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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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2016）。難民潮對各國經濟、社會與政治情勢造成程度不一的影響，同時 衝擊人民的心理與情緒，而難民庇護政策似乎便在上述的背景發展下逐漸轉變。
綜觀上述，歐盟無力協調各國立場，推行共同的難民庇護政策，各國主導難 民危機的因應，推行各自的難民庇護政策，因而各國間的分歧與外交齟齬不斷更 對危機的後續因應造成更負面的影響。本研究試圖理解，為何面對共同的外在危 機，原已粗具規模的歐洲共同庇護體系非但無法進一步地統合，反而更加分崩離 析？歷史記憶、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等因素皆是長期發展的脈絡，無法對各國難 民庇護政策的轉變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而短期間內大批難民湧入雖然能提 供一部份的解釋，但仍有其他更重要的變項存在。於此，本研究試圖更進一步地 探索：是什麼因素促使反難民情緒逐漸高漲，進而影響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
其中，又有哪些面向對政策轉變具有顯著的效果？
第三節 文獻檢閱
本文聚焦國家內部情勢的發展以探究影響各國人民心理與情緒的因素，並試 圖理解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之現象，以下分別檢視國內經濟、社會與政治情勢 的相關論述。影響人民對難民觀感的因素主要分為兩類：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經 濟因素主要聚焦於難民對經濟的衝擊，包括：對財政、社會福利與勞動市場的影 響，尤其以勞動市場的競爭最為人民所關切；非經濟因素主要關注難民對文化與 價值的衝擊，人民關切本國文化是否受到難民衝擊的改變（Scheve & Slaughter 2001, 134）。此外，近年跨國境移動與國家安全之關聯逐漸受到關切，國家安全 也成為影響因素之一（Adamson 2006）。於此，本文以下依序檢視「經濟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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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衝擊與經濟不安全感」、「種族關係與文化價值」以及「極右派與國家安全」
等面向，試圖理解衝擊人民心理與情緒的因素，以及後續對難民庇護政策造成的 影響。
一、 經濟情勢、難民衝擊與經濟不安全感
難民的經濟衝擊主要分為三大面向：財政支出、社會福利以及勞動市 場競爭（Citrin et al. 1997; Scheve & Slaughter 2001; Dustmann & Preston 2007），於此，以下分別就這三大面向進行檢視。財政支出方面，Ruist（2015）
指出，國家須增加額外的財政支出以接收難民，2015 年瑞典便增加財政支 出達 GDP 的 1.35%以因應難民危機。Hagstrom（2000）認為，接收難民初 期國家必須付出前期集中（front-loaded）的淨成本；然而隨著時間難民逐 漸投入勞動市場，反而會對財政有所貢獻。Zetter（2012）指出，過於強調 財政支出是偏頗的，這項支出可被視為投資後續將會有收益，況且難民的 原籍國（country of origin）、教育程度、專業技術與未來的融合程度亦會影 響難民對財政的影響。Storesletten（2000）也指出，若外來人口多為中壯 年且具有中高技術水準，當他們投入接待國的勞動市場，反而能夠避免接 待國的經濟發展與財政狀況因人口老化而逐漸惡化。長期而言，難民對財 政狀況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端視他們本身具備的教育程度與專業技術，
以及他們後續融入接待國的情況（Aiyar 2016）。社會福利方面，Card, Dustmann & Preston（2012）以及 Dustmann & Frattini（2014）指出，人民 擔憂社會福利背負移民的沈屙而排擠自身利益，因而傾向反對移民。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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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st 2015）。但事實上 Blume & Verner（2007）認為，移民會隨著時間而 逐漸脫離社會福利的保障。此外，Hansen & Lofstrom（2003）指出，雖然 難民抵達接待國初期會受到社會福利的保障，他們卻比移民更快脫離而非 依賴社會福利；8 不過他們也注意到經濟發展程度會有影響，來自於低度 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的移民更會受到社會福利的 保障，同時由於就業較為困難，因而有較強烈的動機使用社會福利。9 Maystadt & Verwimp（2014）認為，一般而言難民對社會福利會產生正面影 響，不過這樣的影響是不平均的（asymmetrical），可能對某一群體有利而 對另一群體有害。最後，Ghorashi（2005）點出國家政策的重要性，融合政 策成效不彰無法使難民經濟獨立，迫使難民持續依賴社會福利，換言之，
國家政策也是造成難民依賴福利政策的原因之一。勞動市場競爭方面，不 同於普遍的既定認知，Friedberg & Hunt（1995）認為，移民投入勞動市場 對於本國勞工的薪資與就業的影響非常小，即使中下階層的本國勞工也不 會受到太大的衝擊。勞動市場區隔理論（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便指出，由於結構與制度性的因素，除了語言能力限制外，難民的學歷與 證照不受承認，同時更面臨歧視問題，在在限制難民求職，尤其是專業技 術人才的難民深受其害（Krahn et al. 2000, 60-61）。此外，國家擔心難民會 永久停留，也害怕人民反彈，因而消極對待難民的工作權，甚至設下種種 限制（Arnold-Fernández & Pollock 2013, 92），舉例而言：難民被政府分配
8 Hansen & Lofstrom（2003）指出，1990 年至 1996 年間，瑞典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並非由於 移民的福利依賴，而是由於移民增加以及失業率上升。
9 原籍國也會影響移民依賴社會福利與否，1980 年代後，來到美國的移民以亞洲裔與拉丁裔為 主，他們的技術與教育程度較低，因而更為依賴社會福利，參見：Borjas & Trejo（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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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落區域居住，導致難民與社會隔離而無法找到工作（Pillimore &
Goodson 2006）。10 據此，即使擁有高學歷或專業證照，難民大多僅能從事 暫時性或勞力性質的工作，與本國勞工產生的競爭並不大（Zetter & Ruaudel 2014）。
雖然移民會同時帶來經濟效益與成本，但大眾輿論對移民的觀感會傾 向於強調成本（R. Simon & Alexander 1993）。Zetter（2012）也指出，難民 初期造成的負面衝擊受到放大關注，「難民負擔」（refugee burden）不僅深 植於政府政策思維中，同時也影響人民對難民的觀感。普遍認為，難民造 成負面經濟衝擊，對經濟的擔憂影響人民對難民的觀感（J. L. Simon 1989;
Dustmann & Preston 2005, 2007; Mayda 2006）。Scheve & Slaughter（2001）
指出，教育程度低或經濟較為弱勢的族群傾向支持緊縮移民政策。此外，
政府幫助難民而忽略本國經濟弱勢族群，會激化人民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進而導致種族偏見（Pettigrew et al. 2008），同時加深反移民 情緒（Pettigrew, Wagner & Christ 2007）。人民對難民造成經濟衝擊的擔憂 來自人民對集體經濟趨勢的感知而非個人當下所遭遇的經濟威脅，這樣的 經濟不安全感（economic insecurity）進而誘發反移民情緒（Citrin et al.
1997）。更有甚者，經濟衰退讓移民政策受到辯論，歐債危機不僅讓極右派 獲得空前支持，也讓歐洲各國開始限縮移民（Collett 2011）。2010 年代初期，
雖然加拿大並未受到經濟危機太大的影響，但保守政府仍推行撙節措施並 緊縮移民政策（Root et al. 2014）。
10 英國不允許難民在庇護申請審理期間工作，而歐洲其他國家如瑞典與荷蘭皆給予尋求庇護者 一定期間的工作許可。此外，英國將難民遷居至沒落區域，難民更難找到工作並融入社會，這樣 的限制會持續孤立難民，參見：Pillimore & Goods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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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種族關係與文化價值
Card, Dustmann & Preston（2012）認為，經濟因素與結構組成效果
（ compositional effect ） 皆 影 響 人 民 對 移 民 的 觀 感 ，「 組 成 舒 適 感 」
（compositional amenities）意指人民對於生活環境與社會的歸屬感，移民 帶來不同的認同、語言、文化與社會價值，破壞組成舒適感而引起對移民 的排斥與恐懼。種族因素影響人民對移民的觀感（Scheepers et al. 2002），
Burns & Gimpel（2000）甚至指出，種族歧視對移民觀感的影響比起經濟因 素更為巨大。人民因種族特徵而視移民為威脅，但其背後仍不脫經濟與文 化因素：人民視來自於低度開發國家的移民為經濟負擔，而種族與文化差 異甚大的移民亦受到人民的排斥與敵視（Manevska & Achterberg 2013）。
Ford（2011）也發現，移民原籍國的經濟發展與文化相似程度會影響人民 對移民的觀感，人民歡迎來自經濟發展程度高而種族與文化相似的國家之 移民；反之，人民排斥來自經濟發展程度低而種族與文化差異甚大的國家 之移民，英國人民便歡迎來自西歐與紐澳的移民。同樣地，美國人民認為 拉丁裔移民與歐洲移民相比是更大的負擔，不僅耗費更多經濟成本，對文 化主體性亦是威脅（Brader, Valentino & Suhay 2008）。Newman, Hartman &
Taber（2012）更指出，外語阻礙不同族群溝通與交流，人民視外語為文化 威脅。事實上，S. Schneider（2008）認為，人民與移民間的經濟與社會競 爭對反移民情緒的解釋力並不如想像中的高；人民意識到大批移民對本國 文化與社會價值可能產生威脅時，則反移民情緒會因而增加。Papademetr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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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ulescu-Bogdan（2016）指出，遠離主流社會的宗教、種族或語言次團 體使人民感覺主流的文化與社會價值備受威脅，因而強化對外國族裔的焦 慮。
三、 極右派與國家安全
歐洲國家興起種族國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尤其是青年將穆斯林 視為國家與文化認同的威脅，也不信任政府與歐盟，激進政治焦慮與懷疑 主義導致一連串政治體制外的運動（Richardson & Colombo 2014）。當代極 右政黨結合以文化種族主義（cultural racism）為基礎的種族國族主義與反 建制（anti-political establishment）的民粹主義（Rydgren 2005），它們以移 民議題作為著力點，操作反移民情緒，以獲取支持（Mudde 1999; Lubbers &
Scheepers 2000）。國家認同與危機的論述有效地將社會衝突種族化，不僅 建立威嚇感與社會建構的恐懼，更強化種族仇恨的正當性（Richardson &
Colombo 2014）。此外，全球化、移民與安全議題之關聯逐漸受到矚目
（Weiner 1992/93; Doty 1998），2001 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移民被視 為國家安全的威脅從而促使移民與難民庇護政策的緊縮（Kerwin 2005），
而 2004 年馬德里爆炸案與 2005 年倫敦爆炸案更激發既有對移民的恐懼。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移民在其他因素影響下對國家安全造成超乎傳統安全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移民在其他因素影響下對國家安全造成超乎傳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