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亞太各國由於歷史、地緣與文化因素，向來都與中國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隨著 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上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崛起似乎為許多國 家帶來研究中國的動機。近代中國的研究在許多亞太國家都引成迴響，不同的國 家、學者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對於「中國」是什麼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釋。早先 黑格爾「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以及赫德「防腐的木乃伊」（embalmed mummy）的負面印象（ Mackerras, 1991: 110-115），也隨著近年對中國的認識逐 漸增加，而有愈來愈多傾向正面的轉變。

二十世紀中後期，澳大利亞便興起了眾所矚目的中國熱，許多學者開始專門研究

「中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出版的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5 年後改為 The China Journal）是國際上最受歡迎的中國研究期刊之一。然而，炙 熱中的澳洲中國學與澳洲對中國的不確定感，至今沒有充分的整理與介紹。則探 討澳洲中國學專家自己的知識成長經驗，自為增進我們對於澳洲的中國認識所不 可或缺的起點。澳洲有沒有與其他中國研究社群不同的問題意識，¹其中國學的 參照點是否因為澳洲的歷史與地理環境、澳洲與中國的關係、澳洲知識界自身的 判斷抉擇等等因素，而發展出具有特色的內涵？這些問題的探究是充分理解澳 洲、澳洲中國學、澳中關係與中國的重要任務。

1  如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大部分的問題意識來自於日本認同的不確定性。如福澤諭吉提倡的脫亞 入歐；白鳥庫吉代表東京學派的東洋史學，建立科學的普遍性，解構中國的古代三賢堯、舜、禹，

強調日本比西方更能理解中國，進而超越歐洲。津田左右吉身為白鳥的學生，藉由對記紀的批判 把日本文化從「漢文化圈」剝離出來，建立獨特的「日本文化」形象。又如竹內好，他希望現代 東方所形成的普遍原理，是能超越和克服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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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以下選擇澳洲中國學專家費約翰（John Fitzgerald, 1951-），²作為窺視澳 洲中國學視野的一個起點，選擇費約翰並不是認為他代表了澳洲中國學，而是因 為他在澳洲中國學界很醒目，著作受到重視，且在國際中國學界很活躍，並跨足 學界與實務界。有興趣的讀者大可選擇其它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學家，比如在澳洲 自身關切少數民族的背景下專研中國民族問題的馬克林（Colin Mackerras）、從 美國移民到澳洲的資深中國問題專家范乃思（Peter Van Ness）、主張中國應該像 一 塊 如 歐 洲 或 澳 洲 大 陸 那 樣 分 成 各 具 特 色 的 區 域 來 研 究 的 戈 德 曼 （ David Goodman）、在澳洲出身成長後移往印度主持國際知名的中國研究所的胡佩霞

（Patricia Uberoi）。這些許許多多在澳洲中國學界發展的人物，他們各自的成長 經歷共同構成世界中國學裡的澳洲特性。本文旨在藉用費約翰的研究呈現澳洲中 國研究已經具體發展出的一種可能性。

費約翰身為新一代重要的澳洲中國學者，近年在國際上的聲譽也愈來愈高

（何培忠，2006：362）。透過訪談得知他於 1976 年畢業於雪梨大學，並在隨後 幾年曾經參與過中澳學生交換計劃，親自來到中國研究歷史。1983 年於王賡武

（Wang Gungwu）教授的指導下，在澳洲國家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並於同年在澳 洲國立大學的當代中國中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of the ANU）展開工作 生涯。1985 年與夫人安東籬（Antonia Finnane）共同申請到墨爾本大學的歷史系 任教。1988 年在威斯康辛大學的麥迪遜分校拿到傅爾布萊特（Fulbright）博士後 獎學金。1991 年在澳洲國會擔任顧問為時一年。隔年他加入拉特比（La Trobe University）大學政治系。1995 年被任命為亞洲研究的創辦教授。³2008 年後被邀 請到北京的福特基金會工作，擔任駐北京首席代表。他不僅對於中國的文化、倫 理、文學、歷史、政治有著深刻瞭解，也在 2002 年為澳洲亞洲研究協會（Asian        

2 參考網址：http://news.eastday.com/epublish/big5/special/class000000148/1/hwz52463.htm 3 參考自 La Trobe University：http://www.latrobe.edu.au/socsci/staff/fitzgerald/fitzgeral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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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編撰《最大化澳洲的亞洲知識》（Maximizing Australia's Asia Knowledge: repositioning and renewal of a national asset），其中提到 許多當前亞洲的主要結構、發生的現象、主要趨勢等，並提倡澳洲人民多加理解 亞洲。

雖然當前關於中國民族主義、建國的歷史、民主、人權、等學術作品已經不 佔少數，對於「中國」這個概念也開展出了許多不同理解的方式，然而在這些作 品當中，主要的前提無非仍是號稱為普世的自由主義或現代化線性史觀，或揭露 特殊性的「東方」集體主義或民族主義觀點居多。澳洲學者費約翰從移民身份與 民族意識的連結出發，則是從澳洲看到中國知識份子與華裔澳洲人「喚醒」了中 國的能動性，故既不純然是東方的民族主義反帝史觀，也不照單全收普世的自由 主義或現代化史觀，這是否算是某種來自於「南方」的觀點，有沒有這樣一種南 方的可能性，能在看待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民主時，同時回應了「西方」或「東方」

的觀點？

然而，從費約翰的 Awakening China、Big White Lie 以及其他文章之中，並不 足以直接觀察到在他的看法中是否暗含著一種以「南方」為中心的中國學。則從 費約翰的中國學研究管窺澳洲的中國認識，尋找某種澳洲中心的知識可能性，其 正當性何在？從與費約翰的訪談中，或許可以找出一些端倪。費約翰自己認為，

他真正的貢獻在於指出「中國革命最大的衝突在於國民黨、共產黨與中國舊社會 之間的衝突」。這個概念上的突破，針對著 50 年代以來「只看到國民黨與共產黨 之間鬥爭」的國民黨研究。可見，費約翰所指的國民黨研究不全然以澳洲學界的 研究成果為對話，反而是美國為中心的中國學研究。首先，在 Awakening China 以及其他文章之中，費約翰對中國的詮釋主要是透過第一手的中國文獻閱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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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利用了一些 Ernest Geller 的民族主義研究，甚至一些激進的批判理論，⁴然其 作用頂多只是支持自己的論點，而非理論基礎。然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卻一直是費約翰援引或批判的對象。易勞 逸為美國重要的中國歷史專家孔飛力的學生，而孔飛力又師承於二次戰後美國中 國學開山祖費正清。另外，同屬於哈佛學派的列文森，同樣師承於費正清並影響 了杜贊奇。也就是說，費約翰的對話對象其實是美國的中國學界。第二，費約翰 在訪談中透露出受到美國學界圈內的承認，並且也為此感到自豪：「人們承認這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貢 獻 。 JAS 期 刊 也 登 出 了 我 的 文 章 ， 叫 做 “Misconceived Revolution”。JAS 是當時美國最有影響的雜誌」。

在此，無法以有限的篇幅說明美國中國學學術界，關於國民黨以及革命的研 究，在多大程度上被費約翰修正。但可推測的是，費約翰自己在意識上沒有明確 的自外於美國學界，然而他也不覺得自己的研究屬於一種新的「南方中國觀」。

因此本論文所要找尋的，就是在處境中行動者（在此為費約翰）自身沒有意識到 的一個研究位置或研究議程。換句話說，本論文的研究意義是透過對費約翰進行 提問與閱讀，來創造針對研究者的意義：找出一個研究中國的不同位置。也就是 從費約翰的文本中，反省西方觀點的假設，嘗試擺脫「以西方（戰後美國中國學）

看中國框架」的初步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