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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框架、形象與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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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認同的意義在於統一我的存在,必然強烈需要一個他的出現,有了他才能清 楚讓團結目的性存在。因此找出他者,即是主觀意識的操作,整合原先的多重想 像,如同在複雜的世界中為了生活獲得清楚的生存方向,人們勢必會去簡化許多 事物,尤其是當該者距離自己的日常生活越遠,越容易使得刻板印象產生,成為 框架化的源頭。

第二節 框架、形象與集體記憶

Eric Hobsbawm(1983/2002)在其《被發明的傳統》一書中明確指出,生活 當中許多整套的行事過程,通常由外顯或默示且為人接受的規則所支配,其本質 往往是儀式性與象徵性的,這些傳統藉重覆再三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灌輸於大眾 心目之中,而這些價值規與行為規範往往又自動扣連著過去,進而建立一種連續 性,讓人以為理所當然。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內的仇韓情緒,似乎即符合 Hobsbawm 創制傳統的概念。

對韓國有負面印象的民眾,往往皆能指證歷歷其前科累累,從而認定韓國形象便 是如此,而塑造這股仇韓傳統的的論證來源之一便是新聞文本,新聞的框架營造 出對韓國的特殊形象,每次框架化的結果累積,逐漸成為了 Halbwachs(1992)

所說的集體記憶。

一、決定你該看甚麼—框架的影響

對於框架研究貢獻極大的社會學者 Goffman 於 1974 年出版《框架分析》

(Frame Analysis)一書中說明「框架」一詞,是指有組織性地在背後去主導社 會事件以及人們對於事件的主觀涉入,它是由許多片段(strip)所構成,也就是 事件進行過中的任意細節(Goffman, 1974: 10-11)。換句話說,世界事太多太複 雜,因此人們傾向透過了框架呈現的真實,才有辦法去協商和理解真實,並且決 定自己如何去儲存對真實的記憶。

然而最早提出框架一詞的是人類學家 Bateson,在 Bateson 的定義中,「框架」

代表了個人組織事件的心理原則與主觀過程,是「成組的訊息或是具有意義的行 動」,並認為主體有時可以藉著有意識的語文指涉來瞭解框架,但大多數時候框 架無法明顯指認,也難以察覺(Tankard et al., 1991;羅世宏,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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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如同 Goffman 所認為的闡釋基模 (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是人們 定義情境的一種組織原則,這種原則讓個人對外在世界所發生的一切產生確定、

感覺與認同(林建利,2007)。也就是說當我們對某些事物產生定見時,並非是 自己原先意識所生成的,而是受到了許多情境累積下來的感覺與論述所影響,這 些框架成為了我們去思考、判定闡釋的脈絡。

二、形象與框架累積

(一)形象的概念

形象一詞最早出現在心理學中,表示一種態度(attitude)或是心理的畫像

(mental representation)(張敏華,2005)。而後 Boulding 在其所撰的《形象》一 書中,表示形象是人類對於外在事物的主觀知識,也就是人在一生中會不斷透過 感官感知外界給予的訊息,所以對於外在的一切事物能夠保持著某種程度的認 知,認知將隨著訊息的更新也會產生變化,使得形象的來源具有變動性(Boulding, 1969)。

故 Lippmann(1922)認為,對人們而言,這個世界有太多繁複及細微的事 物是我們無法親身體驗,為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我們必須建構一個易於處理且 可簡化事物的模型,這個模型就是所謂的刻板印象。

由於形象是一種簡化的主觀認知,人們重視高效率,忽略低效率的結果,以 致形象或刻板印象是否傳能達正確的訊息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簡琬璧,

2002)。Lippmann(1922)也指出,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是先下定義,再做觀察。

我們的觀察也會盡量符合既有的定義,也就是我們還是會用既有的刻板印象來觀 察新事物。從框架的角度來看,刻板印象便是框架的累積效果,這樣解釋也讓筆 者反思韓國負面形象的產生,與新聞框架之間的關聯性。

(二)框架的累積效果

從基模的角度繼續討論,Gerharels & Rucht(1992)認為框架是人們解釋外 在真實世界的心理基模(schema),用來做為瞭解、指認以及界定行事經驗的基 礎。鍾蔚文(1992)也指出新聞的觀看對閱聽人來說是一種知覺的重建過程,個 人的先前知識來決定了他的重建結果;而框架則是強調的是資訊處理時的選擇、

排除、重組等的過程與所形成的詮釋結果中的侷限或角度。因此,框架可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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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意識形態的的組織過程,在概念上可能是由具體到抽象的思考,或是由抽象 至具體的操作手法,人們或組織藉由語言、文字的選擇與重組機制,表達對於事 物或事件的重視程度,進而逐漸累積成唯特殊的價值觀,也因此人們往往經由框 架來組織社會事件,成為其了解與詮釋世界的基礎(臧國仁,1999)。

框架的特性在於排除性(exclusive)以及含括性(inclusive),也就是框架能 夠去選擇含括或是省略哪些訊息或事實應該出現,進而改變事件的意義,甚至透 過虛構將事件本身變形(羅世宏,1994)。

媒體建構新聞框架的過程,就是一種框架化的過程。框架(frame)是一較 具體的符碼呈現,有賴於特定的機制運作,而其中機制的運作過程就是所謂的「框 架化」(framing)。臧國仁(1999)認為框架這個概念既是動詞,也是名詞。「框 架化」定義為不同真實之間的轉換(或再現)過程,是「框架化」(動詞)真實 的歷程,而其後所形成的產物就成了真實的「框架」(名詞)。

Gitlin(1980: 26)長期觀察媒體報導美國八○年代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

的社會運動,結果發現媒體以霸權的觀點,使用瑣碎化(trivialization)、極端化

(polarization)、邊緣化(marginalization)、貶抑運動影響力(disparagement of the movement's effectiveness)、強調內部歧見(emphasis on internal dissention)、低估 遊行人數(disparagement)等六種框架化的設計。一方面對於學生運動呈現負面 的報導,另一方面也侷限了社會真實。透過這些例子可以發現,許多形象的再現,

都是藉由框架的不斷累積而成,逐漸的便成人們心中的既定印象,讓社會事件或 議題定調。

這樣的情形與學者 Hobsbawm(1983/2002)提出「創制的傳統」 (invented tradition)的概念頗為相似,因為某些政治與經濟因素,以致於在生活當中衍生 或刻意創制出不少「新的」傳統。而創制「傳統」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出自人 為刻意創造、建構而成;另一種則是在短時間內(或許三、五年、或許更短)無 形中成形。

這些創制的「傳統」,通常即是一系列的實踐,透過不斷重複,用公開或是 看似心照不宣的規定呈現,並且帶有儀式性、象徵性的本質。「傳統」也透過這 樣的實踐,試圖灌輸大眾特定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讓這樣創制而生的傳統,能 夠自然而然地與過去的事物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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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的創制特徵來看仇韓情緒,似乎可以發現仇韓便是一種被創制的仇 恨,人們可以很自然且輕易指出韓國的負面形象從何而來,筆者認為會造成這樣 的傳統誕生,即來自於媒體不斷的框架化累積讓國人逐漸形成了仇韓的集體記 憶。

三、集體記憶、媒體與大眾

集體記憶研究先驅者 Halbwachs 認為:社會記憶或集體記憶是一種集體社 會行為,現實的社會組織或群體(如家庭、家族、國家、民族、或一個公司、機 關)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我們的許多社會活動,經常是為了強調某些集體記 憶,以強化某一群人組合的凝聚(引自王明珂,2001:46)。

集體記憶的形成,同時也是個動態的過程,藉由社會脈絡、媒體力量交織形 成的(Wertsch, 2002)。集體記憶便是一種「對於過往的導覽」(orientation to the past),讓國族的成員得以藉由重溫集體記憶—不論是對於自身或是他者的集體 記憶—強化認同(Le, 2006)。然而這種建構往往會屈就認同的一致性,或因政治 權力的威權脅迫,使得其在真實性與正確性上存有疑義(Zelizer, 1998: 3)。

Schwartz 在其有關美國總統林肯的長期研究中發現,林肯在現代的偉大程 度是被建構出來,表示集體記憶實為一種文化系統(culture system),集體記憶 的創制反映了社會或大多數人的需要、問題、恐懼、心理狀態與期望,記憶因此 成為如語言般的表達象徵,連結了當下的各種局勢(Schwartz, 1996: 910);換句 話說,集體記憶則呈現了社會經驗,結合社會中普遍的價值觀與感受,成為情感 和道德認知上的載具。

在與媒體的關聯上,Zelizer(1995)表示記者常以「說故事者」的權威角色 來建構集體記憶,並且認為集體記憶需要藉由具物質基礎提醒大眾,因此它不止 存在人們的腦海中,同時也於各式論述、日記、紀念碑、儀式、服裝、博物館、

大眾媒介報導中具體存在。記者會以多種方式引用往事,包括:對紀念日報導、

類比式的歷史報導(即以歷史事件為例,分析事件情境並做預測)、脈絡式的歷 史報導(藉由追溯歷史軌跡來解釋為何產生現今情勢)(Edy, 1999;引自翁秀琪,

2000)。

Parisi(1995)更表示,所謂真實,實是種符號的建構活動,世界並非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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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所組成,而是語言意義的組合,新聞與其他符號行動如儀式,戲劇,敘事等等,

均是創建社會意義的重要機構。易言之,在所有語言或其他中介結構中,新聞媒 體扮演了轉換社會真實為符號意義的核心角色(臧國仁,1999)。

另一方面,Hobsbawm(1990/1997)提到「民族愛國情操」這種平日與大眾 距離甚遠的意識形態,之所以會在十九、二十世紀短時間竄起成為政壇上的強力 概念工具,可能來自於大眾心目中的民族主義原型,這種原型有兩種,其一是超 地域的普遍認同;其次,則是少數特定團體的政治關係與辭彙。前者雖看似以地 域為基礎,然則是以世居地的想像作為認同感,例如過去的猶太人與耶路撒冷;

後者則是這些團體與政治、國家體制具有緊密關係,使得其具有普遍化、延展化

後者則是這些團體與政治、國家體制具有緊密關係,使得其具有普遍化、延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