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澳洲與紅色中國

然而，中國的赤化不能只歸因於中國人民的歷史經驗與對西方對抗的心態，

費約翰直指「白澳政策」的推行，使得華裔澳洲人得不到平等的對待，在這種處

74 

境下華裔澳洲人轉而求助於中國，促成華裔澳洲人對於共產黨革命的奉獻。基本 上，澳大利亞保皇派的政治思想很少受到華人嚴重的挑戰（楊進發，1988：182）。 1901 年鄭祿放棄「保皇會」，離開《東華日報》的編輯，轉而支持革命黨，隔年 重新創辦《愛國報》，⁴²促進「民國」的宣傳。1908 年以後，革命派買下《愛國 報》在墨爾本重新成立《警東日報》，革命派勢力伸入澳大利亞華人社群（楊進 發，1988：182-183）。華裔澳洲人開始徘徊在改革黨與革命黨之間，墨爾本洪門 多為支持革命黨；雪梨洪門多為支持改革黨。1912 年後雪梨也轉向支持孫中山 的革命黨，成為國民黨在澳洲的總部，向澳洲招募政黨的會員以及募款款項

（Fitzgerald, 2007: 126-127）。

1920 年後，雪梨成為國民黨在澳洲的主要黨部，掌握中澳之間的主要網絡，

除了鞏固澳洲的國民黨分支之外，也在中國廣東省建立澳洲的政黨俱樂部（Party clubhouse），歡迎澳洲人的到來。費約翰的分析是，國民黨的跨國性讓澳洲的網 絡觸及到太平洋各地（2007: 127），如斐濟、新幾內亞、諾魯等。澳大利亞的國 民黨成員，主要包括華裔澳洲商人、勞工、貿易家等，因此，對於費約翰而言，

42  《愛國報》（Chinese Times）創刊於 1902 年，其創辦人鄭祿雖然是新南威爾士保皇會的主要 領導之一，但因在政治觀點上與保守派領導人劉汝興、任萼樓有分歧而辭職遷居墨爾本。鄭祿思 想激進，主張變革和推翻清政權。他在《愛國報》上大量刊登鼓吹革命的文章和詩歌。如從 1903 年 12 月 9 日至 1904 年 4 月 4 日，《愛國報》曾連載了鄒容的著名政論文《革命軍》，以激發澳洲 僑胞的愛國熱情與政治覺醒。 1905 年，鄭祿因無足夠的廣告來維持開支，面臨財政困難，只好 將《愛國報》賣給墨爾本「新民啟智會」，改名為《警東新報》繼續出版。參考網址：http:// ayzx.

xznu.edu.cn/onews.asp?id=101。

75  員政策的結果所致（2007: 142-143）。

然而，中國國內政治情勢的轉變，費約翰認為與澳洲有相當密切的關連。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澳洲總理休斯（William Morris Hughes）反對國際聯盟憲章 中加入種族平等的條款，使得當時提出建議的日本感到相當羞辱。而美國為了補 要人物 1923 年被驅逐出國民黨，而同年共濟會也將孫中山驅逐出會外。（Fitzgerald, 1996:131-132）

44  楊進發則從白澳政策與澳洲華人本身來解釋，忽略中國政治情勢的發展。 

45 單就澳洲國民黨不足以突顯出變化，費約翰引用美國國民黨的資料，顯示出澳洲對於紅色中 國產生的支持。資料顯示 1922 年以前，澳洲的國民黨遠輸給美國國民黨的發展，後者提供給中 國革命的金援以及物資遠超過澳洲國民黨的十倍之多。1923 年後，澳洲華人角色開始變得比美 國華人更為重要，美華的金援反而一路下滑。1923-1924 年的轉變主要在於，中國國內政治情勢 的發展。孫中山一方面從民主逐漸走向黨治國家；一方面從華人對革命的重要性，轉變到大眾動 員與組織與革命的關係（2007: 134-135）。

76 

黨治國家的發展道路。

而澳洲國民黨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使得中國向共產主義更邁進一步，不僅如 此費約翰認為，由於澳洲公開的反對種族平等，紅色中國因此也與白色澳洲有關

（2007: 228-231）。對於澳洲歷史學者 Keith Windschuttle 而言，毛澤東政權的殘 忍證明了中國文化的落後與奴性；相對於此，費約翰則認為毛澤東雖然是列寧政 權，但卻秉持著現代價值，而毛澤東的掌權是為了收復中國的統一與尊嚴，並在 國際體系上建立平等、自主的中國（2007: 228）。

第三節  小結 

在馬克思思想中，作為喚醒單位的是「階級」，但卻因為某些原因反而成就 了西方國家的「民族」（Fitzgerald, 1996: 315）。費約翰提到最特別的是，中國建 國過程中「階級」同時包含了「民族」的目的，說明了「階級」只是完成「民族」

的一種策略。從效益上來看，「階級」在喚醒大眾的成就上比起「民族」更加顯 著，共產黨企圖喚醒「所有」階級，就如同國民黨企圖喚醒「民族」一般（Fitzgerald, 1996: 315-316）。換言之，中國的階級革命蘊含在民族主義之內，「階級」與「民 族」並非相對的兩造，也非能夠輕易的分開。在費約翰的行文中可以認識到，階 級革命的目的是民族統一，而民族統一則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共同目的。同樣 的，可以大略描繪出費約翰的研究架構，一方面以康有為哲學為基礎，二方面對 人種學做出反思，三方面重視政治語言，在他書寫下，中國以政治語言形塑出民 族範圍。

在中國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民族」的定義以及「國家」的意義都不同 於西方，一方面「喚醒主體」愈來與小，而反抗的主體卻愈來愈大，從而顯示出

77 

中國「民族」的定義是在「喚醒」理想共同體之前的政治鬥爭結果。藉此，費約 翰因而消弭了中國的民族界線，說明民族認同的不斷改變，藉以認識民族的模糊 性。另一方面，費約翰強調不能過於誇大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所 扮演的角色，不論是孫中山或是毛澤東都不曾企圖放棄傳統或倫理，尤其是革命 初期，倫理共同體的觀念特別重要，而且中國政治領導者不太願意去接受「民族」

之外的喚醒手段（Fitzgerald, 1996: 347）。

在費約翰的筆下，中國人有被排除在民族之外的可能性，在同樣的民族想像 中，澳洲華人也有被納入澳洲民族的可能性。費約翰藉由揭開華人對於澳大利亞 歷史貢獻，使得澳大利亞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場域，以及移民者進出的樞紐，從而 解開民族邊界的限制。這種世界觀反映出費約翰對於「人」本身以及人類歷史的 重視，中國與澳洲因此也成為主體之間相互穿透的地理位置。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