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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理論探討與模式建構
本章區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討本模式所借鑒的預防性動機理論（主）
與動態差異理論（輔）。第二部分是模式建構。確立自變項之後，根據上述兩個 理論的核心概念，提出模式的中介變項與四項決定中介變項的主要條件變項。
此外，亦借鑒窗戶理論、認知理論、聯盟理論與展望理論等核心概念，以作為 四個主要條件變項的指標與關鍵因素，並依據模式的因果關係提出相應的四個 研究問題。
第一節 理論探討
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研究均強調預防性戰爭的重要性。例如Hans J. Morgenthau 從權力平衡的角度出發，認為儘管外交辭語及民意對預防性戰爭 很反感，但事實上它卻是權力平衡自然發展過程下的結果。1Kenneth N. Waltz 認為雖然一個國家希望保有和平，它仍可能必須考慮採取預防性戰爭，因為如 果在有利的時刻不發動攻擊，則可能會在爾後轉為對敵方有利時遭到攻擊。2然 而，就戰爭起源的理論性與經驗性分析而言，單靠一個預防性戰爭概念是不夠 的。Stanley A. Renshon 與 Peter Suedfeld 即認為並非所有的預防性戰爭都是為 了維持權力平衡的目的，考察其預防性動機很重要。3換言之，關鍵的問題不在 於一場獨特的戰爭是否是預防性的，關注的重點應該是：有關導致戰爭的其他 變項與影響戰爭強烈程度的其他條件中，預防性動機的相對重要性。
壹、預防性動機理論
目前有關預防性動機論述，以Jack S. Levy 所提出的「預防性動機理論」
最具代表性。他批判現有體系層次的權力轉移理論均強調崛起國或對現狀不滿 的挑戰國為了權力轉移、獲取主導地位而發動戰爭，並藉其權力以創造一組能 從中獲取利益的新國際政治、經濟與法律安排。但其主要缺點是忽略了預防性
1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p. 155.
2 Kenneth Neal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7.
3 Jonathan B Renshon,“The Psychological Origins of Preventive War,＂in Stanley A. Renshon and Peter Suedfeld eds., 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 Psychology 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Terror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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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在戰爭爆發中扮演的特殊關鍵性角色。4 一、預防性動機的定義
Levy 認為戰爭的預防性動機是源於國家領導人認知到自身的軍力及潛在 力量（potential power）與另一個崛起中的國家相較之下正處於衰退，並且擔心 此衰退的結果。領導人通常會害怕這種衰退將弱化自身的談判地位（bargaining position），並且會相應導致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在現狀下所享有相關利益 的衰退。這使得主導國家可能會面臨未來必須在危險戰爭與犧牲重要國家利益 之間做出選擇。5在此兩難情況下，主導國會面臨一項誘惑：在目前相對有利的 情況下發動戰爭，以阻擋或延後對手的進一步崛起，並且防止現狀隨著時間惡 化，以及爾後在較不利情況下才爆發戰爭的危險。6這種情況會因為國家較關注 失去而不是獲得的傾向下，變得特別嚴重。是以，主導國將更傾向於透過戰爭 手段來維持現狀，而不是依其偏好而改變現狀。換言之，預防性戰爭較關注的 是將自己未來衰退的損失最小化（minimizing one’s losses），而不是藉由現在發 動戰爭以取得最大化的利得（maximizing one’s gains by fighting now）。7
二、預防性動機的因果機制
Levy 認為「權力轉移」的確是眾多因素中較重要的一個原因，但並非是戰 爭的必要與充分條件。囿於原因與作用混雜在一個單一的預防性戰爭概念，使 得此概念難以分析發生權力轉移而未爆發戰爭、沒有發生權力轉移但卻發生戰 爭，或是以錯綜複雜的方式與其他的變項互動而產生權力轉移的案例。他認為 正是因為在權力轉移與戰爭之間沒有一個完美的關聯，因而將「預防性動機」
4 Jack S. Levy,“Preventive War and the Bush Doctrine: Theore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Roots,＂in Stanley A. Renshon and Peter Suedfeld eds., 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 Psychology 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Terrorism(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83.
5 Jack S. Levy,“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1(October 1987), p. 87; Richard Ned Lebow 亦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原 因 ， 係 預 期 勝 利 代 價 比 爾 後 才 爆 發 且 結 果 無 法 確 定 的 戰 爭 要 低 。Richard Ned Lebow,
“Windows of Opportunity: Do States Jump Through Them？＂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 9, No.
1(Summer 1984), p. 155.
6 預防性軍事行動當然不是解決即將面臨相對軍事潛力衰退的唯一可行方案，未來的安全也可 能透過聯盟（alliance）的方式取得。Levy 是假設強權比較不願意依賴他國來滿足自身的長期 安全需求。聯盟通常是短暫性的並且會受到國內政治與個人特質所影響，長期而言，是較不 可靠的。此外，聯盟通常是用來處理一些徵候（symptoms）而不是未來威脅的原因，而預防 性軍事行動卻可以更直接地處理威脅來源。Jack S. Levy,“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p. 87, fn. 13.
7 Ibid., pp.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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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為一個權力轉移與戰爭爆發的中介變項（intervening variable）是非常適 用的。透過此因果機制，方能說明為何權力轉移最後會導致戰爭的爆發。8易言 之，Levy 的預防性動機理論係將預防性動機視為是國家決定發動戰爭的一個中 介變項。預防性動機雖然並非單一必要條件，也不是戰爭的充分條件，但結合 其他變項後則會促使戰爭的爆發。9
三、預防性動機與威脅認知關係
基 本 上 ，Levy 將 預 防 性 動 機 視 為 是 一 個 「 認 知 的 變 項 」（ perceptual variable），其強度（strength）隨著心理與結構性因素而改變。他認為認知的程 度（perceptions of the magnitude）與權力轉移的方向，會因不同的國家與領導 人而有所差異，這些認知對於評估一國的行為是至關重要的。10
Levy 的預防性動機理論是基於假定察覺到的威脅（perceived threat）是源 於一個國家在相對軍事力量與潛在力量（可能在經濟效能與成長率相對衰退的 結果）長期持續的衰退。然而，預防性動機也可能是在預期相對權力衰退本質 上是短暫的情況下出現，可能僅持續幾年的時間，而非幾個世代。這種短暫的 權力轉移可能是軍事重組、武器建構（an arms build-up）、從外國購買軍備、軍 事科技的領先或形成敵對的軍事同盟等因素所造成的。每一項因素都會造成相 對權力的短暫轉變（intermediate-term changes）與暫時性的脆弱之窗。雖然暫 時性脆弱之窗的嚴重性比不上長期的衰退（國家可以訴諸聯盟與調解等短期的 權宜之計來獲得立即的安全），但仍然會產生負面的影響：預防性軍事行動可能 在轉移短期衰退上比長期衰退更有效。在許多歷史案例中，暫時性的脆弱之窗 一直是防預性動機的主要原因。11
此外，戰爭的爆發亦可能是認知到敵國因一項尚未達到權力轉移的「快速 途徑」（rapid approaches），或崛起國跨過了一項關鍵性的實力門檻（a critical threshold of capabilities），例如發展核武實力等，認為即將發生權力轉移而發動
8 Ibid., p. 87.
9 很少案例單純地以預防性動機為戰爭爆發的充分條件，亦即單純是因為權力的衰退與擔心衰 退的結果，而不涉及敵對或利益衝突等其他因素。Levy 認為 1981 年以色列攻擊伊拉克核子 反應爐的預防性動機是唯一比較符合充分條件的案例。Jack S. Levy and J. R. Gochal,
“Democracy and Preventive War: Israel and the 1956 Sinai Campaign,＂Security Studies, Vol. 11, No. 2(Winter 2001), p. 9.
10 Jack S. Levy,“Preventive War and Democratic Politics,＂p. 4.
11 Jack S. Levy,“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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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戰爭。12再者，如果面臨的是一個愈益敵對，且不斷對國家安全造成威 脅的環境時，預防者更容易自認具有正當性而發動預防性戰爭，以應付相對的 衰退。尤其是當一國面對「極端的系統性抑制」（face a extreme systemic constrains）與「常被包圍的情境」（under a constant state of siege）下，更有發 動預防性戰爭的動機。13
四、預防性動機的適用範圍
預防性動機理論的適用範圍可區分以下七個面向：（1）戰爭的預防性動機 不限於完全的權力轉移，也包含對手相對軍事實力的有限增長等有限的權力轉 移（limited power shifts），因為此增長會侵蝕預防者的談判權力，降低未來可能 爆發戰爭的勝利或然率，並且增加未來戰爭的成本；（2）預防性動機適用於包 含非戰爭的使用武力（preventive use of force short of war）、有限的預防性打擊
（limited preventive strike）到可能引起兩國全面性戰爭（wall-out war）的預防 性戰爭。軍事行動的決策選擇，尤其是在兩國軍事實力相當時，往往會視預防 者對目標國遭受攻擊後的反應與預期成本（expected cost）估算而定；（3）雖然 預防性戰爭主要集中在兩國的權力關係，但第三國也可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崛起國如果有盟邦相助時會更具威脅性；相對地，正衰退的主導國如果擁有盟 邦相助時，則其威脅感會降低；（4）預防性動機不包括聲譽、政治穩定、轉變 對手的政權或意識形態；（5）預防性軍事行動可能發生在一個危機過程中，領 導人可能利用危機而獲取應付日益惡化的結構性條件（deteriorating structural conditions）的機會，或者領導人也可能為了合理化基於其他理由的預防性行動
12 例如德國擔心俄國將在 1917 年完成鐵路計劃與陸軍改革，即為「快速途徑」的典型案例。
此外，Levy 認為 1956 年以阿戰爭的爆發，主要係因為埃及與蘇聯締約（Czech arms deal），
獲取最新的武器裝備，此舉被以色列視為已發生不利於該國的負面權力轉移，在無法確保戰 略地位（strategic position）安全的情況下，迫使以色列發動預防性戰爭，此亦可視為是現代 因「快速途徑」而導致預防性戰爭的典型案例。Frank Whelon Wayman,“Power Shifts and the Onset of War,＂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145-162; Jack S. Levy and J. R. Gochal, “ Democracy and Preventive War: Israel and the 1956 Sinai Campaign,＂pp. 1-49.
13 以色列是受到「極端的系統性抑制」的典型案例：地理上與其他民主國家隔絕而且必須持續 奮戰以求生存的小國；歷史上長期遭受懷有敵意、不承認其主權且人口與資源較其優勢的國 家所環伺著；由於阿拉伯國家的反對，無法參與任何的正式軍事聯盟。Jack S. Levy and J. R.
13 以色列是受到「極端的系統性抑制」的典型案例：地理上與其他民主國家隔絕而且必須持續 奮戰以求生存的小國；歷史上長期遭受懷有敵意、不承認其主權且人口與資源較其優勢的國 家所環伺著；由於阿拉伯國家的反對，無法參與任何的正式軍事聯盟。Jack S. Levy and J.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