移民享有之權利與福利的人數也整整翻了一倍。很明顯的，在種 族主義蔓延的情形下，此一社會環境之改變已成為了極右派政黨成長茁壯之溫 床。在無力感的驅使之下極右派政黨尤其受到勞工與低收入族群之支持。
即便荷蘭的極右派政黨首先在 1982 年取得國會席次，但依格那茲（Piero Ignazi）卻認為，儘管越具有種族主義傾向與越認為自身受到社會邊緣化的選民 支持極右派政黨的機率越高，但由於此些政黨缺乏組織與領導力強的人物出 現，且對極右派政黨崛起的外部反制力量也非常強大，因此極右派政黨如「央 黨」（Centrumpartij）與「中央民主黨」（Centrum Democraten）始終發揮只能短 暫左右輿論的政治影響力，使得荷蘭極右派政黨在 1980 與 1990 年代一直無法 在政壇嶄露頭角。25
另一方面，由於極右派勢力在比利時的法蘭德區（Flanders）亦受到一定程 度之支持，因此亦有學者對荷蘭與比利時進行比較分析。德威特（De Witte）與 卡蘭德曼（Klandermann）的著作發現，比利時的極右派政黨在選舉上比荷蘭的
24 Sjoerdje van Heerden, Sarah L. de Lange, Wouter van der Brug and Meindert Fennema, “The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Debate in the Netherlands: Discursive and Programmatic Reactions to the Rise of Anti-Immigration Part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0, No. 1 (2014), pp.
132-134.
25 Piero Ignazi, Extreme Right Party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7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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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派政黨來得功。作者認為，比起比利時，荷蘭較無國族或種族認同之威 脅，因此荷蘭的極右派政黨也比較無法發展出次文化網絡。此外，由於極右派 政黨常常會導致國內衝突與分裂情節升高，對此荷蘭政府始終採取相對壓制的 態度進行處理，因此也不利於此些政黨內部組織的穩定度。最後，相較於比利
極右派政黨來得功。作者認為，比起比利時，荷蘭較無國族或種族認同之威 脅，因此荷蘭的極右派政黨也比較無法發展出次文化網絡。此外，由於極右派 政黨常常會導致國內衝突與分裂情節升高，對此荷蘭政府始終採取相對壓制的 態度進行處理，因此也不利於此些政黨內部組織的穩定度。最後，相較於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