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外在的實踐：漢代知識階層對孟子精神與理論的承繼與應用
第二節 王道迴響：孟子政治理念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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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王道迴響：孟子政治理念的實踐
儒家理論的建立無非是為了實際運用在生活與政治上，內在心性之學最終仍 是希望能夠實現於外王之上，達到儒家所謂「經世濟民」的理想，也就是宋儒所 謂「內聖」通向「外王」之學，在孟子思想理論中，「內聖」與「外王」本是一，
並非是二者截然不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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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聖」是體，「外王」是用，徐復觀先生認為：儒家思想是以人類自身之力來解決人類自身問題為起點，所以儒家所提出 的問題，總是「修己」、「治人」的問題。而修己治人，在儒家是看作一件 事情的兩面，即是所謂一件事情的「終始」、「本末」，因之儒家治人必本 之修己，而修己亦歸結於治人，內聖與外王是一事的表裡。127
我們不妨將儒家「內聖外王」思想看作是一同心圓，「內聖」在圓心，從而擴展 出去成為「外王」，也就是說，「外王」是「內聖」的擴展，「內聖」是「外王」的 基準，沒有「內聖」是不可能產生「外王」的，儒家心性之學的提出是為了實踐 在現實社會中而作準備，李澤厚先生提到：「首領、貴族們的個體『內聖』本是 與其能否成功地維繫氏族團體的生存秩序的『外王』，相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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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薩孟武（1897-7984）先生亦言：「先秦思想可以說都是政治思想，孔門四科，政事其一，其他三科也多少與政事有關，只因孔門四科沒有劃分清楚，所以孔子 思想常為後儒所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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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政治有著緊密的結合可以說是中國思想的特色 之一，原因蓋始於中國思想之起源是以「人」作為出發點，為了使人民的生活更 加安定，故思想中往往與政治有所連結，無論是先秦各家思想都與政治有著緊密 的連結，尤其在儒家思想中，政治思想往往形成關注之焦點，原因在於儒家思想 對於「人」有著比其他各家更深刻的關懷，職是之故，後代才會認為「內聖外王」是儒家思想之傳統精神，成為儒家思想中最突出的特點，然而在儒家思想中，其 實並未明顯將「內聖」與「外王」有所分立，李澤厚先生明確指出在孔子時代，
126 將「內聖」與「外王」分為兩個標準來求儒學義理乃是熊十力先生的創新用法，他認為《易》
與《春秋》分別發揮內聖外王之旨：「《易》經備明內聖之道，而外王賅焉；《春秋》備明外 王之道，而內聖該焉。」關於其對「內聖外王」闡釋，請參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廣 文書局，1960 年），第三冊，頁 142。在北宋之前，「內聖外王」一詞並未與儒家思想有所連 結，北宋大儒程顥（明道，1032-1085）曾以「內聖外王之道」一語來稱頌邵雍（康節，1011-1077）學術的精髓。見《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427，〈道學一〉，頁 12728。
而在朱子語錄中對於〈天下〉篇中「內聖外王」四字，則有意避而不談，然而演變至今，這 四個字在現代學者認為是中國儒家思想之傳統，更將之與西方文化作比較，有學者認為，內 聖外王是中國學術傳統特色，與西方文化傳統不同，強調的是內聖開出外王，與康德先肯定 普遍道德法則的存在而後推演出遵守普遍法則的道德個體有所不同，另外也有學者認為，中 國傳統的「外王」有著嚴重欠缺之處。
127 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學術與政治之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年），頁 8。
128 李澤厚：〈經世觀念隨筆〉，《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 年）， 頁 257。
129 薩孟武：《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三民書局，1978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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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聖」與「外王」是相對統一的，在之後，二者才分開變成兩個議題：「在以 儒學占據主要統治地位的傳統思想中，由於一開始就具有宗教性因素與政治性因 素的交融合一，使『修身』與『治平』、『正心誠意』與『齊家治國』、亦即所謂
『內聖』與『外王』，呈現出兩極性的歧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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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之後，孟子儼然是 個轉變的關鍵，有學者指出是在孟子之後，「內聖」與「外王」脫離成為兩個命 題，然而，在孟子思想中，「內聖」與「外王」是否真的一分為二？其中的關係 又是為何？孟子並未明確提及「內聖外王」這個觀念，從中窺探，二者並非是截 然二分的兩個命題，而是相融相攝的體用關係，「內聖」是為了「外王」而作準 備，在「內聖」的同時亦要推展擴充至「外王」，而「外王」的實踐亦離不開「內 聖」，在孟子的論述上，二者往往互相並敘，並沒有偏頗於任何一方，孟子「內 聖外王」之觀念的分歧往往是後世在詮釋與闡述時因時代需要而產生，在兩漢時 期孟子的「外王」思想便特別的突出，這是由於經典在詮釋與流傳的過程中，必 然涉及到「轉變」與「實踐」兩個命題，經典與詮釋者之間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聖人思想有所轉變是自然而然的，就思想的內在理路而言，思想在時間的洪流中 不斷推動，也使得思想家亦不斷思考與加深經典中的理論主張，並對其有所檢討 與反省；就外緣因素而言，受到當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等等因素的影響，思想 家為了適應時代的需要，對於經典中的理論也會有所轉變。再者，思想的提出就 是為了要實現於現實之中，因而經典理論如何實踐？能不能實踐？成為了當代知 識階層所必須面對與討論的問題。
一、孟子的政治理想
在孟子的思想理論中，各個領域範圍是互相聯繫的，如上節所說的歷史觀，
是以其人性論當作基礎，從中延伸出去，而彼此間又相互連結，孟子的政治主張 亦是如此，與其人性論息息相關，儒家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個人的道德修養與整個群體社會是雙向的關係，孟子的政治理念便是由個人推向 社會，正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31孟子點出「天下」、
「國」、「家」、「身」相互緊密的關係，形成一個無法切割的網絡關係，而這個網 絡關係正是以個人為「本」，從而「擴充」，「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132從個人道德修養出發，進而擴充自群體社會以至於天下，形成層層的同心圓，
而這同心圓的核心也就是吾人的道德修養，袁保新先生提到：
由於孟子基本上是由道德性來了解人性，所以政治的目的以及其實現的程 序與內容，也必須由道德來加以界範。這一點，使得孟子的政治哲學一開
130 李澤厚：〈經世觀念隨筆〉，《中國古代思想史論》，頁 257。
131 《孟子•離婁上》，頁 493。
132 《孟子•公孫丑上》，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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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表現出一種理想主義的傾向，亦即孟子始終是從道德的觀點來思考問 題，根本不願意赤裸裸的從權力分配的觀點來理解政治。133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孔子「愛人」思想的擴張，也就是從「仁」作為出發，細窺其 中，我們不難發現孟子往往將政治與個人修養作結合，可見在孟子思想中「內聖」
與「外王」並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題，二者環環相扣，緊密相依，孟子所謂的
「仁政」便是在「不忍人之心」的基準上而提出，「仁政」是「仁心」的擴張與 體現，「外王」與「內聖」的關係是無法脫離的，因而孟子在論述時往往「內聖」
與「外王」思想互相參透，陳熙遠先生說：
儒家的「內聖」，絕非天真地憑空自修自養，而是必須落在具體的人際關 係與社群網絡中，表現出合宜的行為。如果「知」或「仁」是指堯舜的「內 聖」，那麼即使在其「外王」之後，也必須從其「外王」的具體成就，來 見其「內聖」的實際表現。134
這也就是說為何孟子在論「性善」時，「言必稱堯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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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儒家而言，堯與 舜是最高的理想典範，所以在言性善時往往提到堯舜為例子，而堯舜不僅是理想 典範更是具有著人人皆可為之的普遍性格，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又引顏淵之語：「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在孟子思想 系統中，堯舜不僅是聖人，更是「聖王」：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
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 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 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136
又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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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舜之治是「仁政」的代表，是「內聖外王」的最佳展現，因而孟子在論述「性善」時往往以堯舜為例，便是 希望在「內聖」的同時，也能夠擴而充之，為「外王」作準備。
論述至此，我們發現孟子的政治理念是以其人性論作為基礎，進而擴充，也 就是說孟子十分重視個人的主體性，職是，在孟子的政治理念中，「人民」主體 性就特別彰顯，以「民」為本的思想主張成為其政治理念中最大的特點，以「人
133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108。
134 陳熙遠：《聖王典範與儒家「內聖外王」的實質意涵：以孟子對舜的詮解為基點》（臺北市 : 中 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年），頁 53。
135 《孟子．滕文公上》，頁 315。
136 《孟子．滕文公上》，頁 391-392。
137 《孟子．離婁上》，頁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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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作為施政的出發點：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 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
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138
在孟子政治思想中，人民的主體性大於統治者個人的主體性，也就是說，治理國 家並不能僅僅按照國君的意願，為所欲為，而是必須事事從「民」的角度出發，
而統治者的正統性與合法性更是取決於人民，故所謂「得丘民而為天子」，失之 民心者，則「變置社稷」，人民有權能夠改變，無疑是對孔子「民可使由之，不
而統治者的正統性與合法性更是取決於人民，故所謂「得丘民而為天子」，失之 民心者，則「變置社稷」，人民有權能夠改變，無疑是對孔子「民可使由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