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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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獻試圖從不同面向解析衝擊人民心理與情緒的因素：經濟方面，人民 擔憂難民對經濟造成負面衝擊，尤其是擔心勞動市場將會更加競爭，同時也加劇 既有的經濟不安全感；文化方面，人民擔憂難民破壞本國文化與社會價值的完整 性；安全方面，人民擔憂難民威脅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然而，上述經濟、文化 與安全面向的因素各自無法單獨地完整解釋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的現象。其 中，經濟與文化面向的因素早在難民危機前已然存在，然而卻沒有在難民危機爆 發之初便促使政策轉趨緊縮，許多國家仍維持既有制度接收難民，部份國家甚至 轉而開放以因應難民潮；而單就安全面向的因素也不足以促使政策緊縮，其中仍 深埋著種族緊張關係的意涵，才使難民或全體外國族裔成為攻擊目標。上述不同 層次與面向的因素的確與人民所抱持的反難民情緒有所關聯，對於難民庇護政策 轉趨緊縮之現象亦有或多或少的解釋能力，然而其中仍存在著相當的落差與漏洞 需要更進一步探索。於此，本文在上述各個面向與因素的基礎上，建構本文的理 論架構，探究其中的落差與漏洞，試圖釐清難民庇護政策轉變的動態發展，嘗試 對此次難民危機中歐洲各國難民庇護政策的轉變提供更細緻的觀察與解釋。

第四節 理論架構

上述各個層次與面向的因素皆有其侷限，無法有效解釋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

縮的現象，基於上述文獻與討論，本文的理論架構試圖對研究問題提供一個更為 細緻的觀察與解釋。此次難民危機前，歐洲各國受到歐債危機的衝擊，部份深陷 危機的國家又實施撙節政策，經濟復甦緩慢，直接衝擊人民的經濟生活，經濟不 安全感與相對剝奪感逐漸加深。此外，長期以來西歐各國的移民難以融合，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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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關係、文化與價值衝突成為各國社會躁動不安的隱憂。而難民危機期間，恐 怖攻擊與難民犯罪問題加深人民對安全的擔憂，並強化「難民是安全威脅」的既 定印象，直接衝擊人民的心理與情緒。Papademetriou & Banulescu-Bogdan（2016）

由五個面向：短期間內大批難民湧入、經濟競爭加劇、威脅文化與社會價值、犯 罪與安全問題以及對政治信任降低，探討大眾的反難民情緒。探究其中論述，短 期間內大批難民湧入會觸發既存的焦慮因子，但若缺少焦慮因子，便不必然造成 反難民情緒的增長；此外，人民的政治信任感降低雖會助長焦慮情緒，但人民最 為關切的仍集中在經濟、文化與安全等三大面向。於此，沒有一個單一層次或面 向的成因能有效解釋難民庇護政策的轉變，而存在於各國的社會焦慮（societal anxiety）受到難民危機期間人民對經濟、文化與安全的感知與擔憂的誘發而逐漸 發酵，成為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的重要關鍵因素。社會焦慮係指，社會大眾對 特定事件的集體不安而躁動的心理與情緒，Bartholomew & Victor（2004, 238-241）

指出，在資訊模糊不清（ambiguity）的情況下，媒體與政府等權威性組織的論述 會加強謠言故事的可信度而為大眾所相信，基於模糊不清的感知（perception）

因而轉變成感知事實（perceived fact），進而使原本存在於個人層次的恐慌，逐 漸成為集體的社會焦慮。

普遍認為，短期間內大批難民湧入衝擊人民的心理與情緒，觸發焦慮因子，

進而導致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然而仍有些案例說明大批難民湧入與反難民的 社會焦慮並無必然的關係。除了稍前已說明的西班牙與愛爾蘭的案例外，長期以 來加拿大持續接收難民並在屢次難民潮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其主流民意仍支持接 收難民；此外，此次難民危機期間，除匈牙利外的東歐國家並未真正面臨難民潮，

但他們卻反對接收難民；而德東地區被分配到的難民配額非常少，但卻是德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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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運動的大本營。因此，實際的難民人數並非重點，關鍵在於人民對難民的感知，

生活周遭可見的外國族裔明顯增加讓人民意識到大批難民湧入，而大眾媒體更是 形塑人民對難民感知的主要媒介。此次難民危機中，短期間內大批難民湧入超乎 各國自認為可負荷的程度，人民感知到難民潮的壓力與威脅，加深人民對難民可 能造成經濟與文化衝擊的擔憂，同時更面臨安全威脅而產生不安與危機感，其後 上述三個面向的擔憂逐漸受到大眾確信而成為感知事實，進而使個人的不安與危 機感與恐慌逐漸成為集體的社會焦慮。換言之，短期間內大批難民湧入不僅帶來 人民對安全的擔憂，也加劇人民對經濟與文化的擔憂，進而滋長並觸發反難民的 社會焦慮，影響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以下便依序探討經濟、文化與安全等三 大面向的因素：

一、經濟情勢、難民衝擊與經濟不安全感

經濟面向的因素是反難民社會焦慮的生成因素之一，接待國的經濟情 勢、人民對難民衝擊的感知等皆影響對難民的評價，進而形成人民對難民經 濟衝擊的擔憂。人民擔憂難民不僅迫使政府增加財政與社會福利支出，更排 擠人民的經濟資源，加劇勞動市場的競爭，使薪資水準下降或是本國勞工的 失業率上升。雖然學界主流意見認為，長期而言，難民會對接待國經濟有所 貢獻，使之受益於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當然這仍端視難民的 融入程度。短期而言，難民湧入的確衝擊接待國的財政與社會福利，對勞動 市場的影響雖然不大，但這卻讓「難民造成負面經濟衝擊」的既定感知更為 強化。此外，一般而言，近二十年來西歐各國的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社會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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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保障逐漸減少；加上稍前大部份歐洲國家受到歐債危機的衝擊，經濟衰 退、失業率攀升，其後又實施撙節政策，削減公共開支與社會福利，更影響 中下階層人民的經濟生活。在此情況下，雖然上述感知並非全然基於客觀事 實，但卻真實地為人民所深信，尤其是稍前受到撙節政策影響的中下階層人 民對難民湧入產生更深的經濟不安全感與相對剝奪感。

二、種族緊張關係、文化與價值衝突

文化面向的因素也是反難民社會焦慮的生成因素之一，接待國與外國族 裔間的種族緊張關係、文化與價值衝突會影響人民對難民的評價，同時也會 讓人民產生對難民文化衝擊的擔憂。戰後西歐各國逐漸成為移民的接待國，

然而各國長期忽略融合政策的重要性，移民融入不力的情況造成人民與外國 族裔形成兩個平行社會，種族緊張關係、文化與價值衝突則成為社會不穩定 的隱憂。其中，尤以穆斯林移民最受關注，一般而言，穆斯林較難以融入西 歐各國社會，在西方與伊斯蘭文明衝突的脈絡下，文化、社會價值與生活方 式皆成為衝突點，因而更難以融入，形成惡性循環。此次難民危機又帶來大 批穆斯林難民，挑起西歐各國人民原本與穆斯林間的緊張關係，人民擔憂穆 斯林增加會惡化移民融合狀況，加劇兩者間的衝突，甚至威脅本國文化與價 值的主導地位。於此，既存於西歐各國的種族緊張關係、文化與價值衝突受 到大批難民湧入的觸發，激起人民對難民甚至全體外國族裔的危機與焦慮 感，進而滋長反難民的社會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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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極右派活動與安全議題

安全面向的因素是反難民社會焦慮的觸發因素之一，安全關乎國家與個 人最基本的生存，對國家與個人安全造成立即而巨大的衝擊，使人民的危機 與焦慮感進一步受到觸發，讓人民更加擔憂難民造成的安全威脅。此次難民 危機期間，大批難民長驅直入，政府無法有效管治邊境，而加深人民對安全 的擔憂；更重要的是，危機期間的恐怖攻擊與重大治安事件造成大規模的生 命與財產損失，不僅立即衝擊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更印證先前人民對安全 的擔憂。此外，極右派趁著社會焦慮日漸高漲之勢取得越來越多的民意支 持，同時，極右派的活動也反過來進一步地催化社會焦慮。極右派基於排外 主義，長期強調移民對於經濟、文化與安全的負面衝擊，此次難民危機期間，

大批難民湧入成為極右派有利的著力點。極右派抨擊政府因應難民危機進退 失據，難民湧入對本國的經濟、文化與安全造成巨大負面衝擊，運用人民日 漸高漲的危機感與社會焦慮，在屢次選舉中逐漸脫穎而出。

大批難民湧入觸發既存於接待國社會中對經濟與文化的擔憂，同時也帶來對 安全的擔憂，焦慮因子受到觸發，反難民的社會焦慮便在難民危機期間逐漸催化 與發酵。經濟、文化與安全等三大面向的因素是本文討論社會焦慮的主要範疇，

上述各個面向的因素並無法單獨地有效解釋難民庇護政策轉趨緊縮之現象：對經 濟與文化的擔憂早已存在，自危機初期便開始受到誘發，但並無影響政策走向，

部分國家仍維持既有制度，甚至轉以開放政策因應危機；而對安全的擔憂本身便 具備著文明衝突的意涵，換言之，由於難民多為穆斯林，對安全的擔憂才如此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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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且富有針對性。本文認為，上述三個面向的因素無法單獨視之，對經濟與文化 的擔憂是社會焦慮的生成因素，早在難民危機前埋下焦慮因子；而難民危機帶來

烈且富有針對性。本文認為，上述三個面向的因素無法單獨視之，對經濟與文化 的擔憂是社會焦慮的生成因素，早在難民危機前埋下焦慮因子；而難民危機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