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
第二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0
第二節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難以避免的運動國族想像
儘管屬於體育場上的事件衝突，媒體本該以運動規則或體育慣例處理與分 析，但是在這些與韓國相關的運動衝突事件報導裡，往往都會被冠上關於國族的 字眼，例如「台灣人又被欺負了」、「國家的尊嚴被放在哪」等等？
無怪乎 Maguire（2008）等人會認為當代運動的發展和國族等概念已結合為 一體。因為運動有著明顯的對抗性質，當運動員或是代表隊佇立在國際運動場 上，便讓人極易聯想到國與國之間的對抗，換句話說，運動已成為了整合社會以 及國家認同與建構的催化劑。
從前面的文獻討論可知，當談論國族議題時，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即是回 答：「我」是誰？因為在尋求如此認同建構的過程的同時，便會發現「他」者區 分的重要性無可避免。運動的特質，恰好符合這種國族認同的特質，也就是有明 顯的「你」、「我」之分，也說明了為什麼仇韓的衝突論述多發生在運動場域。
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效果，使我們在觀看運動事件的同時，不再是一個狹隘 地域的經驗，而是如同 Appadurai（1996）所說，觀看會產生一種使人崇拜與充 滿魅力的群體情誼。當我們去觀看，甚至是想去觀看，在這個過程中即是集體認 同感的匯集軌跡。因此，國族意識與運動之間的結合力量，不僅僅在於運動參與 者本身，也因具觀賞價值，而擴散到觀賞者身上，例如近年來的許多「台灣之光」
如王建民、曾雅妮、或跆拳場上的楊淑君、朱木炎，都只是運動場上的一員，但 是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包裝，其國族感染力，卻可以透過螢幕感染上萬甚至百萬 人。
而當這些「台灣之光」在運動場上遭受不平之冤時，這種衝突與委屈更容易 使得原有的國族情緒爆發出來，快速去劃分所謂的他我之分。運動場上的衝突因 此往往成為國族情緒的催化劑，因為有了衝突，歸屬的相對感便自然地在集體記 憶中存在逐漸發酵，從而創造民族主義中兩個重要因素：共同的歷史感與命運。
再者，台灣與南韓多年來有其特殊的愛恨情仇，在文本的蒐集中不時可以發 現，儘管主題應圍繞在衝突事件上，但往往都會提及過去的中韓斷交、事大主義，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1
以至於近年來韓劇、韓貨在台的廣為流行，或是產業上的惡性競爭等等。這些反 映在國家、商業、流行文化上的論述，間接的描繪了台韓兩國的歷史脈絡與競爭 背景，台灣從原本的齊頭競爭甚至占有優勢，到近年的苦苦追趕以至於敗退，雖 讓國內興起一股向南韓學習的氛圍，但在這種氛圍之下，實存有是一種競爭後敗 退的不甘心，認為韓國人是靠小動作來獲得成就，只是商場、國際外交本就沒有 永遠的朋友，弱肉強食、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台灣只能自求多福。
然而運動場域代表的是一種公平競爭的聖地精神，不容許有不擇手段的情形 出現，也使得我們對於韓國的的深層受害意識反映在其中，容易放大韓國在運動 場上的動作，將之與場外的競爭做連結。
也因此從資料顯示，在歷年的台韓運動衝突事件中，文本都承載了當時時空 背景下的政經情勢，隨著這些政經情勢，在新聞文本上所呈現的框架方向與論點 也都有所差異。
二、被創制的仇恨
（一）他者的逐步建構
從前述可知，運動場上往往寄託了台灣人對韓國的的國族情緒，從這些框架 上的變化與差異，我們可以知曉在不同時期的國族情緒迸發的原因如何，也可以 看出媒體在這些時期中的文本呈現有什麼差異。
荊子馨（2001/2006）認為，台灣自我意識懷有一種孤兒心態，沒有歸屬感，
認同本身是不穩固的，因此必須高度仰賴著論述，反覆記憶和情感投入，以便在 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中維持一種凝聚感。
這種流動認同也說明了為何我們不斷地出現或營造所謂的「台灣之光」，這 種「台灣之光」現象，從另一種角度來看，便是為了取得認同的深層渴望，因為 唯有透過這樣，我們才能被看見、才能被重視。也因為這種心態，「亞細亞的孤 兒」無時無刻地擔心再被人背叛、擔心不被他人看見，更擔心被別人（韓國）比 下去。
整體而言，媒體所呈現的對韓新聞文本，在第一時期，僅管民間與官方的對 韓國的想像已經有落差，但媒體所呈現的仍是將韓國納在同一陣營中，也多呈現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2
出中韓友誼仍然友好的情形，或是反映出韓方對事件發生感到相當遺憾與憤怒，
大致都將事件本身視做單一事件處理，而非「連坐」將帳算在所有韓國人上，所 建構自身認同的那個必須存在對照的「他者」，則來自於中國。
至第二、第三時期後，由於政治上的變化，以及產業經濟上的競爭，韓國逐 漸成為台灣的假想敵，如同 Klein（1997）所說的藉由運動上的區分「他／我」
開始畫分邊界，以呈現「我」的存在。媒體在報導時也開始去呈現許多刻板印象，
或用其他相關事件新聞（甚至是錯誤的報導）來加深關於韓國的負面訊息，在這 些訊息裡，仇視的對象已轉換，也從原本應該的從體育場上的就事論事，變成一 視同仁的「韓國」或「韓國人」。
媒體在後期呈現上，似乎翻轉這樣的做法並迎向大眾口味，對於賽事衝突本 身的重視比例降低，而較強調韓國相關的衝突點與對立性，以及表達國內民眾不 滿的情緒；在描述的手法上，也開始加入形容詞與特定用詞加強語氣，並且營造 正反雙方的角色增加可看度。
這種假想敵的建構，是一種動態的脈絡性，來自於一定的時空背景基礎，但 要能持續以及維持在大眾記憶中，則需要藉由不斷的被提醒，才能被建構出來成 為一種集體記憶，媒體作為想像共同體的關鍵中介，便成為強化這種「集體記憶」
的重要推手。
（二）媒體真實≠事件真實
Anderson 認為傳播科技的確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新聞不斷產出使人們能 夠水平地去想像我族，大量的共同語言與資訊流通，讓人們得以有一個共同想像 的媒介，透過有形的文字影像，具體化抽象的想像成為現代人晨間禱的代用品，
催化了國族的想像。因此仇韓如果做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抽象思維，大眾媒體的呈 現與催化必定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彌補了過去傳統的文化歸屬形式，也建構了仇 韓集體記憶。
不過，集體記憶的形成，同時也是動態的過程，藉由社會環境、媒體力量交 織形成的（Wertsch, 2002）。可以從文本的分析發現，這種仇恨記憶是逐漸的被 媒體創制出來，相較於第一時期對於韓國的包容性，第二時期之後，媒體的呈現 對事件的追蹤或說明逐漸變少，情緒性的花絮或是形容詞也變多。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3
除了許多刻板印象的「封號」不斷出現，如黑哨、作弊民族大國等，媒體更 喜歡用上許多強調性的形容詞，如惡名昭彰、聲名狼藉等等，或是在客觀事實上 加入許多報社自身的主觀性描述。此外，處理這類與韓國相關的運動衝突事件 時，媒體在第二時期過後，往往在意的是有沒有「韓國人」？是不是「又」是誤 判？然後依過去受害經驗尋找佐證，進而痛斥韓國人的運動民粹主義，表示這是 一種「本性難改」。
而從不同報紙與大眾文本的比較也可發現，報紙的組織框架形塑出不同的事 件報導立場，也更顯示出媒體組織在議題操作上留下刻意的痕跡，表示新聞框架 形成的人為與複雜性，更顯示所謂的仇韓集體記憶當中，其實包含著相當主觀的 認同偏向，使得其在真實性與正確性存有疑義。
集體記憶如 Le（2006）所指出，是一種「對於過往的導覽」（orientation to the past），讓國族成員藉由重溫不論是自身或他者的集體記憶，從而強化認同。但 我們可以發現所謂的仇韓集體記憶是媒體藉由不斷的新聞框架累積而成的，逐漸 建構出韓國的形象，這種新聞框架的產生，實是有許多深層因素在其中生成。一 個新聞文本的誕生，背後包含了個人框架的累積，以及個人新聞義理與組織經營 目標的協商過程。
在訪談中可知，整體的歷史脈絡的確影響了個人框架的生成，如台韓之間的 商業關係與外交脈絡碰撞，當中包含了前述所謂的國族認同，這樣的一致認同連 記者也無法避免，使得在撰稿時受到影響，讓事件報導在第一時刻或有灰色地帶 時，容易有先入為主的概念，不知不覺地創造了議題走向。
然而，個人框架也可能與組織框架產生碰撞，在訪談中也發現，當組織認為 這類仇韓的議題可以操作時，新聞記者往往必須放下己見，去建構部分真實，而 這樣的協商的結果，成為了大眾所見到的仇韓新聞文本，在不斷的框架累積下逐 漸形成了一種創制傳統，也形成集體記憶。這樣的情形呼應了 Zelizer（1993）所 說，這種媒體的集體記憶建構往往會屈就認同的一致性，或者受到權力的脅迫，
使得其在真實性與正確性上存有疑義。
從 Hobsbawm 提出的「創制傳統」概念觀察，「傳統」往往具有一定的歷史 意識，才具備「創制」傳統的動機與背景，然而也涉及了個人的「現實意識」。
所以當民眾透過媒體中介，感知到與韓國衝突事件的國族情緒，進而產生仇韓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4
集體記憶認同，這種仇韓集體記憶的傳統看似理所當然，展現出民眾的民族熱誠
集體記憶認同，這種仇韓集體記憶的傳統看似理所當然，展現出民眾的民族熱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