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治國家的產生

一、語言與政治 

《喚醒中國》提及康有為的思想裡，「界」（boundaries）是最令他感到痛苦 的障礙，妨礙了「大同世界」的實現，關於「界」應該加以移除的觀點，使得康 有為哲學能夠與列寧主義、無政府主義相互結合（Fitzgerald, 1996: 76）。康氏提 供了中國「歷史主體」的想像，在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政治鬥爭之間，語言再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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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中國的歷史主體。語言對於費約翰之所以重要，在於他認為中國人利用語言 改變了整個「中國」主體的內涵與範圍。如五四運動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傳 統」與「現代」的矛盾，用「進步」與「落後」的語言重新理解，使得「現代」

成為「進步」；「傳統」成為「落後」。因此，對於費約翰，「中國」之所以成為中 國，不可忽略由政治力量所產生的「政治語言」，同時在政治語言的反映下，可 以發現中國民族主義份子為了追求同一種理想共同體而呈現出的政治鬥爭。

從上述的西方人種學論述，中國知識份子開始懂得「中國怎麼了」，但是卻 無法以實際行動拯救中國。³⁰國民革命中，出現了另一種論述，費約翰稱為「政 治語言」以告訴中國知識份子如何救國（1996: 155）。然而這種政治語言會隨著 革命情勢的需要而轉變，一方面以論述方式形塑出不同的「中國」以及「民族」

內涵；再方面藉由政治語言釐清政治目標，以語言做為政治行動的基礎，確立國 民革命的對象（1996: 154）。費約翰指出，從國民革命的例子中，可以發現政治 所創造出來的語言與「民族」共享著同樣的範圍，中國民族主義者傾向以語言描 繪出他們心中「民族」的樣子（1996: 155-158），語言成為定義民族範圍的工具，

反映出革命者的理想，同時也確定了中國「民族」的敵人，如陳炯明身為一位最 進步、最成功的軍閥，卻被國民黨與共產黨同時視為是「封建主義」與「落後」

的象徵。

早在清末民初，聯邦主義在中國就產生了支持者。梁啟超在 1897 年籲請湖 南巡撫陳寶箴實行自立自保，並施行地方改革。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革 命軍序》也主張採取類似美國的聯邦主義。到了辛亥革命時，聯邦主義的呼聲日 漲。南京革命臨時政府也明白表示，「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

30  孫中山原本以種族認同來團結民族，但是「省」對於「地方自治」的支持，卻與孫中山的中 央集權夢想有了出入，也就是說「種族」認同已經無法成為統一中國的語言。國民革命領導者因 此提供新的語言，以「封建主義」來醜化另一種不同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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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之後，袁世凱在 1914 年頒佈《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行政試驗制度。

袁世凱與孫中山，甚至北洋軍政府對地方自治均有所承諾或至少在口頭上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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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聯省自治運動獲得不少自由主義者的支持，許多進步的軍閥也都 支持聯邦主義（Fitzgerald, 1996: 150）。如陳炯明是聯省自治派裡徹底的聯邦主 義者，他心目中的理想政體是像美國、加拿大、瑞士實行的聯邦主義政體。然而， 就是國民革命的敵人（1996: 153），而共產主義者為了「喚醒」心目中的理想共 同體，進而使得「聯邦主義」成為「封建主義」的同義詞。從這方面來看，國民

31 參考網址：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wusiyundong/ juewangdeniandai/ 200904/ 0423 _6259_11211121.shtml。

32 費約翰提及 1924 年南北政府分裂時期，以孫中山為主的南方政府以「護法」作為獲得政治正 當性的基礎，打著自由民國憲法的名義，展開北伐的「護法運動」；另一方面，以徐世昌為主的 北方政府，則採取相同的「護法」之名，公開昭示著南方政府的不必要，同時維護了北方政權統 一中國的「正統」（1996: 201）。「護法」之名成為南北政府共享的政治語言，也顛覆了南北政府 的差異性，孫中山不得不放棄「護法」，重新思考中國統一的政治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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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門，而中央集權也成為「喚醒」中國的唯一制度。自此，自治政府成為「落 後」的；中央集權則成為「進步」的。

事實上，聯邦主義與封建主義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關連，使他們成為同義詞 的反而是政治需求。透過費約翰分析指出，能將「聯邦主義」與「封建主義」快 速結合起來的原因，不是具體的事實證明，而是一種「政治語言」的力量，但卻 足以改變整個中國政治發展的走向。面臨孫中山與陳炯明兩者的矛盾，革命份子 努力創造出新的政治語言，以化解「中央集權」與「聯邦主義」之間的衝突，「封 建主義」從歷史中重新被挖掘出來，以標示聯邦主義的落後，與帝國主義共同提 供中國人一個全新的世界觀，建立新的政治基礎，重而活躍了國民革命的政治行 動（1996: 154）。

五四運動之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成為理解世界的新方式。語言的 改變不僅造成喚醒主體（民族）內涵的改變，如地方士紳與軍閥成為民族的敵人；

同樣也使得政治體制發生改變，如排斥聯邦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可能性。在國民革 命時期，「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作為特殊的「政治語言」，重新定義了「中 國」的內涵。在語言的改變下，「中國」的內涵不斷發生改變，如費約翰認為從

「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拯救出來的「中國」，不同於從「軍閥」與「列強」

拯救出來的「中國」，更不同於從「進步」與「野蠻」對比中拯救出來的「中國」

（1996: 154）。

從歷史的轉變可以發現，費約翰認為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什麼是「中國」，似 乎是踩在政治策略的思維上，說明了「中國」沒有固定的實質內容。儘管喚醒的 主體同樣是民族，但在不同的處境下卻產生喚醒主體內涵的改變。如在費約翰眼 中，「聯邦主義」與「中央集權」都在追求中國的統一，然而在政治統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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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地方語言被視為是反動的，妨礙世界主義的進展。中國政治行為者為了達成 共同的理想，而產生許多不同的實踐方式，或許可說是費約翰傳承英國史觀以看 待「中國」建構的主要架構。

英國史學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 Modern China and its Confucian Past: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中，寫到當國家在面對全面入侵時，客

觀上語言的改變作為一種新的選擇，當現代與傳統發生緊張關係時，主觀上語言 的改變也可以做為一種新選擇（1964: 207）。這樣的觀點與費約翰相較有些雷同，

例如他認為帝國時期「封建」意味著貴族反抗君主的集權，作為一種「反中央」

的思想，以西方的話語來說象徵著進步。然而，到了國民革命時期，「封建」反 而成為落後、父權、迷信的詞藻（1996: 159）。³³

就如同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及《大同書》主觀的改變了儒家語言，中國 追求中央集權可以追溯至康有為。自康有為以後，中國的倫理觀便將集權集體與 個人聯繫在一塊。西方民族國家的侵略，讓中國人認為唯有摹仿西方建立統一的 民族國家，才能與之共享平等的立場，並產生對話的空間。由於這樣的理念，讓 中國改革者以及革命分子都認為，中國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而不 論是追求中央集權或是聯邦主義，都不反對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國這 種「反國家」的國家，對於國家的作用不在於保護人民權利、領土，反而是一種 情感連繫的作用，讓中國人支持中央集權政府，企圖使之強大到足以抗拒西方民 族國家（石之瑜，2002：50）。因此，從康有為以來對於理想共同體的想像，使 孫中山、陳獨秀都認為民族國家只是階段性的目標，在這樣的價值觀下「中國」

作為民族國家的形式，成為可以操縱的概念，「民族主義」、「階級鬥爭」成為抵

33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則認為，地方勢力本來就與社會是分不開的，但中國的近代化得以開展，

靠的恰恰是所謂的地方封建勢力，可見，在中國的經驗中，將封建與近代對立起來是不恰當的。

這可說是與費約翰迥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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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西方的工具性策略。對照於西方革命的目的，中國國民革命追求的不是自由，

而在於統一。

在中國聯邦主義與中央集權的爭論下，背後隱藏的是傳統中國人固有的心 態，意即一種「大一統」的「天下觀」（Fitzgerald, 1994: 21-58）。現代性思潮的 聯邦主義，敵不過傳統的「大一統」觀念，中國內部一方面有著自由主義者提倡 聯邦主義，企圖模仿西方文明與制度；另一方面在傳統的拉扯下，中央集權仍獲 得多數人的青睞，以進行對西方的對抗。中國「大一統」觀念的根深蒂固，使得 聯邦主義倒過來成為「封建主義」的代名詞。對於費約翰而言，這些「政治語言」

都不是事實，而只是一種論述，為了使人們相信他們所言正確無誤。費約翰認為

「聯邦主義」不是不希望中國統一，只是對於中國歷史有不同看法，如聯邦主義 者也相信，「省」不是最終目的，只是中國統一的前奏曲。但是由於中國歷史「大 一統」的傳統，害怕聯邦主義將造成中國的分裂，使得中國產生另一種新的語言 與之抗衡。費約翰直指國民革命的「封建主義」敵人是中國傳統，而非聯邦主義 本身（1996: 160）。

在同樣追求統一的分析架構中，費約翰重新詮釋聯邦主義與中央集權的關 係，他認為由於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民族國家的歷史有不同的解讀，所以產生對 聯邦主義的支持者及反對者。支持者如李大釗，他看到當今世界上不同社會、種 族共組國家的例子，而聯邦主義若在中國採行恰好可以解決國內的紛歧，並帶來 中國的統一。聯省自治派一再表明，他們所追求的只是自治，不是割據，更不是 國家的分裂，幾乎所有地方軍閥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對於文官傳統的尊敬和對中央 政府的承認；反對者如陳獨秀，他認為中國國內沒有根本上的分歧，中國即使面

在同樣追求統一的分析架構中，費約翰重新詮釋聯邦主義與中央集權的關 係，他認為由於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民族國家的歷史有不同的解讀，所以產生對 聯邦主義的支持者及反對者。支持者如李大釗，他看到當今世界上不同社會、種 族共組國家的例子，而聯邦主義若在中國採行恰好可以解決國內的紛歧，並帶來 中國的統一。聯省自治派一再表明，他們所追求的只是自治，不是割據，更不是 國家的分裂，幾乎所有地方軍閥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對於文官傳統的尊敬和對中央 政府的承認；反對者如陳獨秀，他認為中國國內沒有根本上的分歧，中國即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