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外在的實踐：漢代知識階層對孟子精神與理論的承繼與應用
第一節 遺風餘烈：孟子歷史觀與「士人」精神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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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遺風餘烈：孟子歷史觀與「士人」精神的延續
《漢書•禮樂志》中提到：「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
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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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精神猶如音樂一般，滲透在歷史的每一頁，蘊藏 在經典的每一章，其遺風餘韻，經過了千百年的洗禮，仍然縈繞不絕，孟子所遺 留下來的精神，成為後代知識階層所嚮往的目標，尤其是他所發揚的「春秋」精 神與「士大夫」精神，「春秋」精神成為往後史家所遵循的繩準，「士大夫」精神 成為漢代知識階層所憧憬的模範。一、春秋精神之應用
中國史學有一顯著的特色，即是非常重視史家與史學之間的關係，史學脫離 不了史家的時代及其個人主觀因素，如同余英時先生所說的：「司馬遷寫《史記》， 本身就是一個史實，通過寫史而創造歷史，所以史學家是特別有影響力的，本身 已經是一個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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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時代與其自身早已融入史學之中，故在中國史 學中更為強調史家的個人修養與品德，一個史學家無論對生命、對社會、對天下 都應抱持著莊重的崇敬心與責任感，太史公才會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 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 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中國史家有著肩負著承繼道 統與發明大義的責任，歷史並非只是客觀的材料，史家也絕非是客觀的陳述者，歷史在史家筆下被賦予意義，將「材料」注入生命而成為「歷史」，這樣的精神 與責任可以說是始自孔子，孔子的史觀是一個「動態」的史觀，觀古今之變，使 得史家個人主體與歷史之間相互滲透，借古以鑑今，將「過去」、「現在」與「未 來」融為一爐，故《論語》中提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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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 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 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8
孔子所關心的並不僅僅是當代之事，而是整 個歷史洪流之變化，透過「禮」與「道」的發展，來觀察歷史的升降變化，歷史 與儒家的濟世責任相存相依，故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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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孔子是否有作《春秋》，其與《春秋》之間的關係是無 庸置疑的緊密，而其留下的《春秋》精神更是成為中國歷史的傳統與典範，《文 心雕龍》中指出：「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5 《漢書•禮樂志》，頁 1039。
6 余英時：《余英時文集（第一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史學、史家與時 代〉，頁 112。
7 《論語•八佾》，頁 63。
8 《論語•季氏》，頁 172。
9 《孟子•滕文公下》，頁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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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 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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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中以「道」作為判斷之標準，將標準褒貶彰顯在文字之中，即是儒家史觀的特色之一，將道 德修養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春秋》中所重的並不是客觀的史實，而是史實背後 的歷史意義，也就是「微言大義」，此「大義」透過孟子明確之提出，繼承孔子 的春秋精神與歷史觀，自漢代，董仲舒與司馬遷等人傳承下去，對中國史學造成 深刻的影響。
（一）孟子歷史觀
明確闡發孔子作《春秋》要旨者，孟子乃是第一人。《孟子•滕文公下》提 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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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12
孟子清楚闡明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乃是有鑑於「世衰道微」，欲以《春秋》作為統治者與為人臣子 的借鏡與教科書，並大大提高了孔子作《春秋》的價值與貢獻，認為可以與大禹、
周公相比擬，孔子將其王道理想寄託在《春秋》之中，自孟子能夠得到彰顯與闡 發，清代學者皮錫瑞肯定孟子闡明孔子作《春秋》要義之功，他說：「春秋有大 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誡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
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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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孟子說春秋，義極閎遠，據其說 可見孔子罕言垂世，所以為萬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14孔子作《春秋》有賴孟子之發微與闡明，對後代史學影響甚 深，清代學者于鬯亦言：「春秋褒貶大義，惟孟子得其正傳也。」15柳詒徵先生也 說：「專就史義論之，史之要素曰事、曰文、曰義。此自孔孟發之。」16足以見得 中國史學傳統自孔孟開始奠基，儒家的歷史精神與史觀影響後世之深，而孟子的 歷史觀有三點顯著特色：
1. 歷史的必然性與循環性
孔子在《論語•季氏》中提到：「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孔子認為歷史有著一定的「必然性」，歷史事件的發生存在 著一種「理性因子」，這個「理性因子」則是以「道」作為準則，若天下有道，
則可以長長久久享受太平盛世，若天下無道，禍亂衰亡則必然招之而來，歷史之
10 《文心雕龍•史傳》，頁 283-284。
11 《孟子•滕文公下》，頁 452。
12 《孟子•滕文公下》，頁 459。
13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春秋通論一〉，頁 171。
14 同上註。
15 宋•蘇洵：《蘇批孟子》（臺北：遠東出版社，1955 年），〈孟子分章考〉，頁 14。
16 柳詒徵：《國史要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史義第七〉，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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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朝代之興衰都以「道」作為準則，孔子將歷史的發生與道德倫理相互結合，
夏桀、商紂的衰亡，周公、文王的興起，都並非偶然，都是依據「道」而必然發 生，孟子承襲這樣的觀點，並進一步的闡發：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 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 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17
孟子更加明確的指出歷史的必然性，又更進一步的提出歷史的「循環性」，孟子 考察歷史之興衰，以五百年為一循環，認為每五百年會出現聖賢君王，帶來天下 太平，孟子堅定的使用「必」字，表現出其積極樂觀的態度，也顯示出歷史的必 然性，而又以五百年作為必然性的週期，表現出其循環史觀，孟子不只一次提出 五百年為一週期的循環史觀：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
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 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 無有乎爾。」18
孟子舉先賢、聖王來證明五百年一循環，以明五百年必有聖賢出，來勉勵與期望，
由於「天欲平治天下」，故亂世不會太久，太平盛世終會降臨，孟子觀察歷史之 興衰升降提出「一治一亂」的主張，他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 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 為汙池，民無所安息……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19。顯示出歷史的循 環性，亂世之後必有治世。
如此看來，孟子似乎肯認一種歷史的「命定論」，聖人的出現、朝代的興衰 似乎都已經在冥冥之中決定好了，但是其實不然，孟子所述歷史的必然性與循環 性是為了要讓儒者懷抱著積極樂觀的希望，更是為了要勸誡君王與世人要依「道」
而行，並非有著「命定論」的意味，在孟子歷史觀中，個人的「主體性」與「自 主性」比「天」、「命」更為彰顯：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17 《孟子•公孫丑下》，頁 309。
18 《孟子•盡心下》，頁 1034-1037。
19 《孟子•滕文公下》，頁 44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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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 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 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 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 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 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 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 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20
此章將孟子看似矛盾的史觀作了解釋，首先孟子所說「天與之」，是其認為歷史 的必然性，但是如上章所言，在孟子思想理論中，「天」並不是人格天，不如墨 子所說的「天志」，孟子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天道之運行有著 一定的準則，這個準則便是「道」，若是失道而行，便會招致衰敗禍亡，此乃天 予人的警示，故歷史有著必然性，舜之所以能夠王天下，乃是因為其有德，其所 言所行都是依循著天道而行，但孟子進一步補充到：「人與之」，由於天道與人道
此章將孟子看似矛盾的史觀作了解釋，首先孟子所說「天與之」，是其認為歷史 的必然性，但是如上章所言，在孟子思想理論中，「天」並不是人格天，不如墨 子所說的「天志」，孟子說：「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天道之運行有著 一定的準則，這個準則便是「道」，若是失道而行，便會招致衰敗禍亡，此乃天 予人的警示，故歷史有著必然性，舜之所以能夠王天下，乃是因為其有德，其所 言所行都是依循著天道而行，但孟子進一步補充到：「人與之」，由於天道與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