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時代的回應：漢代政治制度與時代風氣影響下的孟子地位
第二節 時代風氣的轉向：士風、學風與社會批判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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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時代風氣的轉向：士風、學風與社會批判之風
漢代孟學的發展自東漢有著突破性的發展，推究原因與時代風氣有緊密的關 聯，西漢與東漢的時代風氣有著明顯的不同與轉變，可從三部分來談：士風、學 風、社會批判之風，這三個時代風氣的改變使得孟學的發展也有截然不同的發展。
一、士風
從西漢發展至東漢，在政治上有明顯的變遷，王莽代漢建新、東漢光武中興、
豪強門閥之興起、外戚宦官干政、黨錮之禍等等，政治上的變遷影響了整個社會 風氣的改變，漢代喜談災異祥瑞與禪讓之說成為王莽篡漢的溫床，至漢光武帝即 位之時，漢代知識階層又興起了對政治的一線希望，然而豪強、門閥的興起，加 上外戚、宦官之干政，使得士人在「仕」與「不仕」之間游移徘徊，種種政治上 的變遷，使得東漢知識階層對「士風」更加的重視，思索著士風、士節等等的問 題，《孟子》思想中那種堅毅不拔的精神與時代互相輝映，安慰也鼓勵著東漢的 知識階層，孟子的地位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逐漸提升。自東漢光武帝即位 後，廣開學術之風，對於朝中儒生更是頗為敬重：
世祖鑒髙帝嫚罵儒生之失，故下車之初，側席幽人首訪嚴光，聘周黨，擢 卓茂扵密令，而加諸三公之位，由是嵌巖之彦，始以亷隅自勵。而風俗師 師，競以節義相髙。如薛方、逢萌、王霸、譚賢、王良、王成之徒，或聘 而不至或至而不屈，皆足以激懦律貪。明帝章帝，亦旌禮劉平、江革、劉 般、毛義、薛包之倫，以勵忠孝之節，下至安順諸君，雖未必有尊賢重道 之實意，而玄纁安車之聘，亦不絶於郡國。86
光武帝崇尚儒學，獎勵忠孝之士，更是下訪求王莽時期避世的隱逸賢良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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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恥禮賢下士，范仲淹（989-1052）稱光武帝乃是「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肯定 其廣大賢士之博大「包乎天地之外」，88
除此之外，光武帝更是表彰忠義、孝悌之86 宋•徐天麟撰：《東漢會要》（臺北：世界書局，1963 年），卷二十七，頁 298。
87 據《後漢書》所載，如〈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宣秉字巨公……哀、平際，見王氏據 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更始即位，徵 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
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頁 927。）宣秉在哀平之際，因王莽專政，遁 隱山林，自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又如〈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 也。……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
有政績稱。」蔡茂在王莽居攝時稱病不仕，光武帝時為議郎，王丹在王莽時連徵不至，光武 帝時為太子少傅，王莽亦是如此，在建武二年拜諫大夫。其餘尚有鮑永、包咸、高詡、牟長、
夏恭等人。頁 907。
88 見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 年），
〈嚴先生祠堂記〉，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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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節，察舉制度好尚名節，明、章之際亦是如此，崇尚儒學，表彰氣節，東漢一 代素極淳美、氣節矯然的士風據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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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亦讚揚東漢士風：漢自孝武表彰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 遍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 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未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 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
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90
和帝以降，幼主繼位，母后外戚稱制專權，幼主為奪回大權，便信任重用宦官，
如此往復循環，外戚、宦官相繼肆虐百姓，東漢士人往往能夠「品覈公卿，裁量 執政」、「指斥權奸，力持正論」，如桓帝之時，外戚專政跋扈，李固、張綱、皇 甫規、黃瓊、袁著、陳龜等士人不畏強權，忠直耿耿與其抗爭，又如李膺、韓演、
陽球等人與宦官互相抗衡，再再表現出東漢一代獨特的士風，如此士風遇到政治 之動盪與黑暗，遂逐漸演變為慷慨就義的殉道精神，如安帝時，楊震見外戚、宦 官亂政，直諫不成，遂慷慨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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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之士風與《孟子》所謂：「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92
互相呼應，孟子所強調的士人精神為東漢知識階層的目標與慰藉，以 此來激勵期許自己，故趙岐便說：「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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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風氣之下，《孟子》學之研究 也因此水漲船高。二、學風
蓋自東漢，孟學的地位較西漢時期有著顯著的提升，孟學的研究也日益興盛，
89 張蓓蓓先生指出：「朝廷崇獎德行，確能見諸實行：漢法：天子、三公、九卿、二千石、郡守、
國相等都可以直接就其聞見所及，用察舉、徵辟二途來選拔『有才能操守者』進入政府工作；
而自東漢建武十二年起，茂才、孝廉兩科目甚至訂為歲舉；加之這些被選拔出來的士人在仕 途上都有良好的發展機會，『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這就難怪士人都要兢兢業 業地檢飭操守、砥礪名節了。漢代察舉的科目，有許多根本就是以德行取士的，如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質直、仁賢、茂才四行等，正都和顧炎武所說的名節有 關；士人在『乘軒服冕非此莫由』的鼓勵下，當然更要務於修身，重視德行，士風也因之而 美。」詳細論述請參氏著：《東漢士風及其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5 年）， 頁 4-5。可見朝廷在招攬人才、提倡名節上十分用心，奠定了東漢以後的淳美士風，但是以利 祿之途作為利誘，使得東漢士風在崇尚名節之餘，又形成范曄所說的「激詭」之風，過度崇 尚「名節」。
90 明•顧炎武著，張京華校釋：《日知錄校釋》（長沙：嶽麓書社，2011 年），卷十七「兩漢風 俗」條，頁 555。
91 《東觀漢記•傳十二》：「楊震為太尉，性忠誠，每陳諫諍，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歸 本郡。震到洛陽都亭，顧謂子及門生曰：『吾蒙恩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嬖人傾亂而 不能禁，帑藏空虛，賞賜不節，而不能塞，何面以見日月。』遂仰鴆而死。」原文出自 漢•劉珍等撰：《東觀漢記》（臺北：中華書局，1967 年）。
92 清•焦循：《孟子正義》，頁 890。
93 清•焦循：《孟子正義》，〈孟子題辭〉，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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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孟子》注本與對孟子思想之評論文章的出現，都顯現出孟學研究在東漢興 起的樣貌，歸咎原因，除了前面所說東漢「士」風的轉變外，治學風氣的轉變更 是關鍵，從西漢時期固守一經，轉自東漢重視「博通」，皮錫瑞：「前漢多專一經，
罕能兼通。經學初興，藏書如出，且有為雅，或為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 通《詩》、《春秋》，韓嬰兼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為難能 可貴。夏侯昌始通五經，更絕無僅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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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時期所謂「通儒」乃限於博通「五經」，自東漢時，通儒除了經傳之外，亦涉及其他書籍，如班固「博貫載籍，
九流百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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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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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發現，東漢時期，通儒 已不限於研讀五經，更涉及各類子書，自中晚期後，轉變更為明顯，如伏無忌「亦 傳家學，博物多識」，97
仲長統「博涉書記，贍於文辭」98
等等，所涉之書擴及各 類之學、文章辭賦等等，乃是學風之一大轉變。蓋東漢博通之風的產生與三者有 關，一是對西漢經學之反省，二是書籍之完備，三是利祿之途的改變。（一）對西漢經學的反省
在經學上更有明顯的轉變，經學在漢代興起之後，逐漸成熟，但發展至西漢 末年，日益繁瑣而致僵化，儒生們固守窮經，災異讖緯之盛行，經學衍伸出諸多 弊病，因此，漢代知識階層開始對漢代經學有所檢討與反思。
首先，災異讖緯之說大量融入經學之中。讖緯之興起有著廣闊的社會基礎，
其起源來自民間，反應了底層階層對社會的願望與心聲，在專制一統的政治底下，
人民力量微薄，只能藉由迷信與假借神意來反應情緒與心願，在這樣的環境底下，
讖緯在民間廣為流行。除此之外，漢代儒學受到戰國諸子的影響，往往雜揉了陰 陽之言，而自武帝之後，朝中論災異者亦越來越多，漢儒論災異主要是為了以此 來警惕君王，抑制君王之權，漢代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治，使得君主的權力至高，
漢儒為了平衡與警惕，借災異之說融於經學之中，以此來譴責人君之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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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災異之外，亦使用「祥瑞」用於政治上，目的在於建立封建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與統治者的權威性，由於漢代經學與政治緊密的關係，經學中亦融入了災異與祥 瑞之說，除此之外，亦以讖緯來解說經書，讖緯興起於西漢哀、平之際，據《後 漢書》中紀載張衡之語：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
94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126-127。
95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班彪列傳上》，頁 1359。
96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頁 1629。
97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頁 893。
98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頁 1643。
99 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 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頁 3194-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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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
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至於王莽篡位，漢世 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100
從張衡所舉之例來看，其注重讖與政治、經學之間的關係，「圖讖」的興起與當
從張衡所舉之例來看，其注重讖與政治、經學之間的關係，「圖讖」的興起與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