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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新聞框架的產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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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聞框架的產製過程

Anderson(1999: 86)認為促成共同體的想像是一種爆炸性的相互作用,其 關鍵要素在於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生產關係)、印刷科技(傳播科技)以及人 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讓現代民族的登場預先搭好舞台。在 Anderson 的 概念中,資本主義推動了後兩者的發展與整合,讓語言隨著印刷品的銷售動機逐 漸形成固定性格(fixity),進而形塑出「主觀的民族理念」,得以讓數十萬甚至 數百萬計的人們知曉並想像他們屬於這個特殊語言的場域。

這樣的概念說明了傳播科技成為民族想像共同體的關鍵中介原因,另一方面 似乎也可以去預想印刷資本主義發展的成果為何,即媒體成為重要的想像來源,

擁有無可取代的影響,也突顯了媒體的本身的趨利性與新聞產製背後的人為與複 雜過程。

一、新聞框架產製

本文的研究焦點之一在於了解媒體仇韓的框架產製受到哪些因素影響,進而 如何與觀者產生互動。Entman(1993)便認為,框架至少存在於傳播者、文本、

接收者和社會文化中;Woo 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框架概念強調的新聞媒體 之呈現內容並非固定實體(fixed entity),而是文本製作者、接收者、與文本三者 之間的互動且受到社會情境影響的結果,也就是說一種新聞框架的產生過程牽扯 到了組織產製、個人接收以及文本自身三方面的交互影響(引自臧國仁,

1999:113)。以下分別述之。

(一)文本框架

Gamson(1989)認為框架是一組具有組織性的中心思想,可使相關事件突 顯意義,並引導我們何者才是議題所在,也因此 Gamson 將新聞視為是一種說 故事的過程,而非新聞事件的呈現,且一則新聞同時有許多框架在競爭,並有不 同的重組方式。

Pan & Kosicki 認為新聞文本並無客觀意義,而是新聞工作者組合一些符號 設計(symbolic devices),與讀者個人記憶及意義建構行為互動後的產物。這些 符號設計包括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情節結構(script structure)、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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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thematic structure)、修辭結構(rhetoric structure)等,透過這些設計,新 聞文本達成了組織事件或事實的再現功能(引自臧國仁,1999: 139)。

新聞文本框架就是「將故事整理為一體(coherent whole)的中心意旨」,而 此一「整理過程」乃藉由選用(或排除)以及強調(或忽略)語言結構與字詞達 成(臧國仁,1999: 143)。Rhee(1995)便認為新聞框架表現在新聞故事的主軸 中,經常以不同方式凸顯,當中包含前述 Gamson 所提出之說故事過程;此外,

新聞工作者的知識背景與經驗,也會經由產製者的「詮釋基模(interpretative schemata)」重組,從而創造不同的新聞框架。最後,在不同的社會與時空情境

(social and contextual frames)下所產製的新聞故事,更會同時影響新聞言說的 呈現以及讀者對於新聞故事的詮釋能力。

換言之,文本論述並非中立,新聞從業人員在字裡行間所選擇的特定句法與 詞彙,都代表了媒體、記者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是如何認知該社會事件,同時 進一步也框限了讀者對新聞的理解面向。也因此將文本作為分析對象,某種程度 上可以反映的記者個人以及組織框架的影響程度。

(二)個人框架

在前面一節關於框架的討論中已知,個人了解框架的方式來自於過去對世界 了解的心理基模,如同新聞框架是「個人」選擇、詮釋、強調或組織外界事務的 心理結構(臧國仁,1999)。不過另外須考量的部分是「個人」可以為新聞記者,

也可以是閱聽人自己本身。因為訊息的接收來自傳遞與接受兩端,所以在新聞文 本的產製過程中,記者用自己的框架去建構新聞,但同樣的,閱聽人也會依個人 的認知框架去接收新聞。

Stocking & Cross 分析新聞產製過程發現,新聞記者在選擇事件、選擇導言、

或選擇報導角度時,都以慣用的思考方式來進行,只要是與原有思考模式不同的 角度,記者就會不加重視甚至予以排除(臧國仁,1999)。國內研究也有相似的 結果,章倩萍(1994)研究新聞記者的認知策略,便發現記者在採訪報導新聞時,

會以基模作為認知新聞事件及人物的基礎,主動的詮釋外來資訊的意義。

探究個人框架的產生,原因可能來自於社會現象過於複雜,因此人們常會運 用一些簡化機制來組織生活經驗,即 Lippmann(1922)在《民意》(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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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中所提的「刻板印象」,就是一種「簡化型態」(oversimplified pattern),用 以協助人們獲得有關世界的意義。

這樣的情形如同 Fridriksson(1995)將新聞視為故事,他認為每則新聞故事 都承載了不同訊息,而訊息內容只是記者個人專注或將焦點集中在議題某一部份 的結果。換言之,新聞其實是記者或編輯的個人框架在選擇社會事件的部份真實 與排除其他部份真實後的呈現。

基模理論強調我們對於事實的主動建構,是因為人們對於事件的認知,基本 上會有強烈的主觀傾向(鍾蔚文,1992)。Chung & Tsang(1993)進一步指出新 聞採訪工作,實是目標或假設導向(hypothesis-oriented)的歷程,這樣的歷程是 個人框架的軌跡呈現;他們在研究中指出,新聞事件的本身並非記者所採訪出 來,而是記者不斷「驗證」事先所蒐集的資訊,或是去對應消息來源訪談的結果 是否與原先目標或假設吻合。但另一方面,其所報導的新聞符號真實雖然可能與 原初事實無所對應,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有所出入,但由於新聞工作者本就是社 會人,其報導之新聞不能與社會大眾的共有經驗(社會真實)相去甚遠,兩者必 須有某種程度之社會共識(臧國仁,1999)。

也就是說當看到韓國相關的報導時,記者個人為了將事件表達清楚,可能會 依照過去的事件印象,引用不同背景資料,並依照當時的時空環境選擇某部分的 真實進行基模重組,使得同一事件出現不同的敘事內容,產生一定的意識形態,

而這樣的個人框架進而影響了對於事件本身的認知。

(三)組織框架

在個人框架的討論中強調的是長期以來的框架累積可能會讓記者本身選擇 某部分的真實去做報導,使得這樣的報導可以為自己的假設所接受,並且符合當 時的時空背景。但記者身為媒體組織的一員,有著僱傭的不平等關係,仿若中古 時期的封建采邑的庇護與效忠,使得記者無法脫離組織,也讓其身分同時必須與 企業員工之間的認同相互流動(張文強,2009)。這樣的特徵讓記者深受組織影 響。

Bantz(1990)指出,新聞媒介組織內部經常面臨不同價值觀的對抗,如新 聞專業與企業利潤的衝突,或專業與娛樂風格如何調和取捨.這種內部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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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爭固然屬組織常態,長久下來,將會影響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權,造成新聞人員 在進行報導時面臨應配合企業文化還是完成媒體工作目標的困擾。

新聞組織內部也會為了使新聞工作順利進行所制定的慣例與程序,這些規則 通常會去限制議題的新聞性,如決定哪些人屬於新聞人物、哪些消息來源是值得 採訪的,從而對議題產生不同的報導面向,具體的規則如「記者採訪路線」、「新 聞寫作規範」等(林建利,2007;張敏華,2005)。

再者,「新聞室控制」也是媒體框架社會真實的重要因素。如同國內學者所 謂的「內部控制」,指的便是「新聞編採人員的工作環境,如何影響新聞成品的 內容」(鄭瑞城、羅文輝,1988: 118)。當中有些新聞媒體會透過具體的編輯手冊 明示報社的風格與立場,有些則必須靠記者自行去學習摸索組織中隱晦不明的立 場。

此外,媒體組織往往也可以透過人事、理念、監控以及獎懲等方式,來維繫 組織的政策(陳順孝,2003)。這些情境使得個人框架與組織框架產生衝突時,

在新聞義理與組織政策走向間不得不去進行取捨,延續自己的職業生涯。如同張 文強(2009)所說,在組織內部工作的新聞工作者,除了需要處理新聞工作的自 主權與能動性問題外,還得面對新聞專業與組織利益碰撞後,更為深層的工作意 義與自我認同衝突。

因此,從前述討論可以知曉,一則新聞就是一種選擇與組合的結果,如同臧 國仁(1998)所歸納,媒介觀察事物的方式,也就是框架的表現。這種選擇與組 合的基礎,部份來自記者的個人心理狀態或經驗,有時肇因於新聞組織所設定之 常規與偏向,以致某些事件能受到青睞而成為新聞,使得另些事件真實僅有部份 被呈現,其他的部分真實則可能因與媒體組織框架不合而遭棄置、忽略。

二、媒體組織與新聞商品特性

新聞框架的生成除展現在文本上,與個人與組織框架更密不可分,而在當中 記者本身的個人框架往往會受到新聞室控制影響,使得最後新聞文本偏向媒體內 部生產規則。因此,如要檢視媒體是否對於運動場域中的新聞文本有刻意操作之 痕跡,可發現儘管有著不同的框架存在其間,但仍深受新聞商品生產特性與媒體 組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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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文本與組織獲利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媒體本質即在於獲利,如同製造各種產品,為了考量 其所付出的財貨成本,因此在市場中的行為必須符合理性要求,才有可能因製造 產品獲取利潤(Picard, 1989;馮建三譯,1994: 89)。其中最基本的規則,便是將 原料轉化成為輸出產品並獲得利潤。而產品供應(product supply)中的財貨或勞 務則又受到產品的生產成本、獲利能力所左右。畢竟,生產者總是會希望以最低 成本,產出最多商品以獲取最高額的報酬(Picard, 1989;馮建三譯,1994: 97)。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媒體本質即在於獲利,如同製造各種產品,為了考量 其所付出的財貨成本,因此在市場中的行為必須符合理性要求,才有可能因製造 產品獲取利潤(Picard, 1989;馮建三譯,1994: 89)。其中最基本的規則,便是將 原料轉化成為輸出產品並獲得利潤。而產品供應(product supply)中的財貨或勞 務則又受到產品的生產成本、獲利能力所左右。畢竟,生產者總是會希望以最低 成本,產出最多商品以獲取最高額的報酬(Picard, 1989;馮建三譯,1994: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