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使利用了一些 Ernest Geller 的民族主義研究，甚至一些激進的批判理論，⁴然其 作用頂多只是支持自己的論點，而非理論基礎。然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易勞逸（Lloyd E. Eastman）、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卻一直是費約翰援引或批判的對象。易勞 逸為美國重要的中國歷史專家孔飛力的學生，而孔飛力又師承於二次戰後美國中 國學開山祖費正清。另外，同屬於哈佛學派的列文森，同樣師承於費正清並影響 了杜贊奇。也就是說，費約翰的對話對象其實是美國的中國學界。第二，費約翰 在訪談中透露出受到美國學界圈內的承認，並且也為此感到自豪：「人們承認這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貢 獻 。 JAS 期 刊 也 登 出 了 我 的 文 章 ， 叫 做 “Misconceived Revolution”。JAS 是當時美國最有影響的雜誌」。

在此，無法以有限的篇幅說明美國中國學學術界，關於國民黨以及革命的研 究，在多大程度上被費約翰修正。但可推測的是，費約翰自己在意識上沒有明確 的自外於美國學界，然而他也不覺得自己的研究屬於一種新的「南方中國觀」。

因此本論文所要找尋的，就是在處境中行動者（在此為費約翰）自身沒有意識到 的一個研究位置或研究議程。換句話說，本論文的研究意義是透過對費約翰進行 提問與閱讀，來創造針對研究者的意義：找出一個研究中國的不同位置。也就是 從費約翰的文本中，反省西方觀點的假設，嘗試擺脫「以西方（戰後美國中國學）

看中國框架」的初步結果。

第二節  研究背景 

澳洲的現代歷史大約起源於 1788 年。從一開始，「脆弱性」（Vulnerability）

便成為澳洲面對世界的一種主要態度。澳大利亞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國家，「脆弱        

4  如傅柯（Michel Foucault）、鄂蘭（Hannah Arendt）、阿圖色（Louis Althuss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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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方面來自於害怕海外攻擊的可能性，一方面來自於其人口的稀少薄弱，再 加上澳洲的地緣位置遠離歐洲大陸，因此無法避免亞洲的影響力，同時也產生澳 洲對於亞洲的焦慮感。亞洲的人口以及亞洲新興國家的崛起，更讓澳洲想像出亞 洲對其覬覦的恐懼感。如今這種根植於歷史上的「脆弱性」儘管在形式上發生了 改變，但似乎繼續深植於當前澳洲的對外態度與外交政策上（Dalrymple, 2003:

4-6）。

處於南半球的澳大利亞，一方面曾經歷過大英帝國近百年的統治，作為一個 主要由西方移民墾殖的前殖民地，讓澳大利亞有著與西方脈絡下相同的文化背 景，加上對其本身「脆弱性」的想像，因此長久以來與英美兩國的關係相當友好。

但是又由於位處亞太位置上，使得澳洲各界經常自認不完全屬於西方。例如，自 從基廷總理（Paul Keating, 1991-1996）上任以來，不斷想要融近亞洲世界，「成 為亞太平洋的國家之一」（Dalrymple, 2003: 97-98），於是澳洲內部產生澳洲是否 是亞洲一部分的爭論。另一方面，隨著二十世紀的移民潮、政治、經濟的連繫，

澳大利亞也無法避免與中國有著頻繁的接觸，但是由於有著西方的文化，使得他 們也不屬於東方的文化背景。例如，澳洲外交部長杜拿（Alexander Downer）便 曾批評基廷過於急著想要融入亞洲。

回溯澳洲與中國接觸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中澳從十九世紀便有官方接觸。

1842 年中國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後，原先不被清朝政府承認的海外活動，

在與非天下體系的世界接觸後，無法再被當政者忽略（Wang, 1981: 121）。當時 的百姓為了謀取生計，即使對海外的模糊印象已足以促使社會低層的人民前往海 外發展，其中又以舊金山的淘金熱吸引了最大規模的中國人。跟隨舊金山的腳 步，澳大利亞成為中國人淘金的第二大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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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 年澳大利亞「新金山」出現後，廣大的中國人民前往開墾、發展，其 中也有許多華人從此在澳大利亞定居下來。相對於澳洲人民的稀少，華人的移民 人口數量對於澳大利亞造成巨大的影響，更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因此，澳大 利亞為了保護民族國家中種族的純粹性，從 1880 年之後開始出現限制華人移民 法案。儘管時有澳洲華人的零星抵抗，但是卻無法受到澳洲政府的注視。在十九 世紀的下半葉的五十年之間，澳大利亞的白人政府與華工產生了巨大的矛盾及衝 突（Markus, 1979: 14-16）。在民族國家建立的潮流下，1901 年 1 月澳洲脫離大 英國協的統治，成立澳大利亞聯邦，然而排華運動卻也更加加劇，為了彰顯獨立 後的國家主權，以保護民族國家中種族的純粹性為由，開始對於華人移民施加更 多限制，「白澳政策」的執行說明了澳大利亞聯邦對於華人的恐懼，以及主體建 構中對某種「異己」的需要。

在澳洲的華人對於「白澳政策」感到相當忿怒與苦惱，並且時有零星的反對 抗議事件產生。然而，這些事件引不起澳洲政府的重視，華人的無能為力促使他 們為追求一個強大的中國而努力，他們相信唯有一個強大的中國，才能使他們從 所遭受的屈辱和羞恥中拯救出來（楊進發，1988：23）。在當地中文報紙的宣傳 下，澳洲華人將中國所受到的屈辱以及自身在澳洲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連結起 來。因此，當他們在 1901 年看到澳洲成為獨立的聯邦國家時，華人讚嘆公民們 所享有的權利，其冀求一個統一的中國也隨之而起。

在不平等對待下，澳洲華人向澳洲政府求助無門，只好轉而求助於清朝政 府，有些澳洲華人上書中國政府，有些在海外秘密結社，如義興。有些加入海外 的國民黨，想改善中國政府的窘境。但在同時中國也面對到民族國家建立的困 境。十九世紀中國受到西方的壓迫，知識份子開始展開一連串的革新運動以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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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以「喚醒」人民，⁵試圖挽回中國於滅亡之途。1912 年「民國」的建立卻沒 有帶來和平、秩序與統一。相對於此，民國早期的特徵是道德淪落、君主復辟、

軍閥割據、帝國主義的加劇（徐中約，2005：495）。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反而成 為阻礙民族國家的發展之因，在面對傳統與現代的掙扎下，中國人民以其特有的 方式尋找到他們的「出路」。澳洲華人在中國主體的建構過程中也不遺餘力，他 們認為一旦中國政府獲得改善，他們在海外的地位便能獲得尊重。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西方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背景下，中國與澳洲 共同面臨主體建構過程，在競相模仿西方的價值與文明下，中國與澳洲都找到解 決矛盾的方式。由費約翰代表的與眾不同的一個觀點暗示，一方面「白澳政策」

的反華情緒來自於主體建構對「他者」的想像；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中國的主體 建構過程中充滿著不同於西方的政治選擇，同時也說明了當時中國的發展與其歷 史連續性有密切關聯。另外，他特別提出在中澳建國的過程中，澳洲華人間接激 發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形成跨國共同體情感的聯繫。在他的這些論述中，海外 華人的身份認同與澳洲學界的中國認識有所聯繫，是否這是費約翰乃至於澳洲學 界對「中國」獨特的想像？費約翰用著其細膩的眼光，審視中國文化中不同於西 方的建國策略與手法，並察覺出中國儘管呼喊著西方價值，卻有迥然不同於西方 的目的與意義。在這樣的論述中，費約翰是否從澳洲的中國移民問題背景中，開 拓出另一種認識中國的可能性，並回應西方長久以來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與想 像。

由於費約翰的研究焦點在於澳洲華人，因此在對費約翰文本做出討論之前，

下一節將大略介紹澳洲從 70 年代以來關於華人研究的發展，可以發現澳洲對於 華人移民有相當的興趣，從 80 年代以來華人研究開始轉以中國中心論為主，90        

5 「喚醒」對於費約翰而言具有重要政治意涵，透過喚醒的比喻中國知識份子得以想像一種從未 存在過的理想共同體，下一章將有較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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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來澳洲學界更開始反思中國華人與澳洲歷史的密切關係。費約翰身在這樣 的潮流中，著手寫作 Big White Lie：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並於 2008 年獲得 Ernest Scott Prize，代表著澳洲學界對華人在澳洲歷史上的貢獻與發 展已採取了正面的態度。在澳洲華人研究的趨勢下，則更能深入把握澳洲學界對 於中國的想像，以及費約翰在澳洲中國學界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