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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別時期討論

3.1 潛伏期 200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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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個別時期討論

3.1 潛伏期 2001-2005

從先前的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之光」一詞早在2001年即已出現。可 是,那時的「台灣之光」只是在詞彙上相等同的「台灣之光」,也就是說其中有 台灣,也是之光,可是與後來整體「台灣之光」現象所衍生的種種變化與影響倘 若不是具有截然不同的意涵,至少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在此一時期,種種「台灣之光」的說法其實更為接近像是同感光榮、光宗耀 祖、光耀門楣、與有榮焉等等的說法。也就是說,他們(那些「台灣之光」)為 我們(這個島嶼上的人民)爭光,就像爸媽為孩子們的成就感到驕傲那樣。這純 粹是一種修辭上的轉換、增色,而相較於後續的發展,此時還不具備整體現象逐 步形塑而成的形式獨立、內容繁雜的自主邏輯。

當然,即便是修辭,最先前的兩個字依然是台灣,而不是中國(已經屬於過 去)或是中華(現在仍然保留)。於是若光就資料來看,無論當時與後來「台灣 之光」的意涵是否相同,在報紙上第一次明確出現「台灣之光」仍要等到第一次 政黨輪替之後。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便當時陳水扁提出的是四不一沒有,也 就是暫時來說,中華民國仍舊是我們國家的正式名稱,但是就文化上或是情感 上,台灣更是當時執政者想要使民眾正視面對並仔細了解的對象。畢竟,在中國 文化五千年的正統傳承或是所謂的自由中國意識在台灣紮根五十年之後,那自 1970年代開始的文化論戰(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台灣美術主體意識論戰 等)與晚近十餘年來台灣歷史系所與台灣文學系所等學術單位的成立,在在都具 體表現出對於台灣的格外重視。而同樣從1970年代以來,各種黨外勢力的合縱連 橫不斷試圖衝撞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即便政治迫害事件層出不窮,但仍舊堅定努 力不懈,伺機突圍。2000年民進黨的勝利雖是基於國民黨內部分裂所致,可是這 場勝利終究是既成事實,進而讓民進黨的選民與持續在抗爭中成長的公民對此次 勝選與台灣未來懷抱高度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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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便是在前述的歷史社會背景中逐漸浮出水面,進入大眾傳播的語言之 中,開始顯露它在過去不為人知的面貌。它不再只是社會中的一股潛流或是少數 知識份子才能意識得到的對象。發展至此,台灣的想像方才可能以台灣來想像,

而非中國。凡此種種,雖然沿著政治發展來看是很明確的,可是,若就「台灣之 光」的發展來說,那麼直到朱木炎、陳詩欣在奧運奪下金牌以前,「台灣之光」

的政治邏輯從未真正明確運作起來。或者說,那種以台灣作為實質國家主權或是 明確情感投射對象的可能性,其實並還未存在於大眾意識之中。

畢竟,一時之間,即便當時的執政黨想要把過去大中國的歷史意識予以「撥 亂反正」,若不是落得一個「矯枉過正」的罪名,要不就是以政治意識型態相互 對抗的推動在根本上滯礙難行。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逐漸成形的泛藍、泛綠兩大 陣營相互牽制、叫陣的結果是政治居然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成為更加骯髒的東 西。意識型態成為禁忌詞彙,彷彿只要談到意識型態都是不可理喻的敵人,進而 全然忽略意識型態如何形成的來由。既然意識型態無法成為溝通的中介,自然也 無法反思如何解消過去的意識型態。於是,政治潔白的真空想像反而詭異地成為 討論、思考的起手式-我沒有(藍綠/統獨)意識型態,我只有自由、民主、法 治、人權等等普世價值依據如此云云。然而,這些號稱的價值都可能只是意識型 態的不在場證明,是徒具形式的妝點,如同錄音帶般重複播放著的字句、說詞,

但卻已全然脫去理應具備的實質內容。

因此,即使經過解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刑法一百條、憲法增修、總 統直選、政黨輪替,沉默螺旋似乎仍然盤繞在這塊島嶼之上。只有到了大選時期,

我們才彷彿感覺到大眾的政治細胞似乎被刺激、活化、甦醒,但那只是絕大多數 因著政治潔癖而逐漸變得蒼白而貧血的選民,突然覺得有必要在選舉日將自己的 民主國家責任遞交到政治人物手上。而這樣的「卸責」只作為一種維繫選民自身 中立、正當/義的「健康」維持想像,可是交付過後,沉默依舊。所謂公民的責 任與義務仍舊是遙不可及的理想,遑論許多學者念茲在茲的公民社會之建立。因 為作為一個公民對於一般大眾來說要付出的成本與代價實在太高,他們大多時候 寧願坐在螢幕前面,關心那些他們認為更值得關心的事情,觀看那些他們認為更 值得觀看的事物。而這正是「台灣之光」現象的孕育來源。「台灣之光」現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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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以為的政治之外,但其實又交織纏繞在政治之內,因此本文視之為跨政治 現象。

總括來說,首先,從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後,台灣在憲政體制上始終 是一個不正常國家,其次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政治局勢朝向兩極化發展,而 結果則是大眾僅僅以選民的樣態來表達他們對於政治的冷漠無感,甚至是厭惡俾 倪。於是,雖然「台灣之光」詞彙之中的台灣在這個時期逐漸走到台前,可是在

「台灣之光」邏輯之內的台灣卻尚未明確體現,它還只能隱約地閃爍在這些少數 對象身上。這同時是「台灣之光」現象的契機,也是癥結所在。隨後,「台灣之 光」現象的邏輯便開始轉動。它位處在跨政治的位置,同時包含想要挪用台灣意 象進行意識型態的正面動員,以及試圖拆解此種意識型態故以負面來表述它為民 族主義論述的「遺毒」。「台灣之光」現象既是包含這兩端,同時又超越這兩端。

透過疏理「台灣之光」現象潛伏期時相互應合的台灣政局發展,我們更能掌 握「台灣之光」現象潛伏期的核心變化。即便李安在2003年就已被稱為「台灣之 光」,可是從當時政局來看,我們大概只能從純粹或隱晦的修辭運用來理解之。

純粹是意指這只是文字使用上的語氣表達;隱晦則意味暗中試圖把台灣帶到檯面 上。無論如何,雖然當時的台灣好像已經能夠浮現在大眾眼前,但那也還只是好 像而已。接下來,隨著2004年的總統大選在選前一天的槍擊事件爭議與相差只有 三萬多票的選舉結果中落幕,陳水扁再度連任。不久之後,朱木炎、陳詩欣兩位 跆拳道好手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的正式項目雙雙取得金牌。而能夠在以主權國家 為名的奧運競賽奪牌的勝利滋味可說是正式開啟了「台灣之光」的政治主體想像 邏輯,即便那依然只是以奧會模式下的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26之名。

當然,伴隨大選的爭端,這樣的喜悅同時混合了政治對立中各執一詞的思 考。然而,奧運奪金的客觀事實不容抹煞。可是,重點在於「台灣之光」的跨政 治邏輯已然被啟動。初步來看,這是一個國家展現、表露、宣告自我的最佳時刻。

Calhoun如是說:「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現代論述緊密關連於個人的概

                                                                                                               

26   如果目前全世界大多數國家與此刻的兩岸都同意只有一個中國,而明顯地,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一詞中前面是形容詞,後頭是名詞。假設我們採取的是直譯時,我們能不說中華台北是 一個只有在中文語境中才能自我感覺良好的意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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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每個國族(nation)都有與眾不同的經驗與特性能提供世界或為己發聲。」

(Calhoun,1997,125;45)。一方面,國/民族(nation)是個別而獨特的存 在;另一方面,奧運競賽又是這種範疇的認可基礎。其中,運動員正是在背負起 一整個單一而獨特的國家/族想像,因此金牌的榮耀當然就不僅歸屬於運動員個 人,更是同步相繫於國家,甚至關乎國家命運。這正是Anderson(2010)觀點的 一種現代應用版本,意即從語言、小說的閱讀經驗中想像英雄事蹟轉向為在電 視、網路上現場直擊運動員競賽。兩者的意義都是要瞥見國家救贖之可能,即使 已從政治神學弱化為政治美學的姿態。Anderson(2010,49)如是說,「這個時 代所亟需的,是經由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

很少東西會比民族這個概念更適於達成這個使命」。就Anderson來看,在這個 Weber眼中成為諸神鬥爭、遺忘救贖、命運鎖鏈綑綁的資本主義現代社會裡,民 族主義恰恰成為現代人世俗性救贖的可能所在,因為它替代了宗教成為現代意義 下的共同體想望。換句話說,「這儼然成為某種當代人的世界圖像,試圖解答人 從何處被拯救、又希望被解救到哪裡去,以及,如何才能被拯救」(Weber,1989,

71)。這可以說是「台灣之光」現象中民族主義式的積極(positive)詮釋;相對 而言,消極(negative)詮釋此時還未明確展開。理由是一方面現象還未徹底開 展,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式自我詮釋的時刻還未到來。不過,單就現象系譜的追溯 來說,我們已可先行指出日後的預表。  

基於上述,兩位跆拳道好手的金牌榮耀在客觀上是國家、社會的驕傲,可是 由於台灣依舊處在憲政不確定性的國家位置,同時也是島嶼命運之多舛難料的迷 霧之中,因此傑出的成就反倒成為可被政治美學化的資源。這同時也是「台灣之 光」現象結束潛伏期的邊界,因為關於民族主義(積極/消極)的觀點與衍生的 統獨爭議論述也即將一躍而上,準備在現象之中「大顯身手」。「台灣之光」現

基於上述,兩位跆拳道好手的金牌榮耀在客觀上是國家、社會的驕傲,可是 由於台灣依舊處在憲政不確定性的國家位置,同時也是島嶼命運之多舛難料的迷 霧之中,因此傑出的成就反倒成為可被政治美學化的資源。這同時也是「台灣之 光」現象結束潛伏期的邊界,因為關於民族主義(積極/消極)的觀點與衍生的 統獨爭議論述也即將一躍而上,準備在現象之中「大顯身手」。「台灣之光」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