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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中國學? 從費約翰到澳洲特色的中國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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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南方的中國學?

從費約翰到澳洲特色的中國學研究 China Studies of South Significance?

From John Fitzgerald to Australian China Studies  

陳姿潔    Tzu-Chieh Chan

 

指導教授:石之瑜  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July, 2009

(2)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南方的中國學? 

      從費約翰到澳洲特色的中國研究        China Studies of South Significance?

From John Fitzgerald to Australian China Studies

 

      陳姿潔 

 

Tzu-Chieh Chen  

          指導教授﹕石之瑜博士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July, 2009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所  碩士論文 南方的中國學?從費約翰到澳洲特色的中國研究

陳姿潔

98

(3)

ii   

目次

 

誌謝... iv

中文摘要... v

Abstract... v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4 

第三節 澳洲中國學發展... 8 

第四節 費約翰的生平與學術背景... 11 

第五節 問題意識... 15 

第六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18 

第二章 中澳民族意識的建構... 20

第一節 澳洲民族的想像---文化論述與人種學... 20 

一、澳大利亞排華背景... 20

二、澳洲文化論述與人種學... 23

第二節 中國民族的想像---西方的人種學... 27 

一、「喚醒」的比喻... 28

二、西方人種學... 34

第三節 小結... 40 

第三章 從傳統走向現代... 42

第一節 中國儒家內涵的轉變... 42 

一、中國倫理的轉變... 42

二、中國「歷史主體」的形成... 46

第二節 華人儒家內涵的轉變... 49 

一、華裔澳洲人儒家內涵的轉變... 49

二、華裔澳洲人的移情... 51

二、華人民族主義的興起... 53

第三節 小結... 56 

第四章 紅色中國與白色澳洲... 58

第一節 黨治國家的產生... 58 

(4)

iii   

一、語言與政治... 58

二、政黨國家的誕生... 65

三、紅色中國... 69

第二節 白色澳洲與紅色中國... 73 

第三節 小結... 76 

第五章 費約翰的理論架構... 78

第一節 當代澳洲特色的中國研究... 78 

第二節 費約翰的研究架構... 80 

第三節 結論與展望... 87 

參考文獻... 89  

(5)

iv   

 

誌謝 

不知不覺地渡過了三年的研究生涯,在三年的過程中最要感謝石之瑜老師 的關心與鼓勵。猶記得兩年前第一次與石老師見面時,老師第一句話竟然是「妳 在這邊還習慣嗎?」,我對於環境的陌生,心裡感激莫名,石老師的知遇之恩一 點一滴在我的心中。每周末讀書會是「石門」子弟最開心的時光,除了吃吃喝喝 之外,還可以不時聽到老師的妙語如珠。老師對於學術上的深刻洞悉時常令人驚 艷,往往有一種當頭棒喝之感,以及跳脫思維常軌的創造力。在學術之外,每當 我情感遇到挫折時,老師總是義不容辭的給予安慰,關懷學生的心永遠不餘遺 力。碩士畢業即將,最大的感激與敬意還是要獻給一路上提攜我的石之瑜老師。

共同協助我論文完成的兩位口試委員:蔣淑貞與劉德海教授。蔣老師是位 相當親切和藹的老師,給了我往後留學相當大的激勵,她告訴我求學之路的艱 難,但也鼓勵我出國繼續攻讀博士,她說「真實」的生活不是在工作或是學術上,

而是隱藏在辛苦努力的過程當中,此外,蔣老師在研究方面的細心與精準的用詞 也是我需要效法的對象。劉老師是位相當直率的老師,在論文寫作其間邀請我到 政大參加澳洲相關的研討會與演講,對於多元文化充滿濃厚興趣的劉老師,也給 予我相當多的建議。還要感謝的是費約翰學者的大師氣度,與他面對面進行了長 達四小時的深度訪談,他的親切與對於人類的關懷,以及學術上豐富的創作讓我 深刻難忘。

還有許多共同在研究室的夥伴,儘管大家寫的論文題目與方法各不相同,

但卻發現大家有共同的目標:趕走法福跳蚤。研究室裡共同熬過來的大夥在此一 同感謝:對我關照有加的如薰學姐、微笑大使筱嬋學妹、把海德格當成飯後話題 的唯中、古靈精怪的小魏、漂亮可愛的芝謹、充滿道家氣息的盈全、書架上最多 書的慧慈、陪我散步聊天的美欣。以及石門的澳洲夥伴:活力朝氣的圭之學姐、

貞伶對於 David Goodman 的洞見、彥中對於澳洲中國學的整理、宗翰對於中澳 關係的見解、有彤對於 Colin Mackerras 的初步研究、令名對於 provincial china 的分析,以及為愛牽線的威霖、直率大方的治中,在此也祝福大家順利畢業,還 有許多一路上幫助我的同學及朋友,長興與咖比茶的秘密情懷、耀泰與花蓮的不 解之緣,其餘無法具名備載,對於你們的鼓勵以及陪伴,其中有歡騰也有哀悲,

於此獻上我最誠敬的謝意。最後,還是要感謝我的母親與父親,他們對於家裡日 以繼晷的奉獻,讓我能夠專心的在論文寫作上,母親與父親的關心與鞭策,26 年以來從未停歇,今天也是我 26 歲的生日,以此論文謹獻於我的父母親。

陳姿潔 2009 年 7 月 27 日 法福二樓研究室

(6)

中文摘要 

澳洲中國學家費約翰,探討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期,中國與澳洲的身分認同以 及建構過程。不同於美國、歐洲、日本的中國知識學界,澳洲作為大英帝國的殖 民地,面對華人的移民,害怕再度成為亞洲的殖民地。在澳洲這種認同的不確定 之下,其建國過程伴隨著白澳政策的實施,並以科學人種學來論述中國。另一方 面,由於華人在澳洲的歷史背景,也使得費約翰重新反思中國與澳洲的關係,利 用中國傳統儒家的背景,探索中國建國及其現代身分認同的形成過程。本篇論文 旨在介紹費約翰學者的研究及其貢獻,並將其放置在澳洲當前的中國研究發展及 趨勢上。

關鍵字:費約翰、澳洲中國學、白澳政策、中國民族主義、華裔澳洲人、認同、

儒家。

(7)

vi 

Abstract 

Australian Sinologist John Fitzgerald has published numerous publications that link the quest for equality and dignity amongst Chinese Australians in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quest for nationhood in modern China. This unique connection has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of a different research agenda on China that is not available in those other communities, such as Europe, Japan or North America, which never experienced in the kind of White Australia policy that reflected fear toward re-colonization by the yellow race. In addition, Fitzgerald has specifically thought about the identity of Australia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Asia and the Confucian ethics which constituted the modern China as well. The paper introduces Fitzgerald’s major research propositions 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 Australian sinology.

Key words: John Fitzgerald, Australian Sinology, White Australia policy, Chinese nationalism, Chinese Australian, Identity.

(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亞太各國由於歷史、地緣與文化因素,向來都與中國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隨著 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上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崛起似乎為許多國 家帶來研究中國的動機。近代中國的研究在許多亞太國家都引成迴響,不同的國 家、學者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對於「中國」是什麼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釋。早先 黑格爾「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以及赫德「防腐的木乃伊」(embalmed mummy)的負面印象( Mackerras, 1991: 110-115),也隨著近年對中國的認識逐 漸增加,而有愈來愈多傾向正面的轉變。

二十世紀中後期,澳大利亞便興起了眾所矚目的中國熱,許多學者開始專門研究

「中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出版的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5 年後改為 The China Journal)是國際上最受歡迎的中國研究期刊之一。然而,炙 熱中的澳洲中國學與澳洲對中國的不確定感,至今沒有充分的整理與介紹。則探 討澳洲中國學專家自己的知識成長經驗,自為增進我們對於澳洲的中國認識所不 可或缺的起點。澳洲有沒有與其他中國研究社群不同的問題意識,1其中國學的 參照點是否因為澳洲的歷史與地理環境、澳洲與中國的關係、澳洲知識界自身的 判斷抉擇等等因素,而發展出具有特色的內涵?這些問題的探究是充分理解澳 洲、澳洲中國學、澳中關係與中國的重要任務。

       

1  如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大部分的問題意識來自於日本認同的不確定性。如福澤諭吉提倡的脫亞 入歐;白鳥庫吉代表東京學派的東洋史學,建立科學的普遍性,解構中國的古代三賢堯、舜、禹,

強調日本比西方更能理解中國,進而超越歐洲。津田左右吉身為白鳥的學生,藉由對記紀的批判 把日本文化從「漢文化圈」剝離出來,建立獨特的「日本文化」形象。又如竹內好,他希望現代 東方所形成的普遍原理,是能超越和克服西方的。 

(9)

本篇以下選擇澳洲中國學專家費約翰(John Fitzgerald, 1951-),2作為窺視澳 洲中國學視野的一個起點,選擇費約翰並不是認為他代表了澳洲中國學,而是因 為他在澳洲中國學界很醒目,著作受到重視,且在國際中國學界很活躍,並跨足 學界與實務界。有興趣的讀者大可選擇其它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學家,比如在澳洲 自身關切少數民族的背景下專研中國民族問題的馬克林(Colin Mackerras)、從 美國移民到澳洲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范乃思(Peter Van Ness)、主張中國應該像 一 塊 如 歐 洲 或 澳 洲 大 陸 那 樣 分 成 各 具 特 色 的 區 域 來 研 究 的 戈 德 曼 ( David Goodman)、在澳洲出身成長後移往印度主持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所的胡佩霞

(Patricia Uberoi)。這些許許多多在澳洲中國學界發展的人物,他們各自的成長 經歷共同構成世界中國學裡的澳洲特性。本文旨在藉用費約翰的研究呈現澳洲中 國研究已經具體發展出的一種可能性。

費約翰身為新一代重要的澳洲中國學者,近年在國際上的聲譽也愈來愈高

(何培忠,2006:362)。透過訪談得知他於 1976 年畢業於雪梨大學,並在隨後 幾年曾經參與過中澳學生交換計劃,親自來到中國研究歷史。1983 年於王賡武

(Wang Gungwu)教授的指導下,在澳洲國家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並於同年在澳 洲國立大學的當代中國中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of the ANU)展開工作 生涯。1985 年與夫人安東籬(Antonia Finnane)共同申請到墨爾本大學的歷史系 任教。1988 年在威斯康辛大學的麥迪遜分校拿到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博士後 獎學金。1991 年在澳洲國會擔任顧問為時一年。隔年他加入拉特比(La Trobe University)大學政治系。1995 年被任命為亞洲研究的創辦教授。32008 年後被邀 請到北京的福特基金會工作,擔任駐北京首席代表。他不僅對於中國的文化、倫 理、文學、歷史、政治有著深刻瞭解,也在 2002 年為澳洲亞洲研究協會(Asian        

2 參考網址: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big5/special/class000000148/1/hwz52463.htm 3 參考自 La Trobe University:http://www.latrobe.edu.au/socsci/staff/fitzgerald/fitzgera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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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編撰《最大化澳洲的亞洲知識》(Maximizing Australia's Asia Knowledge: repositioning and renewal of a national asset),其中提到 許多當前亞洲的主要結構、發生的現象、主要趨勢等,並提倡澳洲人民多加理解 亞洲。

雖然當前關於中國民族主義、建國的歷史、民主、人權、等學術作品已經不 佔少數,對於「中國」這個概念也開展出了許多不同理解的方式,然而在這些作 品當中,主要的前提無非仍是號稱為普世的自由主義或現代化線性史觀,或揭露 特殊性的「東方」集體主義或民族主義觀點居多。澳洲學者費約翰從移民身份與 民族意識的連結出發,則是從澳洲看到中國知識份子與華裔澳洲人「喚醒」了中 國的能動性,故既不純然是東方的民族主義反帝史觀,也不照單全收普世的自由 主義或現代化史觀,這是否算是某種來自於「南方」的觀點,有沒有這樣一種南 方的可能性,能在看待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時,同時回應了「西方」或「東方」

的觀點?

然而,從費約翰的 Awakening China、Big White Lie 以及其他文章之中,並不 足以直接觀察到在他的看法中是否暗含著一種以「南方」為中心的中國學。則從 費約翰的中國學研究管窺澳洲的中國認識,尋找某種澳洲中心的知識可能性,其 正當性何在?從與費約翰的訪談中,或許可以找出一些端倪。費約翰自己認為,

他真正的貢獻在於指出「中國革命最大的衝突在於國民黨、共產黨與中國舊社會 之間的衝突」。這個概念上的突破,針對著 50 年代以來「只看到國民黨與共產黨 之間鬥爭」的國民黨研究。可見,費約翰所指的國民黨研究不全然以澳洲學界的 研究成果為對話,反而是美國為中心的中國學研究。首先,在 Awakening China 以及其他文章之中,費約翰對中國的詮釋主要是透過第一手的中國文獻閱讀,即

(11)

使利用了一些 Ernest Geller 的民族主義研究,甚至一些激進的批判理論,4然其 作用頂多只是支持自己的論點,而非理論基礎。然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卻一直是費約翰援引或批判的對象。易勞 逸為美國重要的中國歷史專家孔飛力的學生,而孔飛力又師承於二次戰後美國中 國學開山祖費正清。另外,同屬於哈佛學派的列文森,同樣師承於費正清並影響 了杜贊奇。也就是說,費約翰的對話對象其實是美國的中國學界。第二,費約翰 在訪談中透露出受到美國學界圈內的承認,並且也為此感到自豪:「人們承認這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貢 獻 。 JAS 期 刊 也 登 出 了 我 的 文 章 , 叫 做 “Misconceived Revolution”。JAS 是當時美國最有影響的雜誌」。

在此,無法以有限的篇幅說明美國中國學學術界,關於國民黨以及革命的研 究,在多大程度上被費約翰修正。但可推測的是,費約翰自己在意識上沒有明確 的自外於美國學界,然而他也不覺得自己的研究屬於一種新的「南方中國觀」。

因此本論文所要找尋的,就是在處境中行動者(在此為費約翰)自身沒有意識到 的一個研究位置或研究議程。換句話說,本論文的研究意義是透過對費約翰進行 提問與閱讀,來創造針對研究者的意義:找出一個研究中國的不同位置。也就是 從費約翰的文本中,反省西方觀點的假設,嘗試擺脫「以西方(戰後美國中國學)

看中國框架」的初步結果。

第二節  研究背景 

澳洲的現代歷史大約起源於 1788 年。從一開始,「脆弱性」(Vulnerability)

便成為澳洲面對世界的一種主要態度。澳大利亞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國家,「脆弱        

4  如傅柯(Michel Foucault)、鄂蘭(Hannah Arendt)、阿圖色(Louis Althusser)等。 

(12)

性」一方面來自於害怕海外攻擊的可能性,一方面來自於其人口的稀少薄弱,再 加上澳洲的地緣位置遠離歐洲大陸,因此無法避免亞洲的影響力,同時也產生澳 洲對於亞洲的焦慮感。亞洲的人口以及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更讓澳洲想像出亞 洲對其覬覦的恐懼感。如今這種根植於歷史上的「脆弱性」儘管在形式上發生了 改變,但似乎繼續深植於當前澳洲的對外態度與外交政策上(Dalrymple, 2003:

4-6)。

處於南半球的澳大利亞,一方面曾經歷過大英帝國近百年的統治,作為一個 主要由西方移民墾殖的前殖民地,讓澳大利亞有著與西方脈絡下相同的文化背 景,加上對其本身「脆弱性」的想像,因此長久以來與英美兩國的關係相當友好。

但是又由於位處亞太位置上,使得澳洲各界經常自認不完全屬於西方。例如,自 從基廷總理(Paul Keating, 1991-1996)上任以來,不斷想要融近亞洲世界,「成 為亞太平洋的國家之一」(Dalrymple, 2003: 97-98),於是澳洲內部產生澳洲是否 是亞洲一部分的爭論。另一方面,隨著二十世紀的移民潮、政治、經濟的連繫,

澳大利亞也無法避免與中國有著頻繁的接觸,但是由於有著西方的文化,使得他 們也不屬於東方的文化背景。例如,澳洲外交部長杜拿(Alexander Downer)便 曾批評基廷過於急著想要融入亞洲。

回溯澳洲與中國接觸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中澳從十九世紀便有官方接觸。

1842 年中國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後,原先不被清朝政府承認的海外活動,

在與非天下體系的世界接觸後,無法再被當政者忽略(Wang, 1981: 121)。當時 的百姓為了謀取生計,即使對海外的模糊印象已足以促使社會低層的人民前往海 外發展,其中又以舊金山的淘金熱吸引了最大規模的中國人。跟隨舊金山的腳 步,澳大利亞成為中國人淘金的第二大據點。

(13)

1851 年澳大利亞「新金山」出現後,廣大的中國人民前往開墾、發展,其 中也有許多華人從此在澳大利亞定居下來。相對於澳洲人民的稀少,華人的移民 人口數量對於澳大利亞造成巨大的影響,更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因此,澳大 利亞為了保護民族國家中種族的純粹性,從 1880 年之後開始出現限制華人移民 法案。儘管時有澳洲華人的零星抵抗,但是卻無法受到澳洲政府的注視。在十九 世紀的下半葉的五十年之間,澳大利亞的白人政府與華工產生了巨大的矛盾及衝 突(Markus, 1979: 14-16)。在民族國家建立的潮流下,1901 年 1 月澳洲脫離大 英國協的統治,成立澳大利亞聯邦,然而排華運動卻也更加加劇,為了彰顯獨立 後的國家主權,以保護民族國家中種族的純粹性為由,開始對於華人移民施加更 多限制,「白澳政策」的執行說明了澳大利亞聯邦對於華人的恐懼,以及主體建 構中對某種「異己」的需要。

在澳洲的華人對於「白澳政策」感到相當忿怒與苦惱,並且時有零星的反對 抗議事件產生。然而,這些事件引不起澳洲政府的重視,華人的無能為力促使他 們為追求一個強大的中國而努力,他們相信唯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才能使他們從 所遭受的屈辱和羞恥中拯救出來(楊進發,1988:23)。在當地中文報紙的宣傳 下,澳洲華人將中國所受到的屈辱以及自身在澳洲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連結起 來。因此,當他們在 1901 年看到澳洲成為獨立的聯邦國家時,華人讚嘆公民們 所享有的權利,其冀求一個統一的中國也隨之而起。

在不平等對待下,澳洲華人向澳洲政府求助無門,只好轉而求助於清朝政 府,有些澳洲華人上書中國政府,有些在海外秘密結社,如義興。有些加入海外 的國民黨,想改善中國政府的窘境。但在同時中國也面對到民族國家建立的困 境。十九世紀中國受到西方的壓迫,知識份子開始展開一連串的革新運動以及革

(14)

命,以「喚醒」人民,5試圖挽回中國於滅亡之途。1912 年「民國」的建立卻沒 有帶來和平、秩序與統一。相對於此,民國早期的特徵是道德淪落、君主復辟、

軍閥割據、帝國主義的加劇(徐中約,2005:495)。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反而成 為阻礙民族國家的發展之因,在面對傳統與現代的掙扎下,中國人民以其特有的 方式尋找到他們的「出路」。澳洲華人在中國主體的建構過程中也不遺餘力,他 們認為一旦中國政府獲得改善,他們在海外的地位便能獲得尊重。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西方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背景下,中國與澳洲 共同面臨主體建構過程,在競相模仿西方的價值與文明下,中國與澳洲都找到解 決矛盾的方式。由費約翰代表的與眾不同的一個觀點暗示,一方面「白澳政策」

的反華情緒來自於主體建構對「他者」的想像;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中國的主體 建構過程中充滿著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選擇,同時也說明了當時中國的發展與其歷 史連續性有密切關聯。另外,他特別提出在中澳建國的過程中,澳洲華人間接激 發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形成跨國共同體情感的聯繫。在他的這些論述中,海外 華人的身份認同與澳洲學界的中國認識有所聯繫,是否這是費約翰乃至於澳洲學 界對「中國」獨特的想像?費約翰用著其細膩的眼光,審視中國文化中不同於西 方的建國策略與手法,並察覺出中國儘管呼喊著西方價值,卻有迥然不同於西方 的目的與意義。在這樣的論述中,費約翰是否從澳洲的中國移民問題背景中,開 拓出另一種認識中國的可能性,並回應西方長久以來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與想 像。

由於費約翰的研究焦點在於澳洲華人,因此在對費約翰文本做出討論之前,

下一節將大略介紹澳洲從 70 年代以來關於華人研究的發展,可以發現澳洲對於 華人移民有相當的興趣,從 80 年代以來華人研究開始轉以中國中心論為主,90        

5 「喚醒」對於費約翰而言具有重要政治意涵,透過喚醒的比喻中國知識份子得以想像一種從未 存在過的理想共同體,下一章將有較詳細的討論。

(15)

年代以來澳洲學界更開始反思中國華人與澳洲歷史的密切關係。費約翰身在這樣 的潮流中,著手寫作 Big White Lie: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並於 2008 年獲得 Ernest Scott Prize,代表著澳洲學界對華人在澳洲歷史上的貢獻與發 展已採取了正面的態度。在澳洲華人研究的趨勢下,則更能深入把握澳洲學界對 於中國的想像,以及費約翰在澳洲中國學界的貢獻。

第三節  澳洲中國學發展 

從 1918 年雪黎大學設立東方研究系起,到 1949 年中國人民共國的建立是澳 洲傳統漢學興起的階段。1949 年新中國的成立吸引了澳洲對中國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等全方位的研究,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史和中國文化 史。1953 年費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赴任太平洋研究院遠東歷史系主 任,當時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歷史、語言、文學,直到 1968 年王賡武接任,才確 立以歷史學為中心來發展中國研究。1970 年後,澳洲國立大學設立當代中國研 究中心,興起澳洲歷史、自身形象、文化以及自信問題的辯論,不再否認澳洲過 去的原住民以及華人。1972 年中澳關係正常化,澳洲廢除白澳政策,並鼓勵華 裔澳洲人加入澳洲國籍。造成 70 年代到 80 年代,澳大利亞大學紛紛設立中國研 究中心的現象(胡再德,2005)。

從澳洲中國學的發展可以發現,在二次大戰以前,澳洲與西方分享相同的觀 點,對中國有所輕蔑卻又感到威脅性,從而在外交關係的思考上是忽略中國人想 法的。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這種態度,與前所提及的歷史背景與集體心理層面有 關。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於地緣、政治、安全、經濟的關係,作為一個區域大國 的澳大利亞意識到需要更加瞭解中國。1958 年以來,澳洲外交部部長 R. G Casey,在其書 Friends and Neighbours 開始對亞洲有較正面的回應,認為澳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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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太平洋國家,不能忽略與亞洲的關係(Dalrymple, 2003: 25)。不僅如此,澳洲 政府公職身兼作家的 John Burton 也開始做出某些反省,包括思考澳洲的「脆弱 性」是否過於誇大了,對於共產主義的擴張是否過於恐懼,對於西方的價值是否 過於高估了(Rawdon Dalrymple, 2003: 26)。因此,澳洲以往對於中國的冷漠態 度出現了轉變,對於中國的一舉一動日益敏感起來,這些都可以表現在近年來的 中國研究。

從 70 年代以來,在澳洲廢除白澳政策以及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的發展下,可以發現在澳洲的主流中國學研究,6展開另一項新趨勢,澳洲學者 如 Myra Willard、A.C Palfreeman、Sandy Yarwood、Arthur Huch 對於白澳政策下 的中國移民、發展、行政開始有初期的研究。再者如 Ann Curthoys、Andrew Markus、Charles Price,從他們三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較完整的華裔移民與社 群的文獻。除此之外,70 年代開始 Wang Sing-Wu、Choi Ching-Yan、Yong Ching Fatt 中文寫作研究者也開始進入華裔澳洲人的研究(Chen, 2001: 2),展開澳洲華 僑史的研究熱潮。

80 年後,後現代與多元文化主義漸興,這時關於華裔澳洲人的重要書籍主 要包括:Kathryn Cronin 的 Colonial Casualties、Cathy May 的 Topsawyers、Eric Andrew 的 Australia and China。1984 年澳洲中國學研究出現重要轉折,Jennifer Cushman 在一篇名為”A colonial Casualty: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n historiography”的文章,重新對於澳洲歷史學作出反思,在澳洲華人研究領域產 生重要的影響。Cushman 認為澳洲歷史太過於強調種族主義與白澳政策,把華人 視為被動的受害者,而忽略了華人的能動性,因此應該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華人社 群以及華人的生活、社會組織(Chen, 2001: 3)。

       

6  澳洲早期的中國學研究跟隨著歐洲的腳步,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以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作為 軸心。 

(17)

10 

1990 年後,澳大利亞在研究建制方面更有重大的突破,如華裔澳洲歷史博 物館(Museum on Chinese Australia History)的建立,保存了華人在澳洲的歷史,

又如每年一次在墨爾本舉辦的「國際公開會議」(international public conference)。 另外,澳洲歷史協會(Aistral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麥哥利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新南威爾斯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更紛紛開始舉辦 關於華裔澳洲人的會議。葛林芬思大學(Griffith)也創辦澳洲歷史的亞洲工作仿

(Workshop on Asians in Australia History)。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itonal University)也著手研究與調查華人在澳洲散居的情況。除了研究建制方面的發 展外,90 年代以來還有一些重要的趨勢,例如澳洲政府的補助計畫,其中包括 找出華裔澳洲人後代的認同、紀錄與目標。例如 1993 年由華裔澳洲人歷史博物 館發起的「中國歷史據點主題研究」(National Thematic Survey of Chinese Historic Sites)。1996 年由澳大利亞國協政府(Australian Commonwealth Government)所 發起的「澳洲聯邦的華裔後代」(Chinese Heritage at Australia Federation)計畫。

72000 年由澳洲研究協會(Australia Research Council)所發起的研究計畫則包括:

「十九世紀維多利亞的金礦區」及「華裔澳洲人的跨國史」(Chen, 2001: 4)。

循著這些華人研究充分顯示出,澳洲中國研究從中國當代政治議題做為主 軸,逐漸跨越國家邊界的限制,關懷到海外華人以及移民議題之上,並且逐漸承 認澳洲華人對於澳洲歷史的貢獻。這也說明 Henry Chen 提倡新的澳洲歷史學,

不僅需要澳洲人種學、澳洲中國學、紐西蘭歷史學的研究,同時也應該包括其他 地區的華人殖民經驗,例如太平洋沿岸地區、加州舊金山與新金山的比較,以及 中國本土文化對於移民的影響,特別是針對廣東省與福建省等移民人數眾多的地 區。身為華人學者 Chen 代表的,不只是一種以地理上的中國作為中國研究主軸        

7  費約翰學者也曾經參與其中。參考網址:http://www.latrobe.edu.au/socsci/staff/ fitzgerald/

fitzgerald-grants.html。 

(18)

11 

的呼籲,他更進一步主張,華裔澳洲人研究不僅屬於澳洲研究的次領域,更是中 國研究與中國歷史的次領域。在 Chen 的澳洲新歷史學下,中國歷史研究同時是 澳洲與中國共享的歷史,形同澳洲與中國相互參與的共同歷史過程。而澳洲人、

歐洲人以及澳大利亞原住民不僅發現而且也逐漸接受中國潛伏在他們的過去歷 史中(2001: 7)。

在這種強調歷史共享的學術發展下,費約翰也呼籲澳洲的中國研究發展還相 當不足,特別是關於白澳政策時期的「民族」議題,如澳洲民族價值與華裔澳洲 人或歐裔澳洲人的文化衝突,以及澳洲身分認同的焦慮。除此之外,人類學背景 的費約翰也認為,需要發展比較人類學的研究途徑,來連結中國與澳洲。在澳洲 華人研究盛行的背景下,費約翰認為當中國人被放置在澳洲歷史正確的位置上 時,社會歷史研究才算有所貢獻(Fitzgerald, 2007: 3-4)。費約翰的學術研究成果,

一方面受當代澳洲潮流影響背景,另一方面來自於他的出身以及學術背景。

第四節  費約翰的生平與學術背景   

透過與費約翰的訪談,我們得知費約翰出生於雪梨,其父母為英格蘭移民第 二代,出生於大家庭的費約翰有著十一個兄弟姊妹。大學時代與夫人安東籬

(Antonia Finance)共同在坎培拉大學唸書,時安東籬主修歷史,費約翰主修中 文。到了 1985 年,兩人共同在墨爾本大學歷史系教書。費約翰對於華裔澳洲人 的同情,來自於己身與華人的接觸。經由訪談得知大學時期中文系背景的他,有 機會認識到共同學習中文的澳洲華人,經由華裔朋友的介紹,費約翰時常來到唐 人街,並且加入了華裔中國人社團「僑青社」,也讓費約翰重新理解到原來「中 國」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意義,澳洲國內就有一個小中國,而「中國」就是澳大 利亞歷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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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夫人安東籬的介紹下,費約翰的博士論文跟著王賡武學習,《喚醒中國》

最後幾章便是他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從訪談中,可以發現費約翰的學思歷程與王 賡武有相當關係,王賡武的華人研究開啟了費約翰對於「人」作為歷史主體的重 視,而大多數西方學者注重的「國家」對於費約翰而言,只是在特定時期由人所 創造的附產品,因此對於人類的重視形成費約翰早期處理中國以及後期處理澳洲 研究的主要基礎。

1987 年費約翰來到中國留學,他說「來到中國才瞭解中國的近、現代史最 有意思。不但最有意思,而且我認為要瞭解中國,不但要瞭解中國的歷史,而且 要瞭解中國的現代情況。就是說要瞭解 76 年的中國,就要瞭解民國時期的中 國。」。費約翰對於歷史的重視,構成了《喚醒中國》對於中國歷史的獨特解讀,

並且也藉由他對中國的歷史解讀,消弭了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邊界,重新回 到他所感興趣的主題,即對於「人」的研究,而這同樣也影響到他在 Big White Lie 裡面的書寫。

費約翰從中國歷史到澳洲華人的研究轉變,始於 1992 年費約翰前往拉特比 大學政治系任教。由於霍華德(Howard)政府限制澳洲大學財政的因素,使得 他無法繼續在歷史系教課,導致他從早期對於國民黨史的興趣,轉變為對於華裔 澳洲人以及認同政治的研究。然而,不論是早期的國民黨史或後期的華裔澳洲人 研究,都可以看出來王賡武對於費約翰的影響力。雖然在 Big White Lie 之中,費 約翰相當明確的修正了王賡武所提出的研究模型,但是他依舊深深影響了費約 翰,這可以從兩個例子來說明。

繼 1976 年費子智退休後,王賡武於 1968 年到澳洲坎培拉國立大學,前往赴 任太平洋研究學院院長,透過研究中國海外移民模式,王賡武認識到華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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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journers)的身分是相當困難的議題。當時清朝政府對移民的態度是以「僑」

民來理解,認為這些海外華人只是暫時性的離開家園,因此無須給予特別的保障 與管理,甚至視僑民為流亡的被驅逐者而已(Wang, 1981: 251)。然而待列強入 侵之後,清廷在面對歐洲國家宣稱對租界區的華人擁有管轄權之時,才驚覺有必 要重申對海外華人的管轄權力。換句話說,王賡武的研究指出了華人移民的身 分,不宜遠以「海外華人」視之,不論他們自身或中國政府都會隨著政治局勢的 不同而調整(Wang, 1981: 255)。作為王賡武的學生,費約翰進一步探討澳洲華 裔者的移民模式,發現儘管澳洲移民者在歸國比率上高過於歐洲移民,但是並非 因為華人落葉歸根的心態,而是對於歐洲人而言,澳洲與歐洲的距離太過遙遠,

使得歐洲移民人口返國的比率較低。再者,華人移民以男性居多,其目的也非為 了之後光榮返鄉,反而是為了獲得一定生活水準與安全保障之後,再將女性接過 來澳洲(Fitzgerald, 2007: 47-51)。

第二個例子是,王賡武在 1981 年出版的 Community and Nation, eassy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之中,他指出海外華人針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具有

一種兩難的情感,一方面海外華僑自詡為中國民族主義者,二方面卻又對中國的 政治運動抱持著疏離的態度(Wang: 1981: 255)。費約翰則看到華裔澳洲人對中 國革命的貢獻以及與澳洲、中國共享的情感,如他在 Big White Lie 中引述華裔澳 洲人 Vivian Chow,說明澳洲華人以同時身為中國人與澳洲人為榮。

可見,費約翰的理論正是王賡武南洋理論的繼承與深化。另外,透過與費約 翰的訪談可以發現南洋學的蛛絲馬跡。費約翰指出,真正影響他的中國史研究大 概有二,一是以人類學為方法的墨爾本學派,二是英國史學。雖然他沒有具體說 明這兩者究竟帶給他什麼影響,但是他特別標舉出了幾個激賞的墨爾本學派代表 人物:Greg Denning、Inga Cledinnen 以及 Rhys Issac。Denning 身為人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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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lendinnen 曾經受到 Denning 以及 Rhys Issac 的影響,前往 Princeton 大學接 受著名的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e 的指導。人類學的背景使得費約翰在《喚醒中 國》以及 Big White Lie 裡面,重新反思人類學的論述以說明身分認同的形成。此 外,費約翰相當讚賞的英國史學家 Arif Dirlik,同樣是人類學出身的 Dirlik 認為 中國早期知識份子有一種「全球意識」的觀點,8他們以一種選擇的方式接受馬 克思主義的詮釋,頗為費約翰所接受。

儘管如此,費約翰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與墨爾本學派之間還是有相當大的距 離,因為墨爾本學派的歷史對象主要是南洋群島的歷史,例如 Denning 在 Performance 之中,透過南洋歷史的研究,發展出人類學歷史(Anthropological

history)的概念。從 Denning 所代表的澳洲南洋歷史學之中,可以發現他與費約 翰共享的澳洲經驗。與美國漢學學者相較,Denning 把自己與西方傳統作出區別,

如他區分了南洋的自我認同與西方南洋史對於南洋的論述。這種方法學或許基於 殖民地澳洲自身的認同需要,在面對「傳統—現代」的歷史性問題時,Denning 直指這根本是西方人的問題意識,是透過「創造殖民地存在」的西方力量才使這 個「傳統—現代」的問題被提出。這種探究問題的「存在之可能性前提」,正是 費約翰在《喚醒中國》之中所要挖掘出的研究對象。

影響費約翰中國史研究的第二個來源,是英國史學。根據深度訪談,他聲稱 由於澳洲學界不像美國學界科際分明,因此澳洲的中國研究結合了許多歷史、文 化、社會等背景,而這種研究方法或許可說是受到英國史學影響,在訪談中,費 約翰表明:「英國史學研究非常具有深度(rich)」。根據英國史專家波考克(J. G..

A. Pocock)的研究指出,美國學者列文森的 traditional 所指的是一個狀態,

traditionalist 則說明了一種行動方式,所以表現出來像是傳統的,但其目的卻不

       

8  見《喚醒中國》頁數 361,註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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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統。這種概念廣被英國史學研究者認可,因為這種概念在同一種概念框架 下,透過不同的策略與行動而產生的多元性,正是英國史家們為了理解英國大英 國協(Commonwealth)而開展的方法。在《喚醒中國》中可以看出費約翰與列 文森分享一種共同的觀點,如列文森區辨 traditional 與 traditionalist 的史學方法,

使得政治行動者能夠透過共享的語言與形式,表達不同的思想與行動內容。費約 翰雖不曾在文中特別提及英國史學,在文中許多例子中表達一種「透過單一而創 造出來的多元」的形成過程,也就與英國史家共享了同樣的世界觀。

第五節  問題意識 

本文對費約翰的閱讀,儘量根據費約翰自己的文本來歸納閱讀的角度。在這 方面,費約翰對於中國人的主體性似乎尤其關注,不論是在澳洲的華裔中國人,

或是在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與革命黨人,這樣的主體意識相互穿透影響,時而個 體,時而集體,也引發費約翰對於中國人與華裔澳洲人主體性的關注,不但關注 集體的主體性有無獲得「喚醒」,也關切個別中國人的主體性能否獲得保障。本 文檢討的是,費約翰的主體性關懷如何和歐美流行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區隔或 銜接,如何與中國民族主體性的覺醒彼此對話。

(一)澳洲聯邦的民族建構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概念雖然從二十世紀才開始流行,但是 這種現象自古早已存在。自從二十世紀以來,由於資本主義的散播與科技的發 達,讓這些「四海為家」者成為「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這些移民者 往往被視為他者,並且由於差異性而容易激起本國人的反感(antipathy)。移民 者的歸屬感與忠誠感因為其認同趨於複雜而產生變化。相對於此,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則超越忠誠,暗示著能夠接受各種不同的人民。在擁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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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大城市中,移民者成為了文化的混血兒,他們必須適應、實踐、經歷這些 文化(Chan , 2005: 1-7)。

在這些跨國主義的大城市中,移民認同的雙重性(doubleness),不論是在經 濟貿易方面,或是在跨國文化、跨國理解當中,都相當有用。澳洲的中國人也不 例外,不過在十九、二十世初期,這些澳洲華人卻成為受到歧視的「黃禍」。在

「白澳政策」之下,中國移民者雖然無法取得公民身分,但是卻也因為澳洲社會 講求的平等與民主,因而親身經歷了這些西方價值。

當白澳政策落實在澳洲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時,費約翰透過在澳洲華人的經 歷,感受到了華人對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移情。當澳大利亞在 1901 終於脫離帝國,

建立一個獨立的澳大利亞聯邦時,華人也為澳洲聯邦的誕生而歡呼,但是相對於 此,也悲嘆中國的支離破碎。費約翰認為,華人為澳洲聯邦的誕生而歡呼,並非 為澳洲民族主義歡呼,而是種特別的情感。在費約翰敏銳的書寫裡,究竟他認為 澳洲的「白澳政策」對於澳洲華人與澳洲人民而言,開啟了什麼樣關於身份的意 義?在費約翰對於「白澳政策」的理解下,如何反射出他自己的身分意識?如何 與其學思歷程有所關聯?

(二) 現代中國與民族的建構

關於「現代」中國的起源,其中一些西方學者與日本學者均偏好認為西方是 中國轉變的契機。如受蔣廷黻影響的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中,便認為東亞國家在西方到來之前,他們的改變都

僅只於「傳統內的改變」(change within tradition)(費正清,1996)。然而,也有 許多學者並不認為「現代」是來自於西方的衝擊。如澳洲學者 C. P. Fitzgerald 在 其 The Horizon history of China 一書中,認為中國現代的建構,並不完全依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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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到來,畢竟中國的幅度太過廣大,而內部的紛歧又如此繁多,因此不必誇大 西方對中國的影響(Fitzgerald , 1969)。另如美國學者柯保安(Cohen)與日本學 者溝口雄三也有類似看法。費約翰對於中國的現代性也多所著墨,他究竟是如何 來看待中國現代性的轉變呢?

在東方與西方文明接觸的情形下,費約翰透過平鋪直敘,以旁觀第三者的角 度,寫出西方對於中國的喚醒作用,以及中國自己的「喚醒」與「被喚醒」。在 他所描述的「被喚醒」與「喚醒」的過程中,西方論者看待中國的方式引導中國 知識界學會用西方的眼光,來審視中國自己的「錯誤」。值得探討的是,在這樣 一個知識界努力喚醒中國的敘事下,費約翰是否假定被喚醒的,是原來就已經存 在的中國,還是一個因應當下政治需要所建構的中國?喚醒中國的主體最終是來 自西方,或是中國知識界自己?在費約翰的文本中,有沒有既有的歐洲中心的觀 點,或是一種從東方歷史文化傳承中汲取的觀點,或是有一種特殊的出自澳洲華 裔的「南方」觀點呢?

除了探討中國現代性的轉變之外,許多中國學專家也研究中國民族的建構過 程。新一代的中國學專家從許多不同的角度、方法來檢視中國民族的建構。而費 約翰也看到中國從兩千多年的帝國,突然轉變成現代民族國家,面對這樣的情 勢,中國知識份子如何建構出其歷史的連續性,成為當代中國主要問題。他又是 如何來看待中國民族認同建構的過程呢?

(三)費約翰的研究架構

處在十九世紀末連結二十世紀初的國際趨勢是一段國家封閉的年代,中國與 澳大利亞同時先後建立民族國家,費約翰對於這段歷史的重視,說明了他對於當 前中國與澳洲的觀點,必須奠基在歷史過程之中。究竟費約翰是否有一種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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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架構,反映出澳洲作為一個太平洋權力的國際位置,形成一種不同於西 方與東方的「南方觀點」來探討這個時期的民族建構過程?

第六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中國」一詞能夠以許多方式來解讀,可以意味著是一個地理上的實體、一 個國家、一段歷史、一個社會、一群人民等(Mackerras, 1991: 4)。不同世紀的 西方作家對於中國的想像經常有所差異,除了受到科技發展的影響之外,各個時 代的時代精神與政治強權,也傾向於根據自己的需要建構中國的知識與想像。不 可諱言的,當代對於中國的知識與想像,大部份是來自於美國知識界。而澳洲充 其量只是一個區域性強權,影響所及,澳洲各界對於中國的想像,難以避免與一 個南太平洋的區域利益以及一個中型國家的權力息息相關。費約翰的作品有沒有 反應這樣的位置,或因為這樣的位置而開展出與中國特別的關係,是判斷存不存 在一種「南方」或澳洲中心觀點的「中國」。

本文第二章著墨於費約翰對中國與澳洲主體建構過程的研究。在十九世紀初 期,中國與澳洲先後建立民族國家,兩者採取不同的策略以形塑民族意識。第一 節探討中國形塑民族意識的策略,費約翰認為「喚醒」作為一種象徵,提供了中 國民族意識覺醒的語言,因而使中國革命運動成為可能;第二節探討澳大利亞形 塑民族意識的策略,費約翰認為「白澳政策」反映的不是表面上的文化或種族衝 突,而是一種來自身分認同的焦慮感,因此,在澳大利亞聯邦的建國過程中才會 產生「白澳政策」,掩飾澳洲白種人對於己身認同的不確定之感。不論是在「喚 醒」中國或澳洲「白澳政策」下,都反映著中國與澳大利亞身分認同的重新建構。

第三章勾勒出在中國與澳大利亞重新形塑民族意識的過程中,費約翰看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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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價值的爭辯與主體建構的障礙,這些障礙與價值如何獲得解決與調合是本章的 重心。第一節著重於中國受到西方的衝擊下,中國知識份子所做出來的反應,在 哲學上如康有為與梁啟超轉變儒家的倫理內涵,企圖使儒家成為建構民族國家的 基礎。在政治上,如孫中山與陳炯明的政治鬥爭,企圖以新的政治語言掩蓋不同 的政治選擇,前者主張中央集權;後者主張聯邦主義。第二節描繪出澳洲對於華 人的文化論述,這些文化論述認為華人的文化根源為中國,而中國的文化特徵就 是奴性、階層、自私,因此澳洲價值無法與華人相容。費約翰認為澳洲利用排華 的文化論述,形塑出澳洲的身分認同,但也揭露了澳洲建國初期身分認同的焦慮。

第四章承續上一章的主體建構過程,說明政治主體的範圍選定與政治選擇的 關係。第一節從對費約翰的閱讀裡,將焦點放置在語言與政治的關係。9第二節 說明中國政黨國家的形成過程,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第三節說明共 產黨如何利用政治語言將國民革命擴大至社會革命。第四節說明費約翰的筆下,

中國赤化與白澳政策之間的聯繫,反映出他對於「人」的重視。

本篇的研究架構根據費約翰的作品旨趣,由三個方面同時進行,一方面藉由

「白澳政策」下的文化論述,找出澳洲民族的想像。一方面是藉由「喚醒」處理 中國對於民族的想像。最後,從費約翰本身學術背景,來分析費約翰對於中國與 澳洲的見解。以下寫作將包括對費約翰進行通信或面對面的實際訪談,並通過他 對澳洲中國學發展的趨勢來界定他自己的位置,從而有助於理解他如何達成對於

「中國」的論述。本文最後將總結前幾章關於費約翰的中國人與華裔澳洲人研 究,企圖提出費約翰對於中國研究的架構,透過澳洲中國學的發展進程,挖掘費 約翰對於中國與澳洲以及華裔澳洲人身分意識下的假設。

       

9 費約翰對於語言的重視或許是受到人類學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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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澳民族意識的建構 

將一位中國人送到美國,他會試圖成為一位壟斷商,

因為在他眼前是要做有野心的人的模範;把一位中國人送 到英屬新加坡,他會成為一位承包商;把一位中國人送到 澳洲,他會成為勞工領袖,將工人推往理想天堂。

---Vivian Chow

從十九世紀開始,帝國與王朝面臨崩解的危機,使得國際關係史上重新發展 出民族國家的新世界秩序。隨著西方殖民國的歷史發展,民族主義的潮流也逐漸 在非西方國家散播開來。在國際秩序轉換的過程中,澳大利亞與中國也建立起自 身的民族國家,宣稱國家主權的獨立與平等。然而在國族建構的過程中,費約翰 重新省視民族國家對於中國與澳大利亞的意義,費約翰的人種學背景讓他在探討 近代中國與澳洲的認同建構時,重新對於科學的人種學進行反思,人種學以一種 科學的形式現身,但卻反而更加遮蔽了華裔澳洲人與中國人的真實面貌,從而使 得澳洲歷史無法接納華人與中國原本就是一個澳洲內部的存在。以下將在第一節 初步探討澳洲民族意識的建構,第二節探討中國民族建構的意識,並以中國與澳 大利亞互為主體性的民族建構過程作為本章的小結。

第一節  澳洲民族的想像­­­文化論述與人種學 

一、澳大利亞排華背景

1788 年,英國派出由菲利浦提督(Arthur Phillip)率領的第一艦隊,載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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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移民抵達澳洲,罪犯及軍人構成了澳洲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員。在大英帝國 的統治下,澳大利亞於是成為大英國協的殖民地。在殖民統治的歷史經驗下,澳 大利亞對殖民母國的心態可以說是推崇卻又相形自卑,這使得他們早年不斷的在 尋求英國的認同,並強調以身為不列顛人的身份為榮。10

1841 年澳洲維多利亞發現金礦,1845 年巴勒拉(Ballarat)與本迪哥(Bendigo)

也陸續發現金礦(袁中明,1965:183)。1851 年消息傳出後,歐洲人與中國人 紛紛前往澳洲,引起一股「新金山」的掏金熱潮。但由於中國移民遷入的數量以 及 速 度 , 讓 人 口 稀 少 的 澳 大 利 亞 感 受 到 相 當 大 的 衝 擊 , 1857 年 在 勃 蘭 崗

(Burrangong)的勃克蘭河(Buckland River)礦區邊,華人與當地發生了規模較 大的衝突。次年,從澳大利亞聯邦之父亨利帕克斯(Sir Henry Parkes, 1815-1899)

開始,11主張大英國協對於亞洲移民不應漠視,認為中國的移民對於澳洲而言是 個強大的威脅,或許會讓澳洲將成為亞洲下一個「殖民地」(Dalrymple, 2003:

4-6)。

值得注意的是,費約翰提到在 1850 年之前,澳洲人對於中國移民並不感到 特別焦慮,澳洲人對於華人的態度起初是感到好奇的,12而華人在澳洲也相當自 在(Fitzgerald, 2007: 237),他們學習澳洲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澳洲倡導的平等價 值。也就是說,在 1850 年後澳洲人產生的焦慮,以及對於華裔澳洲人的論述,

可以視為主體意識形成的開端。文獻顯示 1855 年澳洲維多利亞首次出現了限制 華人法案,在往後二十年間,澳洲華人地位每況愈下(袁中明,1965:169),待 不下去的華人便回到中國,留在澳洲的華人便進行抵抗。1840~1850 年來,澳洲        

10 感謝曾彥中的整理。

11 參考自 A. W. Martin, “Parkes, Sir Henry (1815 - 1896)”,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Volume 5,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99-406 :

http://www.adb.online.anu.edu.au/biogs/A050455b.htm

12 Andrew Markus 也提到,1850 之前澳洲人對於中國人的心態是好奇多過於敵視,他們對於中 國人的習俗感到興趣並企圖去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Markus, 1979: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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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各邦的自治呼聲漸高,甚至與大英國協發生衝突。1880 年以後,澳洲統一 運動開始醞釀,提倡最力者當推亨利帕克斯、狄京(A. Deakin )、巴頓(E.

Baton)、京士頓(C.Kingston)(袁中明,1965:39)。十九世紀末,由於國際情 勢的變化,德國與日本逐漸強大,使得英國對澳政策改變,加上澳洲內部各種勢 力的妥協,澳大利亞聯邦在 1901 年正式誕生。在總理巴頓(Sir Edmund Barton, 1901-1903)的「白澳政策」原則帶領下,幾乎所有澳洲國會議員都同意維持一 個「白種人的澳大利亞」,並通過了「1901 年限制移民法案」,規定有色人種入 境必須受到嚴格管制,以及通過語言測驗。13

十九世紀中國移民是個普遍的世界現象,對於中國移民的限制也是個普遍現 象,美國在 1882 年國會通過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加拿大在 1885 年以人頭稅(poll tax)限制華人,隨後在 1923 年禁止華人進入加國(Fitzgerald, 2007: 2-3)。相對於這些國家,澳洲聯邦從來沒有特別只針對華人做出移民限制。

因此費約翰認為澳洲移民政策與這些國家最大的不同在於,澳洲是在建立身分認 同的過程中,針對亞洲移民做出限制,就像是華裔澳洲人在差異中,形塑出自己 的身分認同一樣(2007: 2-3)。換句話說,澳洲聯邦的成立需要藉由「白澳政策」

的實行,從而保障了對身分的自信,而華裔澳洲人在「白澳政策」下也形塑出身 分認同,希望中國得以轉型為民族國家。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國與澳洲先後建立民族國家的時期,對於費約 翰而言,重要的是身分認同的議題,而「種族」歧視的視野不足以看到澳大利亞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的遠景,也就是說,澳洲的「白澳政策」不只是排華而已,其 目的在於彰顯澳大利亞國協已經不同於以往英國殖民下的澳洲,因此企圖以歧視 華人的方法,展現作為獨立國家的主權權利。澳大利亞在民族建構的過程中同時        

13 楊進發《新金山》提及,在安排任何人接受測驗以前,主考官要相信應考者不會通過考試,

嚴格的澳洲行政,使有色人種不可能進入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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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身分認同,這才是費約翰認為「白澳政策」最為特別的地方。因此,他從身 分認同的角度重新切入,探討「白澳政策」下白人對於華人的心理陰影,以及華 裔澳洲人在排華的環境下所做出的努力。

二、澳洲文化論述與人種學

澳大利亞作為一個新興移民國家,身分認同難免出現焦慮之感。費約翰指出 澳洲聯邦建國初期,不是以「種族主義」作為排斥華人的語言,而是以「文化論 述」作為排華的基礎,以表示澳洲的排華態度是理性的證明。如 1920 年代,他 引述 Myra Willard 認為中國人必須被驅逐的原因,是因為澳洲民族價值與中國價 值不能相容。又如 1970 年代,他引述 Charles Price 以文化衝突論述為主,中國 被描繪為古老、東方、穩定的文明,澳洲則被形容為求變與好奇。直到 1979 年 Andrew Markus 才又重省文化衝突的論述,認為這些論述作為一種文化主義

(culturalism),只不過是種族主義的另一種形式,其與種族主義的功能相互一 致。直到 1984 年,Jennifer Cushman 的文章,才開始逐漸對於澳洲華人社群有正 面的態度,而費約翰也受到 Cushman 以來對於華人觀點的影響,在 Big White Lie 中的首頁,他寫道:「此書是為了紀念 Cushman(1934-2006)」。

從 Cushman 的反思,費約翰指出,十九、二十世紀澳洲對於中國與中國人 的論述,大部分來自於文化方面的描繪,而非「真正的」(Authentic)中澳關係 接觸,從 1903 年 G. Lowes Dickinso 以來,直到 1960 年 JA Makepeace 所描繪的 中國都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時間的概念,也就是說相對於西方的改變,中國 是一種不會變動的文明(2007: 18-19)。巧合的是,費約翰觀察到在同樣的時期,

中國也出現西方人種學的文本,如沈從文《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以外國的人種 學研究反思中國人特質。關於中國人種學發展背景於下一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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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西方人種學的發展影響了澳洲對於中國的觀點,費約翰指出澳洲文化衝 突的敘事在 1880-1960 年期間成為澳洲排斥華人的主流,在 1970 年代後才有少 數種族主義的敘事,以支持這種文化論述,如「澳洲是文明衝突的中心,一方面 是來自於停滯帝國的奴隸、依賴、層級的人民;一方面是來自於對抗歐洲暴政的 愛國、平等、個人主義的白人拓荒者」(2007: viii、220)。費約翰指出這種文化 衝突的論述可以追朔至大英國協的統治歷史以及中國移民所處的苛刻條件,14使 得澳洲人種學反而成為支持文化衝突論述的基礎。費約翰指出這種文化論述指向 的不只是中國以及華裔澳洲人,事實上指向的是澳洲民族的想像。當時的澳洲人 認為,澳洲作為一個平等、自由、博愛的國家,卻存在著一群來自「停滯帝國」

的華裔,他們依賴、奴性、階層的特性,根本不配擁有與澳洲人同樣享受這些權 利的機會。15儘管這些澳洲人種學以及文化論述有某些粗略的觀察,但是他認為 這些事實上是種欺騙,畢竟中國人在澳洲不是奴隸、也非契約奴隸(indenture slaves)、也非無法理解澳洲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與西方精神(2007: 5-8)。16

為了探究這些文化論述的背景,費約翰從歷史中發現,自 1770 年澳洲殖民 地成立以來,「奴隸」比喻指的是澳大利亞本身,直到 1778 年澳洲解放運動,澳 洲歷經 17 年努力掙脫奴隸的地位。故澳洲對於華裔澳洲人的「奴隸」比喻,其 實反映出澳洲害怕再度成為「奴隸」,以及澳洲不願承認的歷史。因此,費約翰 指出澳洲對於中國的文化論述,就像是澳洲努力在掙脫的過去一樣,換言之,澳 洲利用華人,將其視為是過去異己的想像,將華人定位在奴隸的身分認同中,以 區別澳洲的自主性,但卻也因此使得澳洲的認同與華人脫離不了關係。對於費約        

14 華人在澳洲的勞工制度主要包括「契約勞工制」(indentured labour)與「賒票制」(credit-ticket system)兩種,澳洲對於華人的想像也來自於華人在澳洲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華人職業。

15 Russel Ward 認為在掏金熱之前,澳洲人民沒有種族歧視的感覺,因為澳洲價值中的平等使得 澳洲人民認為不應存在種族歧視(Markus 235)。

16 對於費約翰而言,契約勞工是歐洲殖民的結果,而非反映中國的價值,而且事實上在澳洲,

中國的契約勞工人數相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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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而言,澳洲為了建立起澳大利亞聯邦,將中國以及華裔澳洲人共同捲入澳洲民 族主義的想像,並使中國以及華裔澳洲人成為「奴隸」話語的主要對象。事實上,

澳洲藉由「奴隸」話語描寫中國,來自於中澳之間政治與社會之間的衝突,而非 來自於真正的理解與接觸(2007: 9)。 巧合的是,在同一時期,中國民族主義者 也將中國自身描述為「奴隸」。17

費約翰強調在身分認同的重新建構中,不論是澳洲或中國境內,「奴隸」與

「恥辱」的比喻,其背後蘊藏的都是人類的「尊嚴」,而有尊嚴才會有認同的渴 望(2006: 93-114)。換言之,「奴隸」與「恥辱」本身作為政治解放的語言,目 的是要讓人理解什麼是奴隸、恥辱以遠離這種負面的形象,並渴望獲得他人的承 認(Fitzgerald, 2007: 10)。費約翰認為這在中國與在澳洲是同樣的道理,就像毛 澤東的中國與白澳政策的澳洲,同樣都是渴望獲得承認的表現(2007: 11)。

不可否認的是,澳洲對於華人的奴隸論述也來自於某些澳洲經驗上的觀察,

在十九世紀的移民潮裡,由於英國自由貿易的需要,澳洲的罪犯不足以承擔澳洲 的勞工數量,華人移民因此取代了原先囚犯的工作,在「契約勞工制」(indentured labour)與「賒票制」(credit-ticket system)下,華人與華裔商人簽訂契約來到澳 洲工作,表現出互助、互惠、互愛的精神,並且在澳洲建立共濟會,協助華人在 澳洲的困境。然而,澳洲卻將華人甘願受苦的價值歸因於中國的奴性文化。對於 費約翰而言,中國受到不平等對待並非源自於中國文化價值,而是源自大英國協 的殖民政策,而華人勞工反映的是來自於儒家文化中的不同價值( 2007: 8)。

在澳洲多元種族的國家裡,「白澳政策」起源於對於非歐洲人的害怕,也起 源於澳洲人對於自身的保護(Markus, 1979: xv)。儘管 70 年代以來,文化多元主        

17 梁啟超、老舍、毛澤東等人不一而足皆將中國人民比喻為奴隸。關於奴隸的比喻,將於下一 節的西方人種學有較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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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訴求甚囂塵上,然而白澳政策的痕跡仍然存在,如費約翰提到 2004 年 Keith Windschuttle,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仍然以文化衝突為由防衛白澳政策的正 當性。另外,2004 年,澳洲教育部長 Brendan Nelson 警告:「如果人們不想成為 澳洲人,不想以澳洲價值來生活,便可以將他們趕出去。」(Fitzgerald, 2007: 26)。 在澳洲日常生活中,白人還是以澳洲人稱呼自己,華裔澳洲人還是以中國人稱呼 自己。故費約翰認為要挑戰這樣的界線唯有證明中國人也是澳洲人,如此一來,

排華態度就不再是排華,反而是在反對澳洲人自身的價值( 2007: 5)。

費約翰暗示澳大利亞將華裔澳洲人以及中國視為澳洲的過去,實際上隱含了 澳大利亞的身分建構無法輕易與華人的身分建構分開。18費約翰指出,白澳政策 原本不針對華人,其主要目的只是種族淨化,企圖建立新的澳洲聯邦,展現作為 民族國家的主權權力,因此利用西方人種學與文化論述作為建立身分認同的策 略。而針對華人的文化論述主要來自於,澳洲需要一個異己做為建立自我的對 照,華人恰好是最適當的異己,因為對於澳洲人而言,華人特徵在於不平等、專 制與奴性。這些特徵恰好是過去大英國協統治下的澳洲本身反映,華人也因此成 為澳洲建構身分認同的必須。

費約翰認識到白澳政策的論述只不過是澳洲人對於己身的欺騙,因為華人從        

18 或許在此,我們可以將日本與澳洲的中國研究做粗略的比較,日本知識界在明治維新之前,

對於中華文化抱持著崇敬之情,承認中國為當時最進步的國家,大規模的學習與模仿中華文化,

使得日本社會各階層對於中國有著崇外的情感。十九世紀末期,中國受到西方挑戰,西方建構出

「進步/停滯」的二元話語,導致中國成為西方眼中的野蠻之邦。日本一方面必須處理自己成為落 後的東方,一方面必須處理中日關係的窘境,因此將中國視為「他者」,以成就自身的認同。然 而,現代化的日本仍然不被西方所接受,因而重回亞洲,企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選擇「興亞」

作為方法與西方競爭。換言之,日本無法拋棄中國,並且將中國涵蓋為日本的一部分,「大東亞」

的概念也因此產生,亞洲成為日本的亞洲。日本知識界對中國他者認識便從「日本不是中國」演 變為「日本比中國更接近西方」,再到最後目標「日本必須改造中國」。澳洲面臨民族建構的困境,

在策略的選擇上變成排斥華人,澳洲為了脫離過去而產生的排華政策,成為建立一個新澳大利亞 的手段。在這種意義上,白澳政策或許是另一種類似於日本「脫亞入歐」的策略,日本努力的擺 脫學習中國的過去,澳洲努力的把華人作為過去的論述。關於日本與澳洲中國學比較學有待爾後 的研究。關於日本的部分,參考李靜旻,2007,《一個中國,兩種威脅》,國立台灣大學政治所碩 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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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是澳洲眼中的華人。相反的,華裔澳洲人學習與擁抱的價值,與澳洲自由、

平等、博愛的價值相互一致(2007: 35-36),也因此華裔澳洲人揭露出澳大利亞 聯邦反抗的其實不是華人本身的文化價值,反而是反抗過去舊有的澳大利亞

(Fitzgerald, 2007: 22),然卻以排華政策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將華人作為澳洲異 己的同時,澳洲無須掙扎於拋棄傳統與文明之間,英國文明對其而言仍是進步、

值得模仿的對象,而拋棄的過去則成為不平等與奴性的中國特徵。

當二十世紀澳大利亞呼籲「澳洲是白種人的澳洲」時,費約翰指出華人作為 澳洲歷史建構的一部分,然而卻被普遍排斥在澳洲歷史之外,揭露了澳洲認同的 焦慮感。在文本中,費約翰指出華裔澳洲人本身就是澳洲歷史的一部分,而非在 多元文化政策下,華人才成為澳洲人的一份子。費約翰企圖揭開「民族」想像的 面紗,以歷史的角度重新打開民族邊界的限制,將華人社群的地位重新放置在澳 洲主流歷史當中。在此,費約翰提供進一步的思考,認為華裔澳洲人也是澳洲人,

從費約翰的觀點中,可以看出費約翰眼中的華人,似乎反映出 Henry Chen 提倡 的主張,認為中國歷史應同時是澳洲與中國共享的歷史研究。

第二節  中國民族的想像­­­西方的人種學 

從上述看來,費約翰認為澳洲對於華裔澳洲人的想像,一方面揭露出澳洲身 分認同的懷疑,一方面藉由擺脫中國的負面形象,建立新的澳洲聯邦。同樣,再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也面臨身分認同建構的困境,然而不同於澳洲 建國的身分策略,中國在建構身分的過程中,一方面將自身的傳統文化視為排斥 的對象,一方面學習西方價值與文化。使得中國知識份子必須在傳統與西方之間 另尋出路,而「喚醒」的比喻則提供了建立「新中國」(New China)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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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喚醒」的比喻 

費約翰筆下的「喚醒」,一方面作為一種政治理想,提供近代中國的政治家 尋找新的中國政治主體來對抗西方;二方面,「喚醒」作為一種達到政治理想之 前的政治過程,政治家們得透過種種不同的政治動員手段,好讓中國的「喚醒」

得以實現。對於費約翰而言,「喚醒」概念決定了近代中國最根本的政治主體的 樣態,也就是一種處在「喚醒」時間觀之下的「歷史主體」(historical subject),

亦即中國知識份子心目中的理想共同體(ideal of communities)。 19

(一)喚醒什麼?

在費約翰的筆下,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民族。清末民初知識份子建構民族主 義的想像時,傳統儒家內涵已經無法滿足民族主義的需求,政治行為者必須另外 尋找新的語言,以提供政治行動的基礎。在中國,這個語言與西方不謀而合,都 稱之為「喚醒」。不同的是,前者的「喚醒」對象為自身;後者的「喚醒」對象 為他者,但兩者皆指向失去主體性的「沉睡」者,認為需要靠已覺醒的主體加以

「喚醒」。20費約翰將焦點放在「喚醒」語境中,其作為民族國家建構的語言,

反映出來的是一種反西方的論述力量,以及中國自身意識到的主體性,並點出「喚 醒」的主體必須來自於中國人自身。儘管「喚醒」的比喻來自於歐洲,但也同時 提供了中國改變的動機、比喻以及技術(Fitzgerald, 1996: 40)。「喚醒」一方面說 明中國受到西方的衝擊;二方面說明中國喚醒後將超越西方;三方面說明時間觀 念的改變;四方面說明中國需要一位像拿破崙的偉大領袖;五方面說明國民黨將 以「指導」的方式進行「喚醒」。

       

19  費約翰所指的並非有一種具體的理想,而是意味著「中國」在知識份子心目中的想像,在此 種定義下,也就使得理想共同體擁有不同的展現形式,其目的在於與西方競爭。 

20 費約翰提到「喚醒」的比喻來自於西方的啟蒙,在拿破崙征服歐洲之後,「喚醒」意味著解放 其他歐洲君主制國家體系。隨著歷史的過程,「喚醒」又以其他型態出現,意味著西方必須喚醒 無法防衛自身主權的人民;或者原始與非理性的人民;或者區分不同的民族。「喚醒」包涵著西 方普遍的理想,如啟蒙、進步、科學、個人的自主性、自我實現、國族統一與主權獨立(1996, 40-4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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