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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衝突管理模式、作戰偏好與特徵
壹、西方學界的研究
西方學界的研究較全面性。Steve Chan 採取多重案例研究分析中共對外武 裝衝突管理模式，詳細描述了衝突管理策略的五個階段（探索、警告、展示、
攻擊與緊張關係的緩和），並且比較中共在處理軍事衝突的優缺點。他發現中共 的武裝衝突行為，顯示了相對穩定、一致的衝突管理策略，可謂「強制外交」
（Coercive diplomacy）模式的典範。114Allen S. Whiting 在《中國對嚇阻的算計：
印度及中南半島》一書中，透過三個案例的比較研究，發現中共是一個謹慎且 保守的強權，唯有在不斷重複發出嚇阻敵人的訊號失效之後，才會最後訴諸武 力。因此，Whiting 在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方面是抱持樂觀的態度。他從中共所 面臨的安全威脅及其嚇阻策略加以分析，得出以下三點結論：115
一、內部情勢的惡化，將會導致外部情勢更加險峻：（1）鄰近的優勢強權 會利用國內的脆弱而取得利益；（2）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如果暫時解決了彼 此的利益衝突，將聯合對抗中共；（3）此時中共乃作最壞的準備，並且做最好 的打算。
二、最有效的嚇阻是保持好戰性（belligerence）：（1）為了達到可信度，僅 言詞警告是不夠的，必須調動軍隊；（2）為達外交目的，必須替敵人保留面子 與下台階；（3）行動要謹慎，為自己預留選擇的餘地；（4）一次嚇阻行動不成 功，應反覆連續進行。
三、掌握正確時機：（1）一旦察覺到威脅就必須立即提出警告，而不是最 後迫在眉睫才提出；（2）發出訊號的節奏，必須讓敵人有足夠反應並且能讓我 方確認情勢的時間；（3）掌握主動，不能依敵人的選擇而做被動反應。
然而，Whiting 在 2001 年發表的「中國的武力使用，1950-1996 與台灣」
114 Steve Chan 將「衝突管理」定義為：「透過深思熟慮而用於監控實際或潛在敵對者的行動與 意圖的政策計劃，嚇阻敵對者不實施非我所欲的政策，然而一旦嚇阻失敗而雙方進行軍事 衝突時，能夠控制並且解決爭議，以避免威脅到更重要的國內與外交政策目標」。Steve Chan,
“Chinese Conflict Calculus and Behavior: Assessment from a Perspective of Conflict Management,＂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3(April 1978), pp. 391-410.
115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pp.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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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明顯調整了原有的評估。他認為中共在使用武力時，除了慎重與仔細 估算之外，也顯露出令人憂心的冒險傾向。他採取多重案例比較研究，評估中 共精心設計的冒險行為與危機管理過程。研究發現，自1950 年以來，解放軍的 部署與運用完全是以達成嚇阻與強制外交之政治目的為優先，當政治代價的估 算高於經濟與軍事行動時，中共會在掌握主動權與先制攻擊情況下使用武力。116 在作戰偏好與特徵方面，Mark A. Ryan 等學者透過聚焦於軍事行動層次
（operational level）的多重案例研究，顯示出中共領導人非常關注作戰細節，
而且具有奪取與維持作戰主動權的作戰偏好；為達此目的，會偏好利用欺敵與 奇襲的手段來執行攻擊行動。此外，解放軍將領比較傾向採取機動與運動戰，
而非防禦與陣地戰；同時，並非專注於占有或保有某些地理位置，而是要打一 場在決勝點上解放軍能集中優勢兵力與火力的殲滅戰。117Mark Burles 與 Abram N. Shulsky 透過中共軍事行動的歷史紀錄與準則演變兩個主軸，研究中共動武 的特性，希望了解中共在未來的危機與衝突中如何使用武力。研究發現中共對 外動武時具有「奇襲或欺敵、心理暨政治震撼以及時機拿捏得宜（opportunistic timing）」等特徵，並且可以忍受危機升高的危險。此外，中共對較強大國家或 是其附庸國的動武方式，則必然會尋求某種特殊的優勢以彌補整體的相對弱 勢，包括：（1）以奇襲製造心理震撼；（2）製造傷亡引發敵方的政治壓力；（3）
製造緊張情勢分化敵之盟邦，或製造敵之政治問題；（4）造成既定事實，迫使 敵人在投降與衝突升高之間做出選擇。相對地，以武力對抗較弱的國家時，則 將會慎選時機並等待目標國遠離外界支援才動武。118Thomas Robinson 認為當 中共發覺敵人的優勢兵力即將發動進攻時，其應對策略（從上海、江西和延安 時期的痛苦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都是：在他們選定的時間和地點先發制人，不 但能使敵人措手不及，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敵人前來進犯。119
Melvin Gurtove 與 Byong-Moo Hwang 從五次戰役中綜合出中共的六項外交
116 Allen S. Whiting,“China’s Use of Force, 1950-96, and Taiwan,＂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Fall 2001), pp. 103-131.
117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Introduction: Patterns of PLA Warfighting,＂in Mark A. Ryan et al.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Armonk, N.Y. : M.E. Sharpe, 2003), pp. 3-22.
118 Mark Burles, Abram N. Shulsky,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pp. 5-20, 39-43.
119 托馬斯．魯賓遜著，「中國與蘇聯的對抗：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的戰爭與外交」，羅德里克．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金光耀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上），頁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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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戰略原則：（1）主要外交政策目的是保障並促進國內激進社會主義革命；（2）
一個平靜而沒有威脅的國際環境，是發展激進社會主義的最佳條件；（3）經濟 發展是國家安全與國際合法性的關鍵因素；（4）當國內政治不穩或衝突時，中 共對外來的威脅最敏感；（5）當發生政治或經濟路線鬥爭時，外交政策便成為 中共的內部政治問題；（6）國內的穩定可為積極外交政策提供有利的條件。120施 道安（Andrew Scobell）提出了幾項影響中共領導人發動戰爭及執行戰略的特 點：（1）以地緣政治為指標，用以評斷軍事成功，而非戰場上的作戰表現；（2）
一旦經過仔細思考與評估何時及如何使用武力之後，中共領導人會毫不猶豫地 使用武力，而且會傾向採取一種精心算計且獨特的冒險行為；（3）一旦決定使 用武力後，解放軍首要的企圖就是奪取與保持作戰的主動權（the operational initiative）。121
在戰役的評估特徵上，Ron Christman 認為中共衡量軍事戰役成效的首要標 準，並非取決於戰役演變或結果對軍事、戰略或政治造成的直接影響，而係取 決於戰役對其掌控「大局」（overall situation）能力所造成的影響。他提出四項 中共領導人評估一場戰役是否提高、破壞或維持其對「大局」的掌控時，極可 能採用的四項標準：（1）領導階層維持高度中央權威（strong central authority）
的程度，包括對解放軍的絕對控制；（2）中共領導人、黨與軍隊、黨與人民之 間取得「共識」（common understanding），以及在 56 個民族之間維持國家統一 的程度；（3）黨能夠維持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抑或維持、增加有利戰略地位之
「動力」（momentum）的程度，這種抉擇通常端視國家利益受到國內外威脅的 程度而定；（4）領導人能夠在數個軍事戰略評估目標之中同時維持適當「重心」
（center of gravity）的程度。這些目標包括：擊敗任何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 的挑戰、嚇阻或拘束外國軍隊干涉中共與他國的任何戰爭、抑制內部不穩定因 素或鎮壓民間動亂及應付中國周邊次要前線遭受到的挑戰，以捍衛中國利益、
領土與主權。122爰此，Christman 認為中共領導人判定勝利與否，並非取決於戰 役演變或結果對軍事、戰略或政治造成的直接影響。只要未減損或破壞黨掌控
120 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pp. 17-20.
121 Andrew Scobell,“Is there a Chinese Way of War?＂Parameters, Vol. 35, No. 1(Spring 2005), p.
122.
122 Ron Christman,“How Beijing Evaluates Military Campaigns: An Initial Assessment,＂in Laurie Burkitt et a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ion US Army College, 2003), pp. 253, 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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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的能力，便可能被中共視為是「勝利」。此一邏輯正足以說明中共為何 在尚未獲致明確的軍事、戰略或政治勝利之際，便於中止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 及1979 年懲越戰爭。此外，亦顯示中共領導人在判定掌控大局的能力是否減損 或破壞之前，可能願意承擔可觀的軍事或戰略損失。123
貳、國內學界的研究
國內有關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成果，多數以中共犯台模式的相關分析 為主，明顯具有政策意涵。124此外，在危機管理、嚇阻戰略、軍事思想與作戰 原則等方面，亦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周湘華從危機管理理論的角度，發現中 共是理性的危機操控者，非常清楚地將軍事置於政治的控制之下，且所有的軍 事行動都避免與美國衝突。然而，中共的行為特性，常會以一個行動來凸顯多 重意義，意即其行為常具有多重目標的功能，不管這些目標是事前的想定或事 後的解釋，它在行為進行中常會交叉地自我解釋。事實上，中共的行為並未確 立一個階段性的總目標，而是希望追求更多重目標的極大化，某種程度上像極 了機會主義分子。例如中共追求兩個目標的極大化利益，等到兩者利益衝突時 再決定下一步，這使得在研究中共行為時，充滿許多重大變數，而不容易預測。
125
林賢贊透過中共介入韓戰的案例研究，提出「攻擊性嚇阻」概念，解釋中 共介入韓戰的戰略思考。他將「攻擊性嚇阻」定義為：在「戰爭全局」思考模 式下，決策者期待透過對已出現之 A 事態採取有限度的「戰術性強制」，以達 到在戰略上防止被其認為可能從A 事態衍生出危害其安全 B 威脅發生之「戰略 性嚇阻」。將此概念套用在中共介入韓戰的決策，即形成以下的論述：中共將美 國介入韓戰視為是入侵中國（B 威脅）之前哨戰（A 事態），遂決定跨過鴨綠江 對美軍展開奇襲。從戰術層面上而言，此一軍事行動是要迫使美軍撤離朝鮮之 強制。但是，從戰略層面上看，則是一種迫使美國放棄經由朝鮮入侵中國的嚇 阻。然而，處於相對軍事劣勢的國家，以武力威脅進行嚇阻時，其可信度並不
123 Ibid., p. 282.
124 參見施子中，「跨世界中共對台用武時機與戰法之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主編，中共 建政五十年（台北：正中書局，2001 年），頁 448-484；陳偉寬，「中共對外用兵與犯台模
124 參見施子中，「跨世界中共對台用武時機與戰法之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主編，中共 建政五十年（台北：正中書局，2001 年），頁 448-484；陳偉寬，「中共對外用兵與犯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