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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洞識與侷限
目前有關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成果相當龐大、繁雜，研究面向各異。
本章文獻分析的主要目的主要有兩點：一是希望經過分類整理，以釐清現有文 獻的洞識與侷限，即發掘足供參考的啟發啟發性見解，以及此領域的不足與尚 待研究擴展的空間；二是希望透過文獻分析，以利於本文自變項的概念化操作，
即確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原因（主級範疇概念）與內涵（次級範疇概念）。以 下文獻分析將區分理論的解釋、使用武力的原因（動機）、以及衝突管理模式、
作戰偏好與特徵等部分，以梳理、批判現有的研究成果與重要觀點。
第一節 理論的解釋
有關理論的解釋，較具創見者主要可區分為轉移戰爭理論、窗戶理論、領 土鞏固假說、地位差距與外交政策的假說、規避損失的戰爭決策理論與文化心 理御控模式等六種。
壹、轉移戰爭理論
儘管學術界對「轉移戰爭理論」（diversionary war theory）的研究結果存在 很大的差異，但普遍認同政治精英轉移使用武力的重要性。領導人面臨影響到 其政治生存的國內威脅時，往往可以藉由對外使用武力而強化其國內的政治地 位。1表現在衝突與危機行為上，一般的假設是，國家基於國內政治目的，會審 慎地製造或升高外部衝突、爭議與危機。製造外部危機可轉移國內對政府政策 失敗的注意力；危機可用以將政權詮釋為對抗危險的外在敵人的堅強堡壘，並 藉以鞏固政權的合法性。同時，危機亦可用來為鎮壓國內反對力量辯護；外部 威脅則可被用來證明為政治或經濟策略而動員資源的正當性。2許多學者將此理
1 有關因國內政治目的而對外使用武力的相關研究成果，參見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L.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5); Arno, J. Mayer,“Internal Causes and Purposes of War in Europe, 1870-1956: A Research Assignment,＂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1, No. 3(September 1969), pp. 291-303; Jack S.
Levy,“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Spring 1988), pp. 653-672.
2 Jack S. Levy,“The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 A Critique,＂in Manus I. Midlarsky ed., The Handbook of War Studies(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25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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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Foster Rhea Dulles 認為中共之所以採取「好戰政策」（belligerence policy），是由於其國內形勢所造成的，關鍵因素是大躍進運動。他認為這場狂 熱運動超出中共的承受能力，中共不久被迫承認大躍進是一場災難性的失敗。
顯然，在困難的時刻鼓勵全國團結起來的需要，是其發動危機的主要原因。5柯 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亦認為中共製造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為了奪取 外島、測試美國與台灣的聯盟程度，或者是因應外部的國家安全威脅，而是為 質。Robert Jervis,“Introduction,＂in Demetrios J. Caraly ed., The New American Interventionism:
Lessons from Successes and Failure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 T. Clifton Morgan 研究英國案例時，亦發現民眾對英國政府支持的層次（level of public support）事實 上是與其對外威脅、武力展示或使用武力有關聯。T. Clifton Morgan and Christopher J. Anderson,
“Domestic Support and Diversionary External Conflict in Great Britian, 1050-1992,＂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3(August 1999), pp. 799-814.
4 少數學者亦將此理論應用於其他案例。例如吳俊才認為藉對外戰爭和軍事勝利，高揚民族主 義以轉移民心視線，是中共發動1962 年中印邊境戰爭的原因之一。Thomas Robinson 認為 1969 年中蘇珍寶島衝突的原因之一，是中共領導階層藉由邊界衝突事件來轉移民眾對國內緊張局 勢的關注。吳俊才，「中印邊界與匪印衝突」，問題與研究，第2 卷第 2 期（1962 年 10 月），
頁65；托馬斯．魯賓遜，「中國與蘇聯的對抗：中國北部邊疆地區的戰爭與外交」，羅德里克．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金光耀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上）（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發行，1992 年），頁 289。
5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72), pp. 174-175.
6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ou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 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6.
7 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Princeton, 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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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Chen Jian）認為毛澤東當然並非簡單地為了推進大躍進而製造危機，但是 炮戰是發生在1958 年 8 月，明顯地與大躍進當時在全國範圍內達到高潮的背景 是有關聯的。簡言之，在這個時候推動台海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使因大躍 進的推進而出現的一系列內部高度緊張狀況，變得合理化。8
然而，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研究發現，國內的不安與中共對外 使用武力沒有直接的關聯。他以國內抗議的頻率做為國內不安的指標，顯示在 1960 年末期以後，抗議的頻率在跨國軍事衝突高時反而較低。9M. Taylor Fravel 透過領土爭議的研究，發現中共領導人在面臨內部的政權威脅時，通常在對外 關係上，尤其是在邊界領土爭議上會採取妥協的策略。例如1959 年的西藏暴動 增加了中國與緬甸、尼泊爾及印度維持領土爭議的成本，因此中共對這些國家 採取讓步行動，以換取其消除對西藏叛亂的外在支援的合作，並且重新確認中 國對西藏的主權。又如 1962 年大躍進失敗而導致的經濟困難與新疆的種族動 亂，中共同時面對領土完整與政治穩定的兩種內部威脅下，必然會增加與鄰國 維持領土爭議的成本，結果中共選擇了與北韓、蒙古、印度、巴基斯坦、阿富 汗與蘇聯的妥協，藉由緩和外在緊張局勢來重建經濟與鞏固國家控制。同樣地，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導致了對中共社會主義體制穩定的嚴重內部威脅，這種合法 性危機也增加了與蘇聯、寮國及越南維持領土爭議的成本，中共選擇妥協，以 換取這些國家合作以對抗外交孤立，並且確保其經濟改革可以持續。10由此可 以看出此理論的侷限性，即使運用在單一案例上仍出現多種不同的觀點，更無 法適用於其他中共使用武力的案例。此外，江憶恩與Fravel 的研究更已否證了 此理論的有效性。
貳、窗戶理論
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從「趨勢分析」（trend analysis）的角度，
並採用「機會之窗」（windows of opportunity）與「脆弱之窗」（window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80-113.
8 陳兼，「革命與危機的年代：1958-1960 年」，楊奎松主編，冷戰時期的中國對外關係（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00。
9 Alastair Iain Johnston,“China’s Militarized Dispute Behavior 1949-1992: A First Cut at the Data,＂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3(March 1998), pp. 18-20.
10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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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nerability）兩個概念，透過多重案例研究，發現中共有時會使用武力對抗優 勢敵人及其盟友，因為擔心若不採取行動，則未來的戰略情勢（strategic situation）只會更加惡化；是以，中共在預期未來可能會遭遇明顯的挑釁時（a future bright-line provocation），會主動採取行動，而不是等到出現真正挑釁時才 被動地反應。另外，在某些案例中，中共使用武力之目的是希望影響並且型塑 在地區或者國內的長期政治和安全趨勢，而非永久地解決安全問題。因此，他 認為在研究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時，必須了解中共對於未來長期趨勢的認知是危 險的或者有利於其安全，以及儘管危險，但使用武力是否被中共領導人視為是 降低、停止或改變不利其安全利益趨勢的最有效方式。11柯慶生總結認為當中 共察覺到一個「脆弱之窗」正打開，或是一個「機會之窗」正關閉時，最常使 用武力。
此外，柯慶生綜整學界有關研究中共的戰略思考面向如下：12
一、中共領導人使用趨勢分析，並深信如果在短期內不使用武力，則一個 危險的「脆弱之窗」將會開啟，或者達成某項目標的「機會之窗」即將永遠關 閉。
二、會使用武力對抗優勢敵人或其盟友，是深信若非使用武力，則敵人的 優勢與侵略性將只會增強。
三、中共領導人即使預期如果不使用武力，則敵人的挑釁將會發生，而且 可能會有利於敵人時，其使用武力也沒有表現出清楚、明顯的挑釁。（without a clear, bright-line provocation）
四、使用武力是為了型塑在安全政治上的長期趨勢，而不是為了一次性地 解決安全問題。在此情況下，武力被視為是治標（therapeutic）而非治本的
（curative）。
柯慶生的優點是跳脫了純軍事優勢的觀點，從威脅趨勢分析的角度，透過 多重案例研究，證明中共領導人不僅密切關注自身與對手的國內實力趨勢，也 非常重視本身及敵對陣營盟友在區域的政治與軍事趨勢。同時亦提出一項持續
11 Thomas J. Christensen,“Windows 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Beijing’s Use of Force,＂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0-85.
12 Ibid.,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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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的 重 點 ， 即 中 共 因 應 國 際 政 治 某 種 趨 勢 與 國 內 挑 戰 下 ， 而 採 取 默 許
（acquiescence）政策的國內政治成本與採取好戰政策對本身政權的潛在政治利 益。13然而，主要缺點是僅強調中共在何種情勢下比較容易對外使用武力，即 簡單地認為中共會使用武力對抗優勢敵人或其盟友的時機，是深信若非使用武 力，則敵人的優勢與侵略性將只會增強時。柯慶生的觀點缺乏提供能夠合理解 釋何時脆弱之窗即將開啟，或機會之窗即將永遠關閉，以及進行整體威脅趨勢 評估、發動戰爭（衝突）之預期效益分析的評判指標與關鍵因素。
參、領土鞏固假說
三種有關領土爭議的論點可以用在中共案例上：第一，領土爭議通常是零 合性的。因此，鄰接國家比非鄰接國家更容易彼此發動戰爭。相對地，擁有較 長邊界的國家通常會比邊界較短的國家更具有爭議傾向（dispute-prone）。由此 推論，鄰接中國陸上及海洋邊界的國家眾多，因此領土議題必然成為中共對外 軍事衝突的重要原因；第二，因為國家的領土完整是政權合法性的核心，因此 新創立的國家可能對領土問題較敏感；第三，就「展望理論」的觀點而言，國 家比較可能為了保衛目前已擁有的，而非為了獲取未來希望得到的利益，而採 取危險行動。14就上述三個觀點而言，中國是一個邊界很長且新成立的國家，
理應為了鞏固領土完整而較願意接受風險。如果這個命題成立，則我們應該可 以發現中共的對外衝突大部分是領土性質的，而且絕大部分的領土爭議是發生
理應為了鞏固領土完整而較願意接受風險。如果這個命題成立，則我們應該可 以發現中共的對外衝突大部分是領土性質的，而且絕大部分的領土爭議是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