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中國學發展

年代以來澳洲學界更開始反思中國華人與澳洲歷史的密切關係。費約翰身在這樣 的潮流中，著手寫作 Big White Lie：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並於 2008 年獲得 Ernest Scott Prize，代表著澳洲學界對華人在澳洲歷史上的貢獻與發 展已採取了正面的態度。在澳洲華人研究的趨勢下，則更能深入把握澳洲學界對 於中國的想像，以及費約翰在澳洲中國學界的貢獻。

第三節  澳洲中國學發展 

從 1918 年雪黎大學設立東方研究系起，到 1949 年中國人民共國的建立是澳 洲傳統漢學興起的階段。1949 年新中國的成立吸引了澳洲對中國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等全方位的研究，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史和中國文化 史。1953 年費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赴任太平洋研究院遠東歷史系主 任，當時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歷史、語言、文學，直到 1968 年王賡武接任，才確 立以歷史學為中心來發展中國研究。1970 年後，澳洲國立大學設立當代中國研 究中心，興起澳洲歷史、自身形象、文化以及自信問題的辯論，不再否認澳洲過 去的原住民以及華人。1972 年中澳關係正常化，澳洲廢除白澳政策，並鼓勵華 裔澳洲人加入澳洲國籍。造成 70 年代到 80 年代，澳大利亞大學紛紛設立中國研 究中心的現象（胡再德，2005）。

從澳洲中國學的發展可以發現，在二次大戰以前，澳洲與西方分享相同的觀 點，對中國有所輕蔑卻又感到威脅性，從而在外交關係的思考上是忽略中國人想 法的。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這種態度，與前所提及的歷史背景與集體心理層面有 關。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於地緣、政治、安全、經濟的關係，作為一個區域大國 的澳大利亞意識到需要更加瞭解中國。1958 年以來，澳洲外交部部長 R. G Casey，在其書 Friends and Neighbours 開始對亞洲有較正面的回應，認為澳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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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太平洋國家，不能忽略與亞洲的關係（Dalrymple, 2003: 25）。不僅如此，澳洲 政府公職身兼作家的 John Burton 也開始做出某些反省，包括思考澳洲的「脆弱 性」是否過於誇大了，對於共產主義的擴張是否過於恐懼，對於西方的價值是否 過於高估了（Rawdon Dalrymple, 2003: 26）。因此，澳洲以往對於中國的冷漠態 度出現了轉變，對於中國的一舉一動日益敏感起來，這些都可以表現在近年來的 中國研究。

從 70 年代以來，在澳洲廢除白澳政策以及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的發展下，可以發現在澳洲的主流中國學研究，⁶展開另一項新趨勢，澳洲學者 如 Myra Willard、A.C Palfreeman、Sandy Yarwood、Arthur Huch 對於白澳政策下 的中國移民、發展、行政開始有初期的研究。再者如 Ann Curthoys、Andrew Markus、Charles Price，從他們三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較完整的華裔移民與社 群的文獻。除此之外，70 年代開始 Wang Sing-Wu、Choi Ching-Yan、Yong Ching Fatt 中文寫作研究者也開始進入華裔澳洲人的研究（Chen, 2001: 2），展開澳洲華 僑史的研究熱潮。

80 年後，後現代與多元文化主義漸興，這時關於華裔澳洲人的重要書籍主 要包括：Kathryn Cronin 的 Colonial Casualties、Cathy May 的 Topsawyers、Eric Andrew 的 Australia and China。1984 年澳洲中國學研究出現重要轉折，Jennifer Cushman 在一篇名為”A colonial Casualty: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n historiography”的文章，重新對於澳洲歷史學作出反思，在澳洲華人研究領域產 生重要的影響。Cushman 認為澳洲歷史太過於強調種族主義與白澳政策，把華人 視為被動的受害者，而忽略了華人的能動性，因此應該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華人社 群以及華人的生活、社會組織（Chen, 2001: 3）。

6  澳洲早期的中國學研究跟隨著歐洲的腳步，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以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作為 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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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後，澳大利亞在研究建制方面更有重大的突破，如華裔澳洲歷史博 物館（Museum on Chinese Australia History）的建立，保存了華人在澳洲的歷史，

又如每年一次在墨爾本舉辦的「國際公開會議」（international public conference）。 另外，澳洲歷史協會（Aistral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麥哥利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更紛紛開始舉辦 關於華裔澳洲人的會議。葛林芬思大學（Griffith）也創辦澳洲歷史的亞洲工作仿

（Workshop on Asians in Australia History）。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itonal University）也著手研究與調查華人在澳洲散居的情況。除了研究建制方面的發 展外，90 年代以來還有一些重要的趨勢，例如澳洲政府的補助計畫，其中包括 找出華裔澳洲人後代的認同、紀錄與目標。例如 1993 年由華裔澳洲人歷史博物 館發起的「中國歷史據點主題研究」（National Thematic Survey of Chinese Historic Sites）。1996 年由澳大利亞國協政府（Australian Commonwealth Government）所 發起的「澳洲聯邦的華裔後代」（Chinese Heritage at Australia Federation）計畫。

72000 年由澳洲研究協會（Australia Research Council）所發起的研究計畫則包括：

「十九世紀維多利亞的金礦區」及「華裔澳洲人的跨國史」（Chen, 2001: 4）。

循著這些華人研究充分顯示出，澳洲中國研究從中國當代政治議題做為主 軸，逐漸跨越國家邊界的限制，關懷到海外華人以及移民議題之上，並且逐漸承 認澳洲華人對於澳洲歷史的貢獻。這也說明 Henry Chen 提倡新的澳洲歷史學，

不僅需要澳洲人種學、澳洲中國學、紐西蘭歷史學的研究，同時也應該包括其他 地區的華人殖民經驗，例如太平洋沿岸地區、加州舊金山與新金山的比較，以及 中國本土文化對於移民的影響，特別是針對廣東省與福建省等移民人數眾多的地 區。身為華人學者 Chen 代表的，不只是一種以地理上的中國作為中國研究主軸        

7  費約翰學者也曾經參與其中。參考網址：http://www.latrobe.edu.au/socsci/staff/ fitzgerald/

fitzgerald-gra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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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籲，他更進一步主張，華裔澳洲人研究不僅屬於澳洲研究的次領域，更是中 國研究與中國歷史的次領域。在 Chen 的澳洲新歷史學下，中國歷史研究同時是 澳洲與中國共享的歷史，形同澳洲與中國相互參與的共同歷史過程。而澳洲人、

歐洲人以及澳大利亞原住民不僅發現而且也逐漸接受中國潛伏在他們的過去歷 史中（2001: 7）。

在這種強調歷史共享的學術發展下，費約翰也呼籲澳洲的中國研究發展還相 當不足，特別是關於白澳政策時期的「民族」議題，如澳洲民族價值與華裔澳洲 人或歐裔澳洲人的文化衝突，以及澳洲身分認同的焦慮。除此之外，人類學背景 的費約翰也認為，需要發展比較人類學的研究途徑，來連結中國與澳洲。在澳洲 華人研究盛行的背景下，費約翰認為當中國人被放置在澳洲歷史正確的位置上 時，社會歷史研究才算有所貢獻（Fitzgerald, 2007: 3-4）。費約翰的學術研究成果，

一方面受當代澳洲潮流影響背景，另一方面來自於他的出身以及學術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