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與研究目的

地名的探索，過去至今受到地理、歷史、語言、政治等學科的關注，在世界 各地研究成果豐碩（Jani Vuolteenaho and Lawrence D , 2009：2）。臺灣地名研究，

由日治時期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台灣》、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 究》作為基礎；戰後亦有陳正祥《地名大辭典》、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

陳國章《臺灣地名辭典》等人的研究，更有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委託臺師大進行 調查出版的《臺灣地名辭書》，奠定臺灣地名研究集大成。

上述研究探討地名，多半根據考據學和詞源學進行地名探源，屬於傳統地名 詞源學研究方式。然而1980 年代以後，地名學受到「批判轉向」（critical turn）影 響，開始探討地名命名背後的政治權力以及結構關係（Rose-Redwood, Alderman, and Azaryahu , 2010：455）。為了瞭解高雄市道路命名的背後權力關係，本文將從 國內外與「批判轉向」地名的相關文章，進行文獻回顧。

一、文獻回顧

關於地名批判轉向發展，研究方法和研究區域廣泛且多元，並且述求的答案 差異很大，故 Rose-Redwood、Alderman 和 Azaryahu 三位地理學學者，以分析批 判地名研究，將批判地名研究主要分成三種取向³，分別為：政治符號研究、空間 政治研究、社會正義研究（Rose-Redwood, Alderman and Azaryahu, 2010：457-466）。

（一）政治符號研究

政治符號的研究，主要探討地名原始的表徵命名意義，以及背後的象徵功能

（Azaryahu,1996：311-330），並透過文化價值、社會規範和政治理念等角度，分析 地名的象徵符號意涵（Eco,1986：55-86）。此項研究多以紀念式地名作為探討，研 究詮釋不同的政權下，統治者如何利用地名政策，將地名進行更改與抹除，表現 地名的特殊意識形態，達到自身合法的統治權力。

3三個研究取向原文意思：

（一）政治符號（Political semiotics and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ommemorative place naming）

（二）空間政治（Governmentality, regimes of spatial inscrip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calculable spaces）

（三）文化競技場（Social justice, symbolic resistance, and place naming as a cultural arena）

其相關研究探討不同政權或意識形態下，探討地名被迫更名的符號意義，以 及如何達成社會支配目的，多半從殖民統治和政治意識背景探討。例如：Addleton

（1987）探討巴基斯坦因不同政權導致地名的變更，在巴基斯坦獨立建國以後，

以剷除原先英國殖民政權的遺跡，並且與英國殖民地名進行抹除，達到統治權的 穩固與正當。而Light, Nicolae, and Suditu（2002）研究 1948~1997 年羅馬尼亞首都 布加勒斯特街道命名，發現街道命名受到蘇聯的親疏關係，導致三次路街命名的 變化，而這些命名變化強調執政者的意識想法，並且顯示政權的正當性的象徵。

國內目前對於地名的研究，多半集中在政治符號為主，強調不同政權統治下，

地名如何產生變化及更改，其中以城市當中的「路街」的研究最為豐碩。最早研 究相關者為梁晉榮（1999）以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都市空間產出理論，

剖析台南市的都市空間分類方式，再以傅科（Foucault）權力論為依循，探究權力 者如何形塑出再現集體意識空間。雖然並未明確採用批判地名論點，但是有點出 不同政權下，道路的分佈型態與命名產生不同影響。

其後吳育臻（2005）和廖秋娥（2005），分別以嘉義市和台東市為案例，調查 清代、日治到民國街道命名變遷與差異，探究不同政權地名、街道名稱的變化，

認為政權的中國文化或意識型態的命名進入，使地名脫離當地人民和土地。

許淑娟（2005）討論台南市鐵道以東的區域，在清代、日治，以及光復以後，

地名數量和里的變化消長，說明台南市在三個時代的區域發展差異，提出台南發 展重心逐漸向東。黃雯娟（2014a）透過不同時期，台北地名的變遷和空間分佈，

理解台北市街道演變，與分析國家治理的空間變遷。發現清朝路街名維持原來地 域空間，達到最佳治理效果；日本則以町名改正，將日本風的地名代入地域範圍，

讓民眾經常接觸並逐漸同化；而民國道路命名完全與地域脫離，導致在地居民最 缺乏在地認同。吳育臻（2008）探討不同空間命名的背後意義，文中指出台灣日 式地名的兩種功能：西部主要以教化，東部為撫慰日本內地的新移民。此時的地 名與一般對殖民者霸權的刻版印象有所不同，統治者對地名的命名權沒有普遍的 通則，地名也可反映統治者當時的統治態度。

此外，地名研究深入探討命名的規則，進一步瞭解探討，其中以戰後道路命 名為主要研究對象。黃雯娟（2014b）調查台南市府道路命名規則，發現市府應道 路命名需要，於 1983 年獨創以區域（里名、區名）作為字首的「路里譜」，並且 從「文化首都」概念進而影響「台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自治條例」，提出「文化政

治」一詞，認為改變台南市道路命名是藉由文化影響政治。許淑娟（2017）以不 同都市計畫為本，調查高雄市戰後街道命名特性，初估將高雄市道路命名分成四 段時期，並以高雄市都市計畫發展委員會身份，建議高雄市未來命名，需以高度 知名、道路延續、歷史發展、重要地標和表彰宏揚五大特性，凸顯高雄道路特色。

受到國外紀念性地名研究影響，開始探討紀念性地名的意涵。葉蘊翠（2014）

以中山和中正兩個全台主要的紀念性地名進行探討，調查發現中山和中正的象徵 意涵，並非只有單純統治者的宣揚。透過道路、行政區、學校三類承載領袖名稱 研究，發現中山和中正地名隨著時間點、空間大小和規模分布不同，可能具有懷 念、樹立權威等不同意涵。

（二）空間政治研究

批判理論觀點中，象徵性地名受制於權力的建構，另外象徵地名下的空間，

也受制於權力的影響，其觀點承襲傅科（Michel Foucault）的治理辨識（government identification）概念，探討統治者如何以科技、理性、效率等理由為名，達到操弄 空間為目的，其中以「量化空間」和「分佈空間」作為空間治理研究面向探討，

然而目前國內尚未有所相關空間量化研究，故以國外案例進行回顧。

「量化空間」因為受到執政者的便利，將富含象徵意義的地表數值化，最常 見於住址與郵遞區號兩種研究較為常見。Thale（2007）研究美國房屋編號系統，

其中以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Milwaukee）為個案，發現房屋編號系統雖然看似以 便利郵局寄信，但是背後推動因素為當地中上層階層，以便利商業貿易為由積極 推動，最後政府以數值化避免階級、種族分裂，更強調商業貿易旺盛與新的空間 思維，最終讓異議民眾默許通過。

「分佈空間」透過空間中分佈數量規模、區位、層級，來展現地名政治空間 中的特殊性。例如Gill（2005）研究莫斯科地名在 1980 到 1990 年代的政權交替間 地名變遷數量，發現時間和空間上出現明顯規律，越靠近政治權力的市中心路名 變動時間早、數量多，越遠離則相反，呈現莫斯科的空間政治影響力。

（三）社會正義研究

政治符號和空間治理研究，多半屬於單方面執政者，透過權力單方向的影響，

社會正義研究則認為符號和空間決定，來自於多方面角力結果，被視為文化競技 場（cultural arenas），強調誰具有命名權力（Mitchel ,2008），便能支配文化空間。

國外案例其中以 Harldey（2001）探究挪威薩米人（Sami），在爭取地名命名 角力過程，由於在社會、政治等領域即為弱勢，導致缺乏發言命名，最終無法掌 握自己本來的文化空間，因此提出「沈默地名」（toponymic silence）一詞概念。

國內對於「沈默地名」的研究，主要以不同族群之間對空間命名研究，其中 以原住民對傳統領域命名的回溯與提倡，其中汪明輝（1998）以鄒族 tfuya 與 tapangu 兩社地名意義做為探討；趙聰義（2008）以布農族對拉庫拉庫溪流域地名的語言、

空間命名探討；楊心喻（2014）以排灣族在牡丹鄉地名，探討空間分佈和其意涵。

雖然文中並未描述原住民對於命名權的探討，但從原住民地名復興和倡議，亦能 凸顯出命名權掌握在權力支配者的手中。

另外地名「社會正義」也借用「霸權理論」（the theories of hegemony）概念，

認為權力者支配文化空間，必定會受到反霸權團體抵抗；除此之外，霸權不單單 只是政權支配者，有可能受到理論、思想、行為等控制因素。

其中以 Alderman（2003）研究美國喬治亞州的伊藤頓（Eatonton），以馬丁路 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作為紀念街道案例最為特別，主要圍繞在

「紀念的尺度」（scaling of memory）作為空間權力的影響關係。當地爭取到設立 金恩博士紀念道路期間，受到三個不同角力影響，第一個角力為當地領袖，希望 設立在非裔社區至市中心道路，增加非裔社區的向心和教化功能。第二個角力來 自其他地區非裔領袖團體，希望將紀念道路提高至州際道路層級，增加外來者的 可視度。第三個角力來自當地商業利益，被以冒然更名增加商業成本為由，排斥 將紀念性地名改置州際道路，受到大眾的反對。透過上述過程，不同團體因受到 道路層級的觀感和資本主義，形成一種多重角力對抗。

相對國內研究而言，對於不同地名的角力研究，主要以基層社會命名的觀點，

凸顯出一地的命名價值觀以及當地的文化底蘊。洪致文、馮維義（2014）探討清 末以來台北盆地的空間認知方位，透過不同時代使用者空間觀，探討命名背後意 義，也了解到台北城鄉發展及都市擴張順序。林聖欽（2015）調查苗栗三灣鄉、

南庄鄉北六村新式福德祠的碑文、香牌、對聯的地名命名差異，這主要源於書寫

者的身份者，以至於對當地空間認知有所不同。在地人多以當地傳統聚落、環境 視覺命名，命名相對較為準確；而外地人則多以行政區域認知，指涉空間多為較

者的身份者，以至於對當地空間認知有所不同。在地人多以當地傳統聚落、環境 視覺命名，命名相對較為準確；而外地人則多以行政區域認知，指涉空間多為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