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才」－－「德」：以「才」釋「德」
第一節 曹操「唯才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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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才」－－「德」：以「才」釋「德」
魏晉時期，「德」的意涵有上承先秦儒家倫理道德脈絡者以及道家存在關 係者，本章要討論的「才」、「德」論述異於前朝，是因應時代需求而開展出 新意涵，這是魏晉時期「德」意涵很特出的部分。東漢在選舉人才方面，是 以「德」作為最高原則，即一個人首先必須有良好的道德品性，然後再看此 人是否有其他才能值得選拔，這樣的選拔人才原則到了魏晉時期開始轉變。
曹操因為政事治理上的需要，用人主張「唯才是舉」，表示除了德性為選拔標 準外，有各種才能足以輔佐君主為政者，就算德性方面不足，只要有治國可 用之才也會選拔任用。此時學術上也有不少關於「才－－德」的討論，如：
劉卲的《人物志》提出許多識別人才的方法、《世說新語》記載一些清談家對 於才德、才性的論辯以及各方面表現突出的人才，顯示當時學者已對「才－
－德」再度進行思考。為考察魏晉時期「才」、「德」關係，以下就曹操「唯 才是舉」看選拔人才原則轉變的因素、劉卲才德觀、郭象以材質釋才德、《世 說新語．賢媛》中顯現的女子才德觀等四部分進行討論，以期了解魏晉時期
「才－－德」關係。
第一節 曹操「唯才是舉」
一個時代重要概念意涵的轉變，常受到當時政治、社會等外緣因素的影 響。本節擬先對漢魏之際選拔人才情況進行考察，視其如何從東漢之薦舉賢 良方正轉變為唯才是舉。政治上選拔人才原則的轉變也影響到學術風氣，魏 晉時期人物品評、鑑賞蔚為流行，不只標舉人物的德行，也重視對人物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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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度、各種才能的欣賞，劉卲《人物志》更對人才鑑別方法提出理論，分析 各種人才特質以作為執政者任用的參考，其後的才性之辨也與此相關，在此 一併討論。
中國古代選官任用由來已久，有官爵世襲、軍功賞賜、養士之風，不過 這些還不是完備的選舉制度。春秋戰國時期的養士之風，是各國君和貴族們 召集一批有學問、有才幹、不論出身門第的「士」在身旁，供養其生活，並 對朝廷的施政方針提出建議，或是為諸侯效忠。這些「士」都有一技之長，
多半善於言辯，到處「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策劃謀略、權術，最有名如 蘇秦、張儀等遊走各國，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躍。養士之風沒有特定 標準，端賴諸侯當時的需要與賞識。到了西漢為了國家統治的需要，開始建 立一整套選拔官吏的制度，漢文帝下詔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其後漢武帝立「孝廉」一科，自此「孝廉」成為察舉的常科，也是漢代入仕 的主要途徑，從此政府選官任用多注重「道德」方面。
選舉人才重視「道德品行」的取向到了曹操有所轉變，為了尋求可用人 才、鞏固政權，強調只要有某方面才能即使道德不足也可任用，因而曹操大 舉徵才多次下令求賢：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 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 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若必為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 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 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1
這是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曹操下達的〈求賢令〉，曹操之求才若渴與東漢後期 選舉制度與吏治敗壞有關。東漢時期最初選拔官吏的主要標準是德行與才
1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卷一〈求賢令〉，見（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
（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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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由州、郡以茂才、孝廉的名義向朝廷推薦官吏候選人，由朝廷考核後予 以任用。但到了東漢後期，朝政腐敗、賄賂風行，不少推薦上來的人沒有真 才實學且無德行。為了改變這樣的選舉弊端，曹操重新思考選舉制度，既然 才德兼備的人不易尋，那麼只要有足以輔國的人才，那怕是德行不足或只有 某方面才能，不論其身分、德行皆可任用。曹操將漢末比於春秋時期，表明 天下未定正是求才若渴的時候，更以齊桓公成就霸業所用之人並不求其廉潔 為例，表明自己求才的目標不論其身分或道德品行，只要有才能、才幹者皆 可推舉任用，這就是曹操「唯才是舉」的選拔人才原則。到了建安十九年，
劉備入據益州，三國鼎立的局勢已基本形成，曹操並未因自己佔據中原，在 政治、經濟上都有明顯優勢而稍有鬆懈，仍以招攬賢才作為首要任務，下達
〈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
夫有行之人，未必能進取，進取之人，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
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
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2
曹操在此明確指出德行與才幹並不是一致的，再以陳平、蘇秦為例，認為「盜 嫂受金」的陳平雖然品行不正，但他輔助劉邦建立漢朝基業功不可沒。蘇秦 雖非守信之人，但其提倡合縱，勸說六國國君聯合以抵抗秦國，身佩六國相 印，在當時深具影響力。陳平、蘇秦皆為平亂世、治國之能臣，但其德行不 足，倘若用人必須以「德」為首，未免過於拘泥而無法成就大業。其中「士 有偏短，庸可廢乎」已有偏材的說法。然而年老的曹操不以此為滿，建安二 十二年，老驥伏櫪的曹操已是六十三歲，仍壯心不已志在統一天下，此時也 更迫切地需求賢才，下達〈舉賢勿拘品行令〉：
昔伊摰、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
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耻，卒能成就王業，聲著 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
2 見《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見（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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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無一不通，縱使蜀漢朝中不時有佞臣毀謗諸葛亮，諸葛亮仍義無反顧、一 心為主。可見當時不少有德之士因不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另謀其主，
因此曹操用人重才不重德亦是情勢使然。
曹操用人政策的轉變也衝擊了當時的學術風氣，如李玲珠言：
曹操三次〈求賢令〉的「唯才是舉」政策對名教的打擊及時代風氣的 影響甚鉅；而且曹操認為「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 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三國志‧魏 志‧武帝紀》卷一〈求賢令〉)，所謂「士有偏短」即是偏才，所以「唯 才是舉」的才側重的是偏才而非通才，畢竟通才之人難覓，只要有偏 才，能依才任職，發揮所長，依舊能成就大業。回顧才性論的發展，
孔門四科由才性的角度視之，其實也是偏才，只是儒家系統並不刻意 強調偏才之用，更重視的是不論才之有無，人人皆應努力進德修業。
劉卲《人物志》雖有對通才的聖人多所描繪，但對偏才特色、鑒別方 法更是全書創作的動機及主要內容；這也是曹操「唯才是舉」在理論 上的實踐。4
「唯才是舉」不僅影響了魏晉時期的用人原則，同時也讓思想家重新思考
「才」、「德」關係。德才兼備是最理想人才，但實際狀況卻是擁有偏才的人 居多，因此各種偏才的特色、鑑別人才的方法、各種人才適合的職位就是執 政者任用人才的考量，劉卲《人物志》正是因應這樣的背景而產生，《人物志．
自序》中云：「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 誠智，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5可見劉卲出自求客觀的知人，任 使眾材，以成庶績，而興政教之觀點。劉卲之《人物志》，即緣之以論此人性 之表現各方面、各種類、各層次，而成一逐步轉進，以展開此各方面、各種
4 李玲珠：《魏晉新文化運動：自然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 年），頁 226。
5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四部備要．子部．人物志》（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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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詳細論述請見：廖柏森：〈魏晉人物品賞美學（二）〉，http://blog.udn.com/trjason/95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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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見，曹操「唯才是舉」選拔人才的策略，不僅影響當時舉用人才，
也對於魏晉名士重新思索「德」意涵有影響。在人物品評方面，東漢時，對 人的評價是德性超越人的其他各種才能，即一個人雖有政治手腕、驍勇善戰 等才能，倘若德性不高也未必能在選舉中脫穎而出；但人若有德行，則雖無 才也可能被推薦。然德行背後是否真有德性，實為難測，因而才有漢末舉士 用人無德亦無才的弊端產生，曹操「唯才是舉」也是對漢末用人弊端的反省。
魏晉時期評論人物，德性似乎與其他各種才能地位相去不遠，即一個人雖然 德性方面不足論，倘若他有某項才能，也可能被君主賞識，也是曹操之以才 能選拔治國人才不以德性為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