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十四行詩規範奠定及超越

一、徐志摩的十四行詩

徐志摩（1897-1931）是新月派的核心人物，除了聞一多、孫大雨之外，他也對十 四行詩理論的部分帶來很大的貢獻。徐志摩的教育背景源於北京大學，雖然一開始爲 了尊重父親的意見，他因辦理婚禮之事而退學，後來，1917 年秋天時，先在上海的浸 信會學院和北洋大學唸書，再回到北京大學校園的法科，他專修政治學，便從梁啓超。

183 引於《中西格律詩與自由詩的審美文化因緣比較》，林靜怡著，國立臺東大學，2010 年。

184 梁實秋：〈文學講話〉收於《梁實秋論文學》臺北：時報出版社，1978 年，頁 512-548，引於《漢語 十四行詩研究》，頁56。

1918 徐志摩首次出洋赴美，先於馬薩諸塞洲的克拉克大學，畢業後再到紐約的哥倫比 亞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班。

當初徐志摩特別關注政治、社會、文明與相關的議題，而在國外留學的他，與當 時許多年輕學生一樣，接觸西方文化時，實際上内心最關心的是「祖國」的問題：如 何改善、如何救國，或者説如何現代。

那時候徐志摩讀尼采與羅素的理論，就是爲了「從羅素」，因此他碩士畢業後到 英國倫敦，但他到了之後發現羅素早於1916 羅素離開康橋的三一學院。此意外，在徐 志摩人生中帶了一個大的轉變，在英國死了一個政治學家，但出生了一個詩人。

他在倫敦大學政治系博士班辦完入學，但後來沒有修課，那時他在倫敦認識了陳 源、林長民與其女兒林徽音，而對這位女孩一見鍾情，因此她離倫敦去蘇格蘭唸書時，

徐志摩心情煩悶抑鬱，想換環境，就在這個時候，他與林長民一起參加倫敦國際聯盟 協會，而在此認識英國政治家與哲學家G. L. Dickinson（狄更生 1862-1932） ，當時他 是康橋王家學院的校友，是他邀請徐志摩去康橋當特別生，而徐志摩立刻答應。

梁實秋說「徐志摩是一個徹底的浪漫主義者」¹⁸⁵，而胡適曾經有說：「他的人生觀 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裏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 美」¹⁸⁶，而這種浪漫思想，就是在康橋生活那一年半的經驗所帶來的。在這短短的一 年半的時間内，也許徐志摩沒有寫在此需要特別關注的詩或文章，不過康橋的環境和 大自然，以後常出現於其作品中，在《猛虎集·序》中，他提到自己開始注意文學與詩，

而如此説明：「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着了什麽奇異的月色，從此 起我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而在〈吸烟與文化〉一篇文章中，他說：「我 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 的」。

在 朋 友 交 遊 方 面 上 ， 對 徐 志 摩 而 言 ， 這 是 很 重 要 的 時 段 ， 在 康 橋 他 認 識 了 Dickinson 、 H.G.Wells （ 威 爾 斯 1866-1946 ） 、 Arthur Waley （ 魏 雷 1889-1966 ） 和 Laurence Binyon （卞因 1869-1943）、Keynes（凱恩斯 1883-1946），而由 Dickinson

185 《談徐志摩》，頁33。

186 同前註。

的 關 係 認 識 了 Fry （ 弗 萊 1866-1934 ）¹⁸⁷， 另 外 ， 當 時 在 英 國 所 謂 的 Bloomsbury Group（佈盧姆茨伯裏派）已經很有名，而其社員都畢業於康橋大學的三一學校，雖然 從徐志摩的作品無法判斷佈盧姆茨伯裏對之有無明確的影響，不過，他的確與他們有 些來往。

1922 年徐志摩回國，而不久到北京，上一章已提到他與清華學校文學社的學生首 次見面的一些狀況，徐志摩演講的時候將一篇通俗性文章〈藝術與人生〉（“Art and life”）以英文的「牛津方式」來講演。這一篇文章從某一些方面來説受到弗萊與當時在 英國很流行的理論的影響。

在這個時候，徐志摩與創造社的郭沫若、郁達夫與成仿吾也有一些來往，在國外 的時候，徐志摩讀中國新詩時，也看了不少沫若的作品，但後來徐氏將〈雜記〉一文 投給胡適主編的《努力週報》，而文中批評郭沫若之詩，因此惹成仿吾之怒憤，所以 之後徐志摩的名字再也不出現於《創造季刊》。

泰戈爾訪華幾個月後，内戰爆發了，徐志摩一方面因政治狀況不穩定，一方面因 感情上有煩惱，決定赴歐，打算與泰戈爾在義大利見面。途中經過俄羅斯、德國與英 國，但不幸的是徐志摩還沒到義大利前，泰戈爾因其他事情而提早離開，徐志摩雖然 難過，決定一樣赴義大利。大致上可説，義大利給徐志摩最大印象，都在於大自然與 城 市 的 風 景 ， 在 文 學 的 方 面 上 ， 梁 氏 在 《 徐 志 摩 新 傳 》 裏 ， 提 到 徐 志 摩 對 D'Annunzio（鄧南遮 1863-1938）一時的熱愛¹⁸⁸，不過徐志摩在義大利時沒有遇見他，

而回國後，也許由於語言的關係與思想方向不同，這喜愛似乎消失。另外，梁氏也指 出徐志摩雖然寫了關於D'Annunzio 的文章，都沒有討論其詩作，因此可以說他有無機 會看其十四行詩這問題比較無法回答，另外，徐志摩當時也有讀但丁的《神曲》，但 有無接觸到其十四行詩，徐氏也沒有說。

從上文提到可見，徐志摩受到豐富多元的教育，從留美對政治、社會、經濟的關 注到康橋的浪漫主義，有泰戈爾的詩學也有歐洲之遊，有西方文學與思想的崇拜也有 祖國的尊重與關心，而從這些因素他歸納自己的信仰，也就是胡適所説的「愛、自由、

美」三大字，也許可説，對徐志摩而言，美就是自由與愛的結合。從此可見徐志摩一

187 梁鍚華：《徐志摩新傳》，頁22-31。

188 見前註，頁117。

直到回國後與聞一多辦《晨報詩鎸》那時段，他對格律與音節沒有提出比較完整的理 論。

上一章提到的Arthur Symons 寫的 Amoris Victima 第四首，徐氏的翻譯是《詩鎸》

上唯一寫的十四行詩，原文為如下：

189 發表於《詩鎸》第 4 期，上一章已經指出這一首是《愛的犧牲者》（Amoris Victima）第四首，原文 為如下：

I know that you are lost to me, and yet I will not think it. If I could but get

This too obsequious heart out of your power For one forgetting and contracted hour, this heart that from resemblance has not won Oblivion or even rebellion!

I must not think: there's safety that one way.

I must not think of you,not even to say

“I have forgotten.” I will think of——who?

All other women, since they are not you!

Ah! but that's weakness: can I not be strong, As you are, in your rage to do me wrong?

O! lest I hate you, let my love have power, For love's sake, to forget you for one hour!

那麽，從此首的原文可見其韻脚為AABBCCDDEEFFGG，Symons 在其詩集中，

共寫了十一首皆具有此種韻脚，不過在西方有重叠韻的十四行詩相比少了些，因爲此 格式將十四行分爲七對句，而此分法與分四段之法不同。爲了更進一步討論韻脚的重 要性，可以回到聞一多所提到的「三百六十度的圓形」之説，並聞一多也提到四段之 分發： 一為起，二為承，三為轉，四為合，聞一多的話清楚的表達十四行詩固有的特 色與其核心的思考邏輯，十四行詩目的為描述某一種抒情自我之狀態，而以此描述得 到一種結合或結論，當然，也可以透過七對句之法得到一樣的效果，但其思考模式不 太一樣，前者之陳述比較和諧，有停頓，有分析的時間，節奏稍微慢一點，後者比較 像一種不斷增加的過程，到了極點才得到結論，是感情爆發而沒有經過反省的表達。

不過，徐志摩沒有保留韻脚，雖然有押重叠韻之處，基本上可説其韻脚比較自由。

另外，從字數的方面可説，此首詩行都有從12 至 14 字，音節方面，可推測如下的分 法：

明知/不再是/我的了/，你/，但我/還不 這樣想/，我恨/不能/打破/你的/迷蠱，

好叫/我這心/，這太/軟弱於/一個心，

享受/一半個/急促的/遺忘的/時辰。

不過徐志摩在翻譯這首詩時是否考慮音節的問題，確實沒有一定的答案。

應該可以說徐志摩對十四行體比較深入的分析與思考源於《新月月刊》第1 卷第 1 期，聞一多發表〈白朗甯夫人的情詩〉的時候，徐志摩也發表〈白朗甯夫人的情詩〉

一篇文章。實際上，這文前一半主要討論愛情本身及愛情與結婚之間的關係，再者，

陳述詩人白夫人與其丈夫的愛情故事，可見這些都是浪漫詩人徐志摩會注意到的話題，

不過到最後一部分他集中於十四行詩本身。

首先，他稱贊白朗寧夫人十四行詩之美，再者，强調聞一多翻譯活動的重要性，

因爲「商籟體（一多譯）那詩格是抒情詩體例中最美最莊嚴，最嚴密亦最有彈性的一 格，在英國文學史上從湯麥斯槐哀德伯爵（Sir Thomas Wyatt）到阿寨沙孟士（Arthur

Symons）這四百年間經過不少名手的應用還不曾窮盡它變化的可能。」，徐志摩提十 四行詩的發展，指出「商籟體是西洋詩式中格律最嚴厲的，最適宜於表現深沉的盤旋 的情緒。」，最後結論：「當初槐哀德與石壘伯爵既然能把這原種從意大利移植到英 國，後來果然開結成異樣的花果，我們現在，在解放與建設我們文字的大運動中，爲 什麽就沒有希望再把它從英國移植到我們這邊來？」

另外，在《詩刊》第2 期有徐志摩寫的〈前言〉裏，他更進一步認同十四行體，說：

「大雨的商籟體的比較成功已然引起不少響應的嘗試。梁實秋先生雖則說『用中文寫 Sonnet 永遠寫不像』，我卻以爲這種以及別種同性質的嘗試，在不是僅學皮毛的手裏，

正是我們鉤尋中國語言的柔韌性乃至探檢語體文的渾成，緻密以及別一種單純『字的 音樂』（word-music）的可能性的較為方便的一條路：方便因爲我們有歐美詩作我們的 向導和準則。」。從此可見，徐志摩透過聞一多的《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詩》翻譯活動 與孫大雨及其他詩人的十四行體創作，不僅對此詩體得到清楚的理解，且非常認同之，

他主張把西方十四行詩的範本移到中文（就像曾經英國詩人把義大利的範本移到英 文），而透過此過程一方面創造新的詩體，一方面改善中國新詩，使之重新得到某一 種「音樂性」。

不過徐志摩知道新詩的未來很模糊，他在《詩刊》第 2 期也寫了代表「新月態度」

不過徐志摩知道新詩的未來很模糊，他在《詩刊》第 2 期也寫了代表「新月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