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真相與詮釋
第一節 歷史真相‧歷史記憶與道德勇氣
電影《愛在波蘭戰火時》將「歷史真相」與「真實情感」渾然天成的熔鑄一 體，傳遞導演拍攝「卡廷事件」以喚醒廣大波蘭民眾記憶的訴求。筆者認為導演 正扮演歷史學家的角色，試圖建構一段屬於波蘭人民不應該遺忘的歷史，整部電 影核心即是揭露沉封已久的卡廷真相。在此運用「歷史真相」一詞並不嚴謹，根 據後現代史學的論點，「歷史真相」或稱「真實」嚴格而言是不存在的。正如凱 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所指：
「沒有任何記述可以尋回過去真實的情形，因為過去不是一種記述，而是事 件、情勢等等。…我們根據其他歷史學家的解釋來判斷歷史學家敘述的『正確 性』，而根本上，並沒有真實的敘述，沒有正確的歷史，可以讓我們以它為標準 查對所有其他的記述是否正確…」1
既然過去的真實是無法獲知，那麼為何要不斷追尋這永遠無法達到的「真 實」？無論是西方傳統柏拉圖學說作祟，或是基督教真理所致，2筆者以為單純 從「歷史意識」就能提供一個有利的說法。「從何而來？該往何處？」普遍存在 於人類內心，尤其當「真相」牽涉於己更是容易引發追查決心，身為卡廷受難家 屬的華依達自然有強烈動機探究事件真相。從個人動機發展成追尋、記述民族/
國家的歷史書寫，或許這個「真實」不能代表完整的過去，卻不能因為沒辦法還 原真實的過去而遺棄追尋「歷史真相」的目標。無疑的後現代史學提供了一個內 省、反思的積極觀點，不盲目服從以謹慎態度面對，讓「歷史真相」能夠朝「真
1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臺北：麥田出版，2009），頁 95。
2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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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過去」不斷前進。
進一步談論身為受難者家屬的華依達，以自身經驗拍攝相關主題的電影，處 理不當容易變成自怨自艾、舔舐傷口的悲劇，使影片淪為偏頗的個人主觀印象。
無庸致疑的，導演帶著個人史觀選擇欲拍攝的題材，正如歷史學家以自己先驗的 決定選擇要讓哪些事實說話，事實是徜徉在大海裡的魚，歷史學家能釣到什麼，
除了機緣，還得看他在哪裡釣、用什麼釣具。3無論是導演或歷史學家都帶著主 觀色彩選擇自己看重的事物，要讓觀眾與讀者信服就得具備客觀，不是強迫而是 引導他們自然而然的相信。在此，導演以旁觀者視角、借用人類的真實情感，成 功抓住了觀眾的視線與心理。
整部電影採順敘手法，欲表達的卡廷事件有點模糊不清，詭譎氣氛緊扣住觀 眾視線。影片中德蘇利用挖掘到的卡廷萬人坑來大做文章，顯示事實需要透過詮 釋才能被賦予意義，引述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卡耳（Edward. H. Carr）對事實的 觀點：「常言說，事實自己會說話；當然，這話是不對的。只有歷史學家要事實 說話時，它們才能說話。…事實，不論是否在文獻裡發現，在歷史學家能夠作任 何使用之前，他還是必須加以處理…歷史學家尊重事實的這一本分，並不會僅局 限於確保事實是否準確；只要跟他著手的主題和提出的詮釋有關的話，他就必須 設法加入所有已知或可知的事實。」4
強調真相不辯自明、事實會說話的時代已經過去，事實本身無法發言，需仰 賴歷史學家使其發生作用。史家透過事實與詮釋不斷交互的過程，讓事實成為歷 史論述的一部分，卡耳（Edward. H. Carr）還指出：「詮釋是歷史的生命源泉…歷 史學家在從事一個不間斷的過程，一方面塑造事實以適應詮釋，另一方面又塑造 詮釋以適應事實。」5
二戰時期德軍進佔蘇聯領土，偶然發現的卡廷萬人坑成了受關注的焦點，透
3愛德華．卡耳（Edward. H. Carr）著，江政寬譯，《何謂歷史》（臺北市：博雅書屋，2009），頁 105、119。
4愛德華．卡耳（Edward. H. Carr）著，江政寬譯，《何謂歷史》，頁 105、123。
5愛德華．卡耳（Edward. H. Carr）著，江政寬譯，《何謂歷史》，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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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影片清楚看見德國與蘇聯正迫不及待以各自的立場論述著，無法發聲的戰俘只 能任憑德、蘇詮釋那段逝去的可怕屠殺。就在事實、詮釋與歷史真相之間，導演 帶領觀眾進入撲朔迷離的電影情節裡。
「齊格蒙特．吉姆克維奇，主任醫生，遺物：衛生部書函一封。羅曼．柴科 夫斯基，地勤技師，遺物：服役證一張。（發現波蘭軍官萬人坑）安東尼．丹達，
軍銜不詳…」1943 年 4 月 13 日克拉科夫，廣播正大肆報導著卡廷名單，報紙上 印著斗大的字樣—「發現波蘭軍官萬人坑」，德國軍方宣稱在蘇聯境內斯摩林斯 克市（Smolensk）附近的卡廷森林發現波蘭萬人坑，經德方組織的國際委員會驗 屍報告，這些波蘭戰俘於 1940 年春被蘇軍殺害。為了強化報導的真實性，德軍 找來波蘭法醫專家，並要求卡廷遺屬聲明背書，諷刺的是強硬逼迫的態度反而造 成作賊心虛的誤解。
影片中的德國形象是赤裸裸的侵略者，毫不掩飾的暴行鮮明呈現：面對一群 年過半百、手無縛雞之力的學者們，軍官表現出征服者的傲慢姿態，殘暴地將其 送往集中營，並以干涉學術、控制思想的立場強迫關閉大學；或者透過安娜與婆 婆的對話，點出集中營內受控制的景像；再不然戲院裡倖存的女演員，雖大難不 死從集中營存活下來卻早已千瘡百孔。為了不模糊焦點，導演對二戰時期的德國 侵略多是簡單帶過，然而光是藉由關閉大學、集中營裡的相關論述，就足以說明 納粹德國的種種暴行，殘虐的侵略形象早已深植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德軍與蘇軍的形象截然不同，德軍是一貫征服者的姿 態，肆無忌憚、目中無人的強勢態度，相較之下蘇軍處事低調、神祕，分不清是 敵是友。不過仍可從一些側寫鏡頭捕捉到紅軍的不懷好意，諸如：安娜多次申請 前往德軍佔領的克拉科夫被拒，透過追求安娜的軍官口中隱約察覺波蘭戰俘的下 場堪憂，以及安娜的姐姐伊麗莎白被蘇軍帶走後一去不回…。
1945 年二次大戰進入尾聲，大批德軍被遣返，蘇聯勢力滲透波蘭，帶來新 的局勢。將軍夫人與女佣斯泰莎的會面場景，點出戰後新波蘭、新時代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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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莎的丈夫艾德在戰時加入波蘭人民軍、戰後升上地方長官，女佣一躍成為夫 人，相較之下昔日的將軍夫人權勢不再，僅能望著遺物傷慟，悲泣地不只是將軍 的逝去，還隱含著舊時代的遠去。導演無需大張旗鼓地揭示戰後波蘭處境，單憑 這樣的會面情節就足以說明一切，蘇聯的掌控正逐步滲入，隨即擴散成如影隨 行、深入內心的恐懼。
為了讓布爾什維克黨順利統治波蘭，「卡廷事件」需要重新澄清與宣傳，經 由「特別政府委員會的授權，展開對德國侵略者屠殺罪行的調查…確定了波蘭戰 俘軍官，在卡廷森林遇害的真實情況。」事實上 1943 年 9 月當蘇軍收復斯摩林 斯克後立即重新調查，指出屠殺為德國侵略者所為，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審判，
蘇聯要求法庭認可蘇聯的調查結果，未獲同意。
卡廷真相引起德國與蘇聯的關注，主因是為了穩固自身的統治，尤其對當時 陷入苦戰的德國彷彿出現一絲生機。1943 年 4 月當德軍在卡廷森林發現萬人坑 時，給了希特勒一個增添蘇聯與盟國之間困擾的機會。隨後，史達林以憤怒姿態 指責倒向納粹德國的波蘭人民，斷絕與波蘭流亡政府的友好關係，扶植波蘭愛國 同盟作為戰後新波蘭政府的預備，同時盟國考量打敗德軍勝於一切，卡廷真相也 就不了了之。當英美對卡廷事件的默視，提早宣告蘇軍得以在戰後繼續控制波 蘭，擁有主導調查與詮釋卡廷真相的權力。6
影片中清楚看見納粹德國與蘇軍不約而同在「卡廷事件」大肆著墨，拍攝政 宣片企圖說明事件真相。雙方各自組織了調查單位，在卡廷現場進行驗屍與勘 查，並尋求第三公證者來增加報告的可信度。大同小異的影片內容，類似的畫面 卻有著迥異的解釋，指證歷歷地宣稱對方慘絕人寰進行屠殺。若沒有任何史料證 據的佐證，單純觀看這兩則政宣內容，實在難以辨別真偽，亦如被企圖掩蓋的歷 史真相需要更多的證據方能揭露出事實。
根據電影中出現的兩段政宣片內容，整理分列如下：
6 Alan Bullock 著，劉炳章譯，《希特勒與史大林（上、下）》，（臺北市：聯經，1998），頁 84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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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表格可清楚看出，影片中「卡廷事件」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
德國與蘇聯相互指責對方的暴行，一是典型蘇聯的慣用殺人手法，一是蓋世太保 最常用的殺人方式。時間點上出現嚴重落差，德國指出是 1940 年春天，蘇聯則 估計不會早於 1941 年秋天，軍官遇害時間成為最大的分歧點，甚至是真相的關 鍵所在，因此 1939—1941 年間德國、蘇聯的軍事行動，乃至於斯摩林斯克附近 的卡廷森林由誰占領、控制，提供了獲知卡廷真相的線索。
1939 年 8 月 23 日希特勒與史達林獲得某一程度的共識，締結了《德蘇互不 侵犯條約》，宣示戰爭的到來。同年 9 月 1 日德國進逼波蘭，19 日德軍成功進入 但澤，26 日華沙屈服，波蘭政府流亡倫敦；9 月 17 日紅軍越過波蘭邊界，不到 一周即佔領波蘭東半部。此時，德蘇處於合作關係，德國可避免兩面受敵、全力 對付西方，而蘇方能建立一條從波蘭延伸到黑海的防禦陣線。彼此雖是敵對的意 識形態，卻在各自的利益考量下形成盟友，當然沒人認為這會是個永久的保證條
1939 年 8 月 23 日希特勒與史達林獲得某一程度的共識，締結了《德蘇互不 侵犯條約》，宣示戰爭的到來。同年 9 月 1 日德國進逼波蘭，19 日德軍成功進入 但澤，26 日華沙屈服，波蘭政府流亡倫敦；9 月 17 日紅軍越過波蘭邊界，不到 一周即佔領波蘭東半部。此時，德蘇處於合作關係，德國可避免兩面受敵、全力 對付西方，而蘇方能建立一條從波蘭延伸到黑海的防禦陣線。彼此雖是敵對的意 識形態，卻在各自的利益考量下形成盟友，當然沒人認為這會是個永久的保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