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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環境

在文檔中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56-66)

《少年 H》這個故事從主角七歲時展開,於十七歲時劃下尾聲,時逢日本展開 十五年戰爭之際,H 的童年不啻是戰時動盪不安、充滿危險的一個縮影。

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認為「文學」與形成文學的「背景」或它的「反 映對象」之間是一種互動的關係,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係。它明確主張 文學也是一種參與塑造歷史的能動力量(a shaping power)。也就是歷史事件如何轉 化為文本,文本又如何轉化為社會公眾的普遍共識,亦即一般意識形態,而一般 意識形態又如何轉化為文學這樣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35

新歷史主義主張將歷史考察帶入文學研究,更指出文學與歷史之間不存在所 謂「前景」與「背景」的關係,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它強調文學與文化之 間的連繫,認為文學隸屬於大的文化網絡,文學是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同時也 參加意識形態的塑造。

而地理環境則對人類的生活有其一定的影響,不同的地理環境將衍生不同的 文化發展,地理學家咸一致認為:地域是一切人類組織的重要基礎。因此,本文 將對《少年 H》的時代背景和空間的概念作進一步的探析,希冀增進了解文學與權 力政治的復雜關係,認知人地關係的現象,培養觀察的技能,從地理考述中,更 深入明瞭《少年 H》的文化特性。

一、 時代背景

《少年 H》的故事背景大約是起於 1930 年代,當時日本也像其他國家一樣,

正遭受世界上巨大的經濟衰退。1929 年至 1931 年,日本歷經經濟的大蕭條,需要 新的市場和原料,於是展開軍事征服,將注意力投向中國,以獲取市場及原料的 大經濟區。

35 盛寧著,《新歷史主義》(台北市:揚智文化,1998 年 10 月出版三刷),頁 27~29。

由於軍事侵略的成功,而後導致民選政府逐漸喪失了政府的控制權,軍人開 始執政,「軍部」作為日本軍事力量的司令部被賦予比以前更多的權力。當時的 日本透過天皇信仰,與扭曲的武士道精神,經過近百年的催化與教育,配合其擴 張政策,實行軍閥獨裁和侵略擴張的思想和政策來統治全國,對內鎮壓反戰革命 運動,宣傳極端的民族主義,強行徵兵參戰,對外則窮兵黷武,進行國土擴張36

這股氣勢一直持續到 1945 年日本終戰,從 1931 至 1945 年的戰爭期間37,日本 是一個專制社會,掌握了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思維方式,美化戰爭,將日本天 皇視為神,可以說日本社會無分男女老幼皆被納入動員組織之中,所有老百姓亦 籠罩在緊張的戰時體制之下。

何以有這麼多普通的日本人民陷入戰爭的狂熱?《少年 H》正見證這個大時代 的脈動,以下將對當時日本社會依附於天皇的君權體制,因而盛行的帝國主義和 軍國主義特點,一一闡述。

(一)軍國主義盛行

《少年 H》反映戰時體制下成長中的男孩,其日常生活經驗的背後,是帝國主 義和軍國主義的特點。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是顯而易見的,幾乎從一開始,文本 中即以順帶一提的口氣提到 1937 年街道上慶祝攻陷中國南京的情景,文中描述:

昭和十二年末,在慶賀攻陷南京的遊行之後,町內也舉辦了文藝表演。(上集,頁 39)

日本之所以被視為軍國主義的獨特象徵,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實為系統式的 政治、軍事結構,不但影響了一個世代的民族,也對週邊地區造成無可彌補的傷 害。日本民族的集體性,以及對侵略的勝利幻想,縱容了軍方的跋扈,這都是軍 國主義在日本成為世界史上特有意象,並造成戰爭災害的原因38

36 參考資料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99/100759/100760/6186165.html(2008.5.10 搜尋)

37 日本部份學者把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連起來,稱為十五年戰爭。

《昭和天皇與戰爭責任》,吉田裕著,陳鵬仁譯,(台北市:水牛圖書,2001 年 7 月),頁 4。

38 參考維基百科資料(2008.5.10 搜尋)

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盛行的情形是:實施徵兵制,軍事訓練進入校園,廣收學 徒兵,組織動員民力,達到全民皆兵的現象;國民經濟軍事化,強徵物資、食物 配給;對新聞媒體實施檢查制度(censorship),進行言論限制和行動監督。

在那一個年代,媒體是國家用來洗腦人民的工具,日本的報紙向人民強調大 和精神的重要,散佈「大東亞聖戰」必勝的觀念,整天大肆宣揚皇軍的進攻,報 導日本皇軍在中國戰場的輝煌戰績,日本海軍在東南亞區域、在太平洋對美作戰 的無敵消息。

街頭巷尾,佈滿日本政府的宣傳海報與漫畫,即使戰爭形勢開始逆轉,由於 日本當局在資訊上面的全面封鎖與掌控,民眾無從了解戰況,只能接收日本當局 的單方宣傳,因此日本國民仍沉醉在赫赫戰果之中。

此乃由於日本在戰時實施新聞檢查制度,媒體只能宣導政策、美化政令,凡 不利軍方者皆不能報導,因此媒體常未報導事實,間接欺騙了國民。同時,軍方 的檢查制度還擴及信件的查閱,致力於防諜的作戰,人民的言行都受到監督。

當時全國實施徵兵制,之後由於戰場迅速擴大,使得日軍陷入相當嚴苛的長 期苦戰,於是日本當局連在學的青年學生也加以動員,而成為「學徒兵」,沒有 從軍的學生,則必須加入勞動公差與軍事訓練。

《少年 H》即引用當時的報紙報導指出:「國民學校高等科(日本舊制國小)

一畢業,年齡滿十四歲者可直接入伍。」(下集,頁 12)連十四歲的小孩都已達 到屆滿服役年齡,可見當時日本全民皆兵的情形。

戰況吃緊後,日本也開始動員一般平民投入戰備整備的勞動。西元 1940 年(昭 和十五年),日本頒布《國民徵用令》,凡職業上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必須接受 徵用。相對於徵兵令的「紅紙」,一接到徵用令的「白紙」,必須向相關組織報到。

女人則加入「鄰里互助組」,其任務包括為出征的士兵送行、幫忙獨守家園 的人、協助戰死士兵的遺族,互相約束勿過份奢侈浪費、分攤購買國債、參與民 間的防空消防等訓練。

軍隊中則注重階級制度,甚至將人分了不少等級,有所謂的甲種體格、乙種 體格、丙種體格,連馬都有入伍召集令,也各有不同等級。《少年 H》藉由 H 與運 輸卒巧遇的一段話,將日本對階級的精細分類作了鮮明的概述,運輸卒說:

「馬可分為騎馬、挽馬、馱馬等種類。其中甲種體格的騎馬必須是:可背 負共計六十二公斤的人和貨物跋山涉水,而且六公里的路要以每分鐘平均 三百五十公尺的速度行進才行。」(上集,頁 192)

這便是日本人軍國主義的階級觀,又因為軍事已進入校園,於是,學校裡也 和軍隊一樣,階級分明,強調絕對的服從:低年級必須絕對服從高年級,遇到高 年級,必須敬禮,否則當場吃巴掌。因此校園中常可見到高年級的學生,藉故欺 負低年級生的現象。

社會上也普遍認同這樣的觀念,對於不同等級的人,採取不同的對待方式。

例如:接獲俗稱「紅單」入伍召集令的人,立刻會受到鄰里的祝福,家人也會得 到鄰里的照顧與尊敬,出征時得以披掛彩帶,獲致「萬歲!萬歲!」的歡送聲。

但屆滿服役年齡卻又不能上戰場的人,則是另一番情景。《少年 H》中有段 敘述 H 不解何以運輸卒對他的工作感到難為情,H 的父親回答說:

「雖然同樣是軍隊,不過他們卻被叫做『運輸卒』,連『兵』都稱不上,有 被歧視的緣故吧!由於被說成是『光載軍品不打仗的部隊』,因此會有不上 前線而被認為不中用的感受。」(上集,頁 194)

由此可見當時整個社會充滿從軍愛國的氛圍,因此國民也能接受經濟軍事化 的政策,食物採配給制,金屬類的物品一再遭到強制徵收,物質生活日益艱困,

戰爭末期甚至連孩童都被迫必須與家人分離,人民的生活十分困窘。

(二)君權體制神格化

軍國主義能夠如此盛行,便是依附於國族論與君權體制的意識高漲。日本政 府為了適應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需要,首先將天皇極端絕對化和神聖化,如 此才能塑造全民團結,迎接戰爭的來臨。

戰前的日本原本就是天皇制國家,但是面臨戰爭時,當局者相信必須透過造 神的方式,讓百姓對天皇建立了「人神」的觀念,灌輸天皇神武的神話、帝國必 勝的信念,使人民矢志成為「忠良的臣民」,抱持能為日本國族犧牲的想法。

這種洗腦運動,不僅在日本本土,也在殖民地台灣開始推動所謂的「皇民化 運動」。《台灣小兵造飛機》裡就提到:

教導英夫的日籍老師極力灌輸給他這樣的觀念:天皇是神衹,祂所做的任 何事都是至尊而崇高的,日本臣民必須將效忠天皇、效忠大日本,視為無 上的榮耀。英夫對這樣的觀念由懵懂到認同,到成為牢固的思想39。 當時日本統治的台灣已是如此,更何況日本本身,都沉浸在這樣的氛圍裡。

這一套加強臣民效忠天皇、獻身帝國與日本無敵的頌詞之統治宣傳,都透過 造神的運動,以儀式的進行,強化其深入性,進行宗教式的神祕崇拜,深入人民 的心靈,以讚頌天皇建國的造勢。

「儀式」一詞來自英文的 ritual 一字,其原義是指「手段與目的並非直接相關 的一套標準化行為」,也就是說儀式中所表現的行為經常是另有更深遠的目的或企 圖的,這也就表明其象徵性而非實用性的意義40

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在《國家的神話》中提到:

每一種政治活動都有其特殊的儀式。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儀式的恆常的、統 一的、單調的表演更能侵蝕我們的所有活動力、判斷力和批判的識別力,

每一種政治活動都有其特殊的儀式。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儀式的恆常的、統 一的、單調的表演更能侵蝕我們的所有活動力、判斷力和批判的識別力,

在文檔中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5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