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入侵電腦罪保護法益
第一節 法益理論
第一項 法益的概念
在現代社會生活的型態中，不管是個人生命、身體健康、行動自由、私人財 產、社會安寧、國家存續等，都有可能表彰值得以法律保護的生活利益，其中值 得以刑法加以保護的利益，稱作刑法的保護法益，保護這些值得以刑罰維繫的利 益狀態，正是刑法的重要功能之一206。
法益的基本概念應當是由利益所組成，而利益就是一種使人感到愉悅的生活 狀態207，不過生活中可以使人感到愉悅的狀態不勝枚舉，不論是外在的物質世界 或是對於個人情緒的滿足，嚴格來說這些都可以使人愉悅，也都會是一種利益，
因此這樣的命題尚不足夠去說明法益的內涵。
因此法益保護的概念應該再嚴謹化出一個「合理利益」的概念，至於如何認 定是否合理，需要經過高度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將受到社會上人際關係的建 立後互動所產生的情緒所左右，因此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在不同的利益彼此之間 產生衝突拉鋸時，就進入利益折衝的考量，大致上來說是公法上比例原則的適用，
尤其是針對衡平性的考量。在這樣的概念之下，刑法的保護法益並不是一成不變 的概念，而是在眾多可以使人感到愉悅的狀態中，從「社會人高度同質性的生活
206 林山田（2008），《刑法通論（上冊）》，臺北市：臺大法學院圖書部經銷，增訂十版，頁 52。
207 黃榮堅（2012），《基礎刑法學（上）》，臺北市：元照，第四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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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出發，最明顯的是生命、身體、自由與財產等個人法益，即使需要立法來 保護法益，但背後的實質正當性仍建構於「人類社會最質樸的共同認知」。社會所 有人的主觀認知本來就會隨著時代而產生變動208。
法益的概念如何界定？首先必須將法益概念與國家保護法與國家意識分離，
蓋刑法有其任務，至於單為政治經濟等政策決定背書有違刑法的本質，如果將法 益保護的概念與國家政治決定混為一談，將使刑法成為統治者的工具209。其次，
法益必須要與人類有所關聯，刑法所規範的是「人類的行為」，只有與人有關者才 可能成為刑法的目的，至於其他單純虛構的抽象概念，不管是「社會」或是「國 家」，若是與人無關者自無值得刑法保護的法益210。最後，論者認為，文化權益的 保護不能成為法益的概念，蓋所謂文化權益是一種浮動而不穩定的概念，在評價 其重要性即過於主觀，若以此作為法益的界定標準，將使法益成為一個缺乏穩定 性的標準211。
第二項 法益的分類
學說對於保護法益的分類，有採取三分說：分別是「國家法益」、「社會法益」
與「個人法益」，國家法益係指國家主體之政治權力關係與運作、社會法益乃與社 會一般民眾群體利害相關之事、個人法益則是專屬於個人之利益，且個人法益可
208 黃榮堅（2012），前揭註 207，頁 21-23。
209 陳志龍（1990），《法益與刑事立法》，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圖書部，初版，頁 38-39。
210 陳志龍（1990），前揭註 209，頁 55-58。
211 陳志龍（1990），前揭註 209，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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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細分成人身法益與財產法益212；另亦有區分成「個人法益」與「超個人法益」
兩種類型，傳統的超個人法益概念係由多數個人法益所集合，兩者之間具有推導 功能213。建立法益保護體系的目的，論者認為有下列幾種理由：依照法益類型的 分類來定義實害犯與危險犯、法益的方法論有助於指導刑法目的論之解釋、依照 法益之欠缺或衝突來判斷違法性之有無、按保護法益類型計算行為罪數214。
傳統的個人法益理論認為，個人法益是一種前實證而且既定的概念，亦即個 人法益並不是被立法者憑空創造出來的，在刑法出現之前，這些法益就已經存在，
法益學說的任務並非去創造法益，而是利用法益保護學說來界定如何去保護法益。
前實定的法益概念避免刑法自我目的化的問題。至於定義法益的方式，必須客觀 具有社會重要性、與人類共同生活具備客觀上關聯，主觀上取決社會人的內在意 識下對於物的感受強烈度，以此界定基礎範圍，由此將可得出「生命、身體、自 由、名譽及財產」五種核心法益215。
對於非屬個人法益的法益類型，不管是採用「社會法益」與「國家法益」的 區分，或是使用「超個人法益」的概念統稱，事實上只是一種技術上的分類，事 實上在探討保護法益的正當性時，這樣的分類通常也無助於分析保護法益的實質 內涵，因此，本文認為，即使以超個人法益一詞來統稱社會法益與國家法益，對 於保護法益的討論仍不會造成困難216。所謂「超個人法益」並非不能存在的概念，
212 蔡墩銘（2013），《刑法總論》，臺北市：三民，增訂十版，頁 98-99；林山田（2006），前揭註 149，頁 42-43。
213 陳志龍（1990），前揭註 209，頁 136。
214 蔡墩銘（2013），前揭註 212，頁 99-100。
215 陳志龍（1990），前揭註 209，頁 103-105。
216 黃榮堅（2012），前揭註 207，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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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上述的「個人法益」之間不是具備「質」的差異，而僅有「量」的差異，
易言之，個人法益的法益持有者是單一的個人，但超個人法益的法益持有者則是 多數人的集合，類似於共有的概念。超個人法益只有在為了確保個人法益的發展 與實現的情況下，才得以證立正當性217。兩者的關係方面，超個人法益概念必須 和個人法益有直接的機能性關聯，兩者之間須具備「推論的關係」，以個人法益為 刑法任務的核心，只有在超個人法益係為了個人的人格發展之目的下，並且該超 個人法益是保護個人法益的可能性上之條件時，才能作為「超個人法益」218。
由於個人法益是侵害個人的利益，但超個人法益侵害的是誰的利益在概念上 較為模糊，通常是指不特定範圍內社會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判斷超個人法益存 在必要性的重要關鍵是，經過比例原則的檢驗後，該法益的存在是否能夠真實反 映出人民痛苦與快樂的情緒。畢竟民主國家以人民為主體，殊難想像法律所保護 的利益能夠完全外於人民的利益狀態。質言之，超個人法益永遠是個人利益的集 合，但這些個人利益並不等同於刑法的個人法益219，否則僅以個人法益保護即可，
不需要再採取超個人法益加以保護。
第三項 小結
在這樣的看法中，並不需要嚴格限定法益的來源有哪些，蓋所有生活中存在 的利益都有可能成為刑法所要保護的利益。至於什麼樣的利益才有可能成為刑法 的保護法益？經過比例原則的概念操作結果，應當是對人類生活比較嚴重的利益
217 陳志龍（1990），前揭註 209，頁 61-63。
218 陳志龍（1990），前揭註 209，頁 156-157。
219 黃榮堅（2012），前揭註 207，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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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才可能以刑罰作為規範手段，反面來說，就是人在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 本利益。這種基本利益是不可能被絕對化的，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底下，就會有著 不同的態樣。至於基本利益的保護概念上就是利益總量的維護，當某個行為使得 利益總量嚴重失衡後，刑法的目的就是在維護這種最低限度利益總量之衡平220。
保護法益的認定在刑法上具有多種功能，包括認定不法行為是否需要以刑罰 加以處罰、處罰的輕重程度如何，或者是在解釋學上認定刑法條文的適用方向，
如何適當限縮避免濫用，以及行為罪數上的認定等，皆應將保護法益的確認置於 構成要件解釋之前。
不論超個人法益是否可以區分成社會法益或是國家法益，也只是為了概念使 用上的便利性而加以討論，最核心的概念仍然是，超個人法益是基於特殊理由而 產生的不特定多數個人利益之集合體，此時才會具有保護之必要性，否則易淪為 立法者強加的意識形態或掌權者壓迫的工具，因而失去法益理論保護人權之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