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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969 年珍寶島衝突
中蘇關係惡化的起點是1958-59 年雙方在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分歧；為了證明 各自方針政策的合理性，中蘇之間先後採取間接和直接的方式，展開了理論觀 點上的辯論；爭論沒有結果，雙方各持己見，導致兩黨關係破裂；兩黨關係緊 張直接造成國家關係緊張，隨著邊界衝突的逐步升級，最後中蘇在珍寶島爆發 兩次小型的軍事衝突。本文的主要觀點是，珍寶島衝突是中蘇意識形態分裂與 領導權爭奪下的結果，亦為中共刻意製造的一場危機。中共的預防性動機，是 企圖掌握中蘇衝突的主動權，遏止中蘇因邊界衝突而演變為大規模武裝衝突，
甚至導致蘇聯入侵中國的威脅趨勢，並且傳遞中共堅決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決 心。
壹、領導人的認知
整體而言，目前有關中蘇分裂的原因，主要可歸為意識形態分歧與權力地位 爭奪兩種解釋範疇。1例如Lorenz M. Lüthi認為意識形態是導致中蘇分裂的最主要 的因素。如果沒有意識形態的巨大作用，中蘇不可能結盟；同樣地，沒有意識形 態之爭，中蘇也不可能分裂。他認為毛澤東與赫魯雪夫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主 要通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非史達林化以及對西方的政策」等三個方面表 現出來。2Sergey Radchenko則認為毛澤東對史達林留下來的同盟體系不滿，他希
1 有學者從結構、經濟及發展水平角度，提出不同觀點。例如 Richard Lowenthal 最早從馬列主 義的內部結構分析，認為其組織結構容易在信仰者之間製造衝突。中國學者沈志華亦認為社 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關係明顯缺乏一種妥協機制。問題的實質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係中 某種固有的結構性弊病，或者說是這種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政治範式先天存在不足。其弊病 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 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第二，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享有平等權力 的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係等同於或混淆於國家關係。就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的角度而 言，國內共黨問題專家鄭學稼認為經濟與文化落後地區的共產黨人，多是左傾者，喜歡引用 馬克斯的初期著作；經濟與文化進步地區的共產黨人，多為右傾者，喜歡引用馬克斯的晚年 著作。晚年的馬克斯和恩格斯傾向於以和平取代暴力，以議會運動代替流血革命。例如在中 蘇論戰中，西方共產黨人，如法共和意共就站在蘇共的一邊；東方共產黨人，如印尼共產黨、
北韓共產黨就站在中共的一邊。Richard Lowenthal, World Communism: The Disintegration of a Secular Faith(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沈志華，「中蘇同盟破裂的內在原因」，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 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536-539；鄭學稼，黑毛之爭（台北：帕米爾書店，1963 年），
頁137-138。
2 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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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獲得與蘇聯平等，甚至超越蘇聯。而蘇聯領導人一次次地尋求與中共和解，本 質上是為了維護這個不平等的聯盟關係。3上述兩個原因並非孤立現象，雖然層 次不同，卻具有明顯的因果關聯性。基本上，意識形態的分歧，的確是中蘇兩國 分裂的導因。中蘇衝突首先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生危機，由此也推動了中蘇領 導人開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和新方法。在探索中，中蘇兩國各自選擇了 不同的道路，蘇聯走了一條右傾保守的道路，而在中國「左」傾情緒占了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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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蘇分裂的發展過程，本文認為中蘇在意識形態上的最大分歧是「革命 與不革命問題」，由此亦衍生出領導權的爭奪。中共建政後很長的時間內，毛澤 東還是按照傳統的革命與民族解放運動的思想來指導中國處理國際事務。5此時 期，中共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出現了重大偏差，高估了美蘇合作的可能性，
低估了美蘇之間的矛盾；高估了戰爭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發展的可 能性。6在毛澤東的認知中，雖然建國後初期曾提出所謂「和平共處五原則」，
但這只是策略而非原則。在美國的遏制政策下，毛澤東始終認為戰爭必然會爆 發。他既認為戰爭遲早會爆發，又認為單靠中國或蘇聯的力量是不夠的，要發動 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來推翻帝國主義。所以一旦他覺得中國力量強大，就會改變 對外政策，就會採取強硬的革命外交。7
1956-57年，中蘇雙方路線還是一致的，都是要搞經濟建設。1957年，蘇聯 人造衛星上天、核潛艇下水、農業接連大豐收，赫魯雪夫認為這就是與資本主義 世界和平競賽和平共處的成績，因此，他覺得要進一步改善蘇聯與西方的關係，
盡快提高蘇聯的經濟水準。中國方面，一五計劃完成、國家工業體系建立起來後，
毛澤東認為蘇聯已經這麼強大，中國也形勢不錯，既然革命的力量已經超過反革 命力量，就不必再和平共處了。這就和蘇共二十大後的路線發生了分歧。所以，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期，毛澤東認為赫魯雪夫和蘇聯是向帝國主義投降，已
3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列．別．杰留辛著、陳夕譯，「關於中蘇衝突起因的若干思考」，當代中國史研究，第3 期（1998 年），頁100。
5 沈志華、李丹慧，「晚年的外交戰略探索和矛盾」，世界知識，第 17 期（2006 年），頁 20。
6 章百家，「通過緩和的崎嶇之路—變動的國際環境與中國對美政策（1954-1971）」，姜長斌、
羅伯特．羅斯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 年），頁 442-443。
7 沈志華、李丹慧，「晚年的外交戰略探索和矛盾」，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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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不能領導世界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中國走在了世界革命的最前列，領導世界 革命的任務必須由中國共產黨和他本人來承擔。這就是中蘇分裂的根本原因。8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是中蘇同盟顯示其力量和影響的高鋒，但毛 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力量對比的論述，使得赫魯雪夫認知到毛澤東是 把準備戰爭而非和平共處的問題上在首要位置。準備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在這場戰 爭中打敗其共同的敵人，無論戰爭會給社會主義國家造成多麼大的損失。9此外，
毛澤東在會議的言談舉止，充分反映出一個客觀事實：在國際共產運動中，中共 已經可以與蘇共平起平坐了。但此時雙方也開始在世界戰爭是否不可避免及關於 和平過渡問題上出現分歧。10
在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他早就對蘇聯奉 行的對美緩和的外交路線不滿，此時公開宣布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已經超過西方 的判斷，無疑是在回答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的問題。毛澤東還提出了另一 口號，就是針對蘇聯15年超過美國的計劃，宣布中國將用15年超過英國。毛澤東 內心的目標是要在社會主義建設速度上超過蘇聯，為此，他已經在考慮採取某種 不同於蘇聯的方式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這些想法不久就變成了事實，中蘇在 對外和對內政策方面開使出現了明顯的分歧。11此後，隨著中蘇兩黨在對外和對 內政策方面分歧的產生與發展，國際共運以誰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為統一的標 準與共同的規律，以及以誰為領袖的問題，愈益突出。意識形態的分歧已與兩黨 的政治命運、兩黨領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聯繫在一起。此時，情緒已戰勝了理智，
停止論戰的難度越來越大。12
1960年伊始，中蘇雙方在關於時代潮流、世界形勢、戰爭與和平、世界革命、
和平共處、核戰爭、裁軍以及民族獨立運動與和平運動等當時對中共外交具有指 導意義的理論問題上展開激烈的大論戰，雙方都在報刊上發表文章，闡述各自的
8 同前註。
9 尼基塔．謝．赫魯曉夫著，述弢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第三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06 年），頁 2296-2297。
10 根據胡喬木的說法，1957 年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之所以要提出關於戰爭的問題，主要是告 訴蘇聯人，對此不要這麼害怕，而蘇聯非常忌諱這一點。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86-87。
11 沈志華，「試論中蘇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兼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關係的結構性弊端」，沈志 華、李丹慧主編，戰後中蘇關係若干問題研究：來自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6 年），頁 472-473。
12 李丹慧，「失去的機遇？—赫魯雪夫下台後中蘇兩黨和解的新嘗試」，社會科學戰線，第8 期
（2009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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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和主張，意在反駁、說服對方。13中共的觀點愈益激烈，例如把宣傳和平共 處上綱到反列寧主義的階級投降政策的高度，異常強調兩種制度的對抗和衝突，
強調時代的革命潮流和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和平過渡問題上，則強調暴力 革命，認為和平過渡實際上等於背叛革命。14結果，中蘇都不願意讓步，於是赫 魯雪夫宣布限期撤走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從而使中蘇分歧公開化。此後，儘管 1961至1962年中蘇都有意緩和矛盾，修復關係，但是所堅持的原則仍然是要對方 承認錯誤。而1963年7月的兩黨會談的結果，再一次表明中蘇之間已經沒有妥協 的餘地。中蘇同盟的破裂已成為不可挽回的事實。15
1964年，隨著中蘇兩黨意識形態論戰的開展，國際共運中幾乎所有的黨裡都 有毛澤東的追隨者。由於毛澤東在處理黨際關係時，主要是與各國共產黨和工人
1964年，隨著中蘇兩黨意識形態論戰的開展，國際共運中幾乎所有的黨裡都 有毛澤東的追隨者。由於毛澤東在處理黨際關係時，主要是與各國共產黨和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