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卡廷事件與電影的再現
第三節 電影的再現：歷史真相與真實情感
「1939 年 9 月 17 日，布爾什維克攻入國境。
面對蘇軍團團包圍，我們投降了。
他們俘虜了我們，儘管我們根本沒開戰，
他們甄選出軍官，放士兵們回家，把我們軍官留了下來
我會堅持寫日記，讓你知道真相，如果我死了，永遠不再回來 也許這本日記會到你的手上」…
「…我決定把看到的都記述下來，每天都寫…」
將波蘭軍官安德烈的所見所聞作為歷史證據，呈現二次大戰時戰俘營的情 景。透過日記書寫，拉出一條電影主軸，然而日記突兀地停留在 1940 年，沒有 任何交待，直至結尾才緩緩道出這段空白，正如被意圖掩蓋的真相。
1939 年 8 月 23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和德國在莫斯科正式簽訂《德 蘇互不侵犯條約》。同年 9 月 1 日德國出兵波蘭，9 月 17 日蘇聯以「保護西烏克 蘭和西白俄羅斯人民生命」之名出兵波蘭，慘遭瓜分的波蘭，被迫捲入戰爭。
影片中透過幾個畫面，令觀眾很快理解波蘭當時處境。先是一開場淒涼、沉 重的配樂，帶出橋兩端神情慌張的逃難人民，說明德軍進攻波蘭西境、蘇軍由東 境入侵的情況；接著來到修道院前的臨時救護站，雖未見戰爭場景，但滿地傷患、
救護的景象足以說明一切，隨著安娜的腳步，配樂愈來愈緊湊，彷彿事情即將發 生，掀開疑似安德烈外套的那一瞬間，眾人情緒達到緊繃，才赫然發現原來是從 十字架上被強扯下的耶穌像，光是這畫面就點出蘇軍到來的不懷好意；37再來透 過廣播波蘭總統宣布目前正抵擋住德軍的攻勢，但東邊鄰國卻背信忘義入侵…，
37波蘭 95%的人口信仰天主教與蘇聯所信奉的東正教並不相同，歷史上俄國曾企圖壓制天主教，
但反而更堅定波蘭人的信仰。請參見洪茂雄，《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臺北：三民，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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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傳出俄語「…華沙政府已不復存在…」顯示受到蘇軍掌控的困境。藉由這些 鏡頭側寫，描繪出 1939 年波蘭慘遭瓜分的局面，影像的感染力遠勝於文字書寫。
波蘭軍方認為蘇聯並非交戰國，採取不抵抗政策，大批的軍官成為戰俘。軍 官安德烈服從軍方命令投降，成為戰俘被遣送到蘇聯。妻子安娜雖曾要求他逃 離，但身為軍人的職責使安德烈堅持立場，並深信德、蘇合作終將破局，到時就 需要波蘭的軍力協助。鏡頭來到火車站，蘇軍正計畫將戰俘送往斯摩林斯克
（Smolensk）、別爾哥羅德（Bielgorodu）、哈爾科夫（Charkowa）等地，波蘭軍 官們神色漠然看著蘇軍撕毀國旗，隨後懸掛紅旗宣示主權。一列列火車進站、緩 緩離去，配樂再度響起，遠行火車、妮卡呼喊，留給觀者一抹愁悵。
安德烈就像二戰時期波蘭軍官的典範，愛國、忠貞、服從，深信只要保存實 力，終能使波蘭重返自由。以「安德烈」為名，顯而易見有情感投射；而戰俘營 的歷史再現，雖是導演安排的場景，卻具說服力、令人信服。就如分布在光譜軸 上的「虛」與「實」，史家專業的歷史論著與另類的歷史文本，存在不同評論標 準，影視文本的虛構成分並不妨害其價值，關鍵在於能否呈現「中之實」。38
1939 年 11 月的科澤爾斯克監獄上演軍官對不抵抗態度的爭辯，困坐在監獄 內，軍官們精神早已緊繃到極點，藉由飛機工程師的口中，表達出想上戰場奮戰 的決心，不滿逃跑的政府、統帥部，痛恨對現狀無能為力。1939 年聖誔節前夕，
將軍對著戰俘營中的眾人演講，激勵大家為自由波蘭堅持下去：
「參戰不一定會打勝仗，勝敗仍兵家常事，被俘也一樣。
但我們仍有機會回鄉再戰，除了你自己，無人能繳你心中的械，
所以是戰士還是懦夫仍由你們自己決定。
送幾句話給那些並非職業軍人，卻命運相同的兄弟們，
他們人數居多，如我所見有科學家、教師…
你們必須堅持下去，因為沒有你們，就不會有自由波蘭…
38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臺大歷史學報》，23 期，1999，頁 44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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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普通軍人的理想就是在歐洲地圖上重現波蘭。
讓波蘭在歐洲真正崛起，要靠你們。」
這段影片呈現相當深刻，平緩有力的演講內容，透過運鏡手法，彷彿把所有 人凝聚在一起。以將軍為中心，鏡頭先是平行、逐漸拉遠、往上，就向同心圓般 圍繞著將軍，感受到一股向心力。接著鏡頭再度往下、由中心向外緩慢移動，戰 俘營中每個人緊靠著彼此，聖歌充滿整個空間，傳達出愛國與團結的氛圍。集中 營裡是否確有這些對話，已經不是重點，而是傳遞出的那份情感，讓人足以相信 這是真實歷史的再現。
分析一部歷史影片即是看細部的虛構、想像，包括人物背景、衣飾、外貌和 聲音，如何消溶在創新的佈局中。歷史影片不是通往過去之窗，而是在「建造」
往事，無論導演多麼實際，影片最多能指出過去的事件。電影可以做到酷似某些 歷史時刻，但絕無法複製重現。39
如果說安德烈象徵波蘭軍官的典範，那麼安娜無疑扮演著戰時波蘭婦女曾經 經歷過的夢魘。導演拉出另一條與日記書寫平行的電影脈絡，藉由安娜的經歷貫 穿整部影片，刻畫出波蘭慘遭瓜分的困境、二次大戰期間及戰後所面臨的社會情 況。環繞安娜的其他人物，將軍夫人、安娜姪子塔奇歐及飛行上尉的妹妹安妮卡 等人的遭遇，加強且加深省思及批判的力道。
1940 年 4 月 3 日戰俘營中公布一批又一批的遣送名單，根據傳聞被遣送者 將至中立國，因此凡是被點名者態度是輕鬆、愉快的，強烈對比被留下者沉重、
不安神情。然而，被遣送軍官們此時展露的笑容，對應結尾殘酷大屠殺，卻是無 限諷刺、強烈衝擊著螢幕前的每一個觀眾。擅長敘事鋪陳、營造戲劇張力的導演，
並不立刻呈現屠殺過程，先由 1940 年的日記點出戰俘被遣送的事實，緊接鏡頭 一轉，來到 1943 年 4 月 13 日克拉科夫，納粹德國正透過報紙、廣播報導「波蘭 軍官萬人坑」的新聞，眾人圍聚廣場聆聽名單，所有人無不神色凝重、態度緊張
39 Robert A. Rosenstone, ”JFK: Historical Fact/ Historical Fil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7:2 Apr.1992],pp.506-511.張四德譯，〈歷史事實與歷史電影：論『誰殺了甘迺廸』〉，《當代》，第 74 期，頁 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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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候宣判。
電影精準地掌握當時波蘭人民的反應，尤其安娜的表現更具經典。先是神色 緊張的購買報紙，閱讀後鬆了口氣、展露安心笑容。然而喜悅沒有持續太久，安 娜和婆婆在公園內出現爭辯，不斷用各種理由說服婆婆與自己，拒絕相信種種顯 示安德烈應該死亡的證據，只要不在名單之列，就代表安德烈還活著。即便同袍 傑里與將軍都出現在名單上，想要獨活是多麼渺茫，卻仍舊堅持著希望。
這段鋪陳讓人無從質疑真偽，因為情感流露是真切的、合理的，這種真實不 是單純的「歷史事實」，而是超越時空、放諸四海皆準的「真實情感」。歷史影片 本來就存有虛構，透過虛構情節讓電影具有戲劇張力，而合理刻畫出受難家屬的 反應，無疑觸動觀眾內心，將真實情感融注於歷史電影中，讓這齣影片更具說服 力，使真實、電影、歷史三者巧妙結合。一部有許多虛構情節的歷史電影，有時 憑著其核心問題的「真實性」，反而讓人相信影片的真實性。40 更何況「卡廷事 情」確有其事，感同身受拉近銀幕與觀者的距離，達到渲染的效果。
除了安娜堅守著丈夫能安然無恙回來的信念，影片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也躍然 紙上，身為卡廷事件的受難者家屬，用不同的方式承受事實。以女性為書寫對象 容易喚醒同情，41手無寸鐵卻又如此堅毅的形象，令人動容。
安德烈的母親（Maria），一個老老垂矣的婦人，面對丈夫與兒子先後離去，
無法言喻的哀楚。當郵差帶來丈夫心臟病逝消息，一言不發默默承受著；傑里來 訪才驚覺卡廷名單有誤，最初看到傑里的喜悅被不安情緒所取代，獲知安德烈死 訊後，布滿縐紋的臉龐承載著難以言喻的痛楚。安娜拒絕承認種種跡象顯示安德 烈的死，用各種方式說服自己，而活了大半輩子的 Maria 則在撕裂痛楚中沉默接 受。
而將軍夫人與安妮卡（Agnieszka），則是堅持真相、勇敢面對強權，堅忍形
40 周樑楷，〈銀幕中的歷史因果關係—以「誰殺了甘迺迪」和「返鄉第二春」為討論對象〉一文 論述「返鄉第二春」具有說服力，
41 可參見周樑楷，〈由小「見」大：影視媒體與宏觀歷史的教學〉，頁 72-88。內文提及如何令 觀眾感同身受的影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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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令人欽佩。前者透過精彩對話指出應揭露歷史真相，而非為劊子手圓謊成為幫 兇，尖銳的內容直搗人心、發人省思；後者為亡弟立碑奔走，只求能述明事實、
日期，最終下場是石碑毀損、Agnieszka 被抓。藉由角色刻畫與對白，可看出導 演華依達對祖國深厚的愛，透過對話表達頑強抵抗國家強權威迫的決心，奮力地 揭發歷史真相，正如他致力拍攝與波蘭歷史相關電影的信念。
除了以歷史真相為基礎，此部電影也反映華依達的個人經歷及情感。華依達 經歷父親死於卡廷事件卻不得公開書寫於碑文，當局封鎖一切消息；而企圖從報 章尋找真相，卻在能獲知父親被殺害消息時拒絕承認…。42電影中的角色，投射 了華依達的情感，可視為個人記憶的縮影；同時也藉由影片的角色表達導演在現 實生活中想做卻無法落實的事，就如劇中安娜的外甥塔奇歐，在準備報考藝術學 院的履歷表上述明父親死於 1940 年的卡廷森林，面對質疑時回應「人的履歷只
除了以歷史真相為基礎，此部電影也反映華依達的個人經歷及情感。華依達 經歷父親死於卡廷事件卻不得公開書寫於碑文，當局封鎖一切消息；而企圖從報 章尋找真相，卻在能獲知父親被殺害消息時拒絕承認…。42電影中的角色，投射 了華依達的情感，可視為個人記憶的縮影；同時也藉由影片的角色表達導演在現 實生活中想做卻無法落實的事，就如劇中安娜的外甥塔奇歐，在準備報考藝術學 院的履歷表上述明父親死於 1940 年的卡廷森林，面對質疑時回應「人的履歷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