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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檔案散佚與實證史學關注

第二章 民國初年清代檔案管理制度的繼承與變革

第二節、 各機關檔案散佚與實證史學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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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即在於相關業務雖有法規,但卻並無統一定規範,國務院有國務院的作法,

外交部有外交部的規範,各機關各行其是,其中較為嚴重者,則在於以編檔為基 礎所發展出來的分類體系與登錄機制各機關互不相同,而至於原件之歸檔在此時 期亦無有效的管理方式,且無收受檔案以資典藏之專責機關。姑且不論北京政府 孰機關為何種作為,各機關在檔案管理制度上各行其是的情形說明了民國初年 新、舊制度交錯的現象,成為此時期各機關在檔案管理上較為明顯的特徵。

第二節、各機關檔案散佚與實證史學關注

教育學者朱君毅於殷鐘麒《中國檔案管理新論》序中,111 較秦翰才的觀點更 進一步敘及中國近代檔案管理在制度、人員、教育、設備、編目、查檢上的問題,

認為各機關所產生之檔案,其相關管理「執政者以為無關政要,學者以為猥瑣不屑

」,終而導致「官私亦受其害」之窘境:112

吾國檔案管理工作,歷來視為末藝小技。執政者以為無關政要,學者以為猥瑣不屑,

弗予重矜。數千年舉此委責於胥吏佐貳之手,事鄙任重。職卑薪微。殊尤卓絕之士,

寧能俯從於役?用是職司繼替,非緣師承,即由世襲。訓練與技術之精研,以及科 學管理方法之究探,詎能勝任愉快耶!且藏庋之工具設備,素無固定之經費,葺治 補充,因陋就簡。故於文書檔卷,貯藏則盈笥溢篋,任意委積。編釐則淆混雜揉,

毫無序次。遂致查卷檢檔,任憑陳法,專持記憶。加以自固門藩,形成專擅之業,

匪特不思改進。抑且故致紊秘,俾他人莫悉窺窍、無從羼入、挾妄便私、操縱把持,

而吾國檔卷乃至弊濫隱失。其極也,官私亦受其害矣。

111 朱君毅(1895-1963),本名斌魁,以字行,浙江省江山縣人,中國近代教育家、統計學者。

112 殷鐘麒,〈中國檔案管理新論〉,於《檔案學經典著作:第二卷》,檔案學通訊雜誌社編(上海: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 年 6 月),頁 66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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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秦翰才與朱君毅兩位先生的論述中不難發現,前清官署文書、檔案管理普遍 不受重視,且無制度章法,王國維〈庫書樓記〉針對內閣大庫檔案即稱,「三百年來 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113 能夠有效、迅速查檢 檔案資料則成為管理者把持地位之手段與工具,世襲罔替,致使「他人莫悉窺窍、無 從羼入、挾妄便私、操縱把持」之各項問題層出不窮,也因此檔案內容之完整與正確 與否,取決於管理者道德倫理之約束,縱有明文法規規範,檢閱檔案仍不得其法。

民國肇建,相關制度「因仍故轍」實無可厚非,然而各項弊端亦諸多承襲,致使人為 把持之惡習蔓延,形成舊中國各機關檔案管理之普遍現象。殷鐘麒歸納其肇因為以 下 3 項:114(一)舊時各機關長官更動時,屬員也難倖免調換者,厥為管理檔案之 人員,因此管理方法,秘不公開,管檔職務,演成世襲或繼承,造成把持證據,作 種種不法之事。大多墨守陳法,不求改進,徒在政海浮沉中固其位置而已;(二)機 關長官不重視檔案,僅派雇員司書管理,敷衍塞責,而主其事者,泰半不過略識之 無,普通常識,亦付闕如!整個文書運用之密切關係,與檔案專門技術之研究,茫 無所知,卷冊規定,無劃一格式,歸檔程序,無一定步驟,分類不得當,目錄缺乏 索引能力,專重記憶,不事法則,遇管理者記憶模糊或缺席時,則無法調卷,凌亂 現象,莫可紀極!而盜賣攜走,不易察覺,毀損散失,尤為常有之事;(三)管理檔 案,無陳法可按,甲部分與乙部分不同,各出心裁,往往因管理人員之更調,編卷 方法亦隨之而變更,一件公文,號數編至 7、8 次而一無所用,事由抄襲至十餘次 而無補於查考之效率,無法檢卷,延擱辦案之時日。

殷鐘麒的看法與何魯成如出一轍,其對於北京政府檔案管理制度更慨歎稱「我 國素稱文物之邦,獨對檔案視如敝屣,不言求保管方法,以致如此毀損散失,豈

113 王國維,〈庫書樓記〉,《史料叢刊初編》,第 6 冊(臺北:大通書局,1972 年),頁 2326 - 2327。

114 殷鐘麒,《中國檔案管理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58 年),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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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太息」!115 《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結束報告書》亦稱「中國建國以來,南北政府檔 案,以不甚重視,散佚不少」。116 從前章節可知,中國對於檔案「視如敝屣」的原 因,主要係在於對檔案原件的忽視,以編列史書為核心的史料保存觀念,以為經 專責人員刪繁摘要、製成專檔後,僅要保存專檔即可,至檔案原件則因而未制訂 相關管理方法,以致難以查找、檢閱,終至毀損、散佚。方甦生即稱,「古代史家,

非不知利用檔案,但用過之後,便視同廢物,不再注意到久遠的保存」,117 致使「

史書出、史料亡」之情形在中國層出不窮,甚而成為各機關相互承襲的作為,實非 對內容的不重視。以北京政府外交部為例,該部自成立以來即對相關檔案保存甚 為重視,根據該部 1913 年第 176 號令所稱,「本部檔案庫編纂檔案,所有清理、

保存、提取、收回等事,自應按照職掌切實管理,茲查從前舊檔尚有分存各廳、

司、處未盡編入該庫總目者,既不便於查檢,更恐易於散失,亟應悉數蒐集以免 缺漏,即派陳祜、吉紳、陳炳武、呂崇四員赴各廳、司、處會同在事人員,將所 有舊檔逐一清釐、編登目錄,再由各部員繕具字條提取閱看,以符保重檔案之意」;

118 1918 年第 81 號令稱,「本部檔案凡有關交涉各件漢文、洋文均屬重要,前經 有令派王景歧掌管編檔課事務,應即責成該員督同該課人員,將漢、洋文各件調 集齊全、悉心編輯,以策進行而備稽考」,119 北京政府重視檔案保存可見一斑。

115 同上註。

116 國民政府,〈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結束報告書〉,《國史館沿革史(四)》(臺北:國史館藏,1947 年 3 月 14 日),檔號:0010012040002175A /001-016222-A004。

117 方甦生,〈清代檔案分類問題〉,於《文獻論叢》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臺北:台聯國風出版 社,1967 年 10 月),頁 27-48。

118 外交部,〈外交部令第 176 號〉,《政府公報》,第 397 號(1913 年 6 月 14 日):頁 7-8。

119 外交部,〈外交部令第八十一號〉,《政府公報》,第 871 號(1918 年 6 月 27 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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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稱北京政府重視檔案保存,從前節論述可知,所重視者係以透過檔 案原件進行專檔之編輯,各業務承辦人員或該機關編纂處,將辦畢文件編輯成專 檔後存閱,至編檔後之檔案原件,則封存於檔案庫內,或隨「刪繁」而銷毀、隨業 務承辦人員離職後攜走,此情形則間接構成檔案資料外流、盜賣的特殊現象。根 據時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蔣廷黻,於《大公報》所敘及民國肇建時期檔案管 理所產生的諸多問題,可知檔案散佚情形在民國初年甚為嚴重:120

民國以還,檔案保管,反漫不經心,此時由於政治之未上軌道,保管上遂有怪現象 之發生,有因此前任卸職,而將機要檔案攜去,使繼任人員,對於案件無以辦理;

有因係機關之經費無著,而被職員作為廢紙盜賣者,清華學校自徵求政府刊物後,

搜羅此類之檔案甚多,平均每星期多至七、八十種,且多為外界不常經見之物,已 收集者,有陸軍部檔案數十斤,清度支部在孟公府所存檔案,並有徐樹錚密電等件,

今後並積蓄蒐集其他各縣府檔案,經相當整理後,存於圖書館,以供研究。

顧頡剛在《中國辨偽史要略》〈古人缺乏歷史觀念〉一節中亦提及民國檔案散 佚情形,稱古代人們沒有歷史觀念,「看盤庚以來二百餘年卜用的甲骨,正如我們 看一大堆廢紙似的」,而此思維亦成為民國以來各機關對於所產生檔案之觀點,對 於前清內閣大庫檔案、司法部中明朝刑部檔、北京政府蒙藏院檔案等,亦認為無 任何價值,尤其在各機關已摘要錄副後更係如此,也因此致使相關檔案在此背景 之下面臨佚失的浩劫:121

120 蔣廷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蔣廷黻談話〉,《大公報》(1934 年 6 月 23 日)。

121 顧頡剛,〈中國辨偽史要略〉,於《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作者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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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年前,北京的歷史博物館嫌明清內閣大庫的檔案堆積得太多了,又占房 屋,又費功夫,覺得討厭,所以就把其中不整齊的裝了八千麻袋,賣給紙廠,

作為造還魂紙的原料。司法部中藏有明朝的刑部老檔,總長朱深看它是過時 貨,下令燒了。七年前,國都南遷,蒙藏院的檔案無人保管,全數散出,賣給 攤販包花生糖果。…又誰想現在人們的歷史觀念,只會應用於數千年前的檔 案,而不會應用於數百年中的檔案!

何魯成對於檔案散佚之情形稱,「此可歸咎於中國官吏,素來只講求敷衍,不 明白責任,故對於遺失公文,也只求能對付過去,就可不加深究,為此種現象除 去因各種事變或監守自盜外,管理方法之紊亂也屬易犯遺失之一原因」。122 檔案 散佚新聞層出不窮,1921 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拍賣八千麻袋事件的爆發更係震驚國 人,1926 年直隸省長公署被焚,該署自清代對外通商以來的債務契約交涉檔案全 部付之一炬,無不令各界關注文獻保存的重要性。民國肇建,正值以德國蘭克學 派為代表的實證史學(Histoire Positiviste)在西方歷史學界揚起一陣熱潮,該學 派受到法國學者孔德實証主義的影響,重視事實,將知識嚴格限定在實証的範圍,

對史學的最大影響是對事實的要求,提出史學方法論、客觀敘事、史料搜集和考 證,期望建立完全客觀的歷史敘事之重要性,而此熱潮在五四運動以科學方法當 道的學術氛圍之下,在梁啟超、王國維等人的提倡之下影響了中國史學典範,以

對史學的最大影響是對事實的要求,提出史學方法論、客觀敘事、史料搜集和考 證,期望建立完全客觀的歷史敘事之重要性,而此熱潮在五四運動以科學方法當 道的學術氛圍之下,在梁啟超、王國維等人的提倡之下影響了中國史學典範,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