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澳民族意識的建構
第一節 澳洲民族的想像---文化論述與人種學
一、澳大利亞排華背景
1788 年，英國派出由菲利浦提督（Arthur Phillip）率領的第一艦隊，載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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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移民抵達澳洲，罪犯及軍人構成了澳洲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員。在大英帝國 的統治下，澳大利亞於是成為大英國協的殖民地。在殖民統治的歷史經驗下，澳 大利亞對殖民母國的心態可以說是推崇卻又相形自卑，這使得他們早年不斷的在 尋求英國的認同，並強調以身為不列顛人的身份為榮。10
1841 年澳洲維多利亞發現金礦，1845 年巴勒拉（Ballarat）與本迪哥（Bendigo）
也陸續發現金礦（袁中明，1965：183）。1851 年消息傳出後，歐洲人與中國人 紛紛前往澳洲，引起一股「新金山」的掏金熱潮。但由於中國移民遷入的數量以 及 速 度 ， 讓 人 口 稀 少 的 澳 大 利 亞 感 受 到 相 當 大 的 衝 擊 ， 1857 年 在 勃 蘭 崗
（Burrangong）的勃克蘭河（Buckland River）礦區邊，華人與當地發生了規模較 大的衝突。次年，從澳大利亞聯邦之父亨利帕克斯（Sir Henry Parkes, 1815-1899）
開始，11主張大英國協對於亞洲移民不應漠視，認為中國的移民對於澳洲而言是 個強大的威脅，或許會讓澳洲將成為亞洲下一個「殖民地」（Dalrymple, 2003:
4-6）。
值得注意的是，費約翰提到在 1850 年之前，澳洲人對於中國移民並不感到 特別焦慮，澳洲人對於華人的態度起初是感到好奇的，12而華人在澳洲也相當自 在（Fitzgerald, 2007: 237），他們學習澳洲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澳洲倡導的平等價 值。也就是說，在 1850 年後澳洲人產生的焦慮，以及對於華裔澳洲人的論述，
可以視為主體意識形成的開端。文獻顯示 1855 年澳洲維多利亞首次出現了限制 華人法案，在往後二十年間，澳洲華人地位每況愈下（袁中明，1965：169），待 不下去的華人便回到中國，留在澳洲的華人便進行抵抗。1840~1850 年來，澳洲
10 感謝曾彥中的整理。
11 參考自 A. W. Martin, “Parkes, Sir Henry （1815 - 1896）”,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Volume 5,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399-406 :
http://www.adb.online.anu.edu.au/biogs/A050455b.htm
12 Andrew Markus 也提到，1850 之前澳洲人對於中國人的心態是好奇多過於敵視，他們對於中 國人的習俗感到興趣並企圖去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方式（Markus, 1979: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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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各邦的自治呼聲漸高，甚至與大英國協發生衝突。1880 年以後，澳洲統一 運動開始醞釀，提倡最力者當推亨利帕克斯、狄京（A. Deakin ）、巴頓（E.
Baton）、京士頓（C.Kingston）（袁中明，1965：39）。十九世紀末，由於國際情 勢的變化，德國與日本逐漸強大，使得英國對澳政策改變，加上澳洲內部各種勢 力的妥協，澳大利亞聯邦在 1901 年正式誕生。在總理巴頓（Sir Edmund Barton, 1901-1903）的「白澳政策」原則帶領下，幾乎所有澳洲國會議員都同意維持一 個「白種人的澳大利亞」，並通過了「1901 年限制移民法案」，規定有色人種入 境必須受到嚴格管制，以及通過語言測驗。13
十九世紀中國移民是個普遍的世界現象，對於中國移民的限制也是個普遍現 象，美國在 1882 年國會通過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加拿大在 1885 年以人頭稅（poll tax）限制華人，隨後在 1923 年禁止華人進入加國（Fitzgerald, 2007: 2-3）。相對於這些國家，澳洲聯邦從來沒有特別只針對華人做出移民限制。
因此費約翰認為澳洲移民政策與這些國家最大的不同在於，澳洲是在建立身分認 同的過程中，針對亞洲移民做出限制，就像是華裔澳洲人在差異中，形塑出自己 的身分認同一樣（2007: 2-3）。換句話說，澳洲聯邦的成立需要藉由「白澳政策」
的實行，從而保障了對身分的自信，而華裔澳洲人在「白澳政策」下也形塑出身 分認同，希望中國得以轉型為民族國家。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國與澳洲先後建立民族國家的時期，對於費約 翰而言，重要的是身分認同的議題，而「種族」歧視的視野不足以看到澳大利亞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的遠景，也就是說，澳洲的「白澳政策」不只是排華而已，其 目的在於彰顯澳大利亞國協已經不同於以往英國殖民下的澳洲，因此企圖以歧視 華人的方法，展現作為獨立國家的主權權利。澳大利亞在民族建構的過程中同時
13 楊進發《新金山》提及，在安排任何人接受測驗以前，主考官要相信應考者不會通過考試，
嚴格的澳洲行政，使有色人種不可能進入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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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身分認同，這才是費約翰認為「白澳政策」最為特別的地方。因此，他從身 分認同的角度重新切入，探討「白澳政策」下白人對於華人的心理陰影，以及華 裔澳洲人在排華的環境下所做出的努力。
二、澳洲文化論述與人種學
澳大利亞作為一個新興移民國家，身分認同難免出現焦慮之感。費約翰指出 澳洲聯邦建國初期，不是以「種族主義」作為排斥華人的語言，而是以「文化論 述」作為排華的基礎，以表示澳洲的排華態度是理性的證明。如 1920 年代，他 引述 Myra Willard 認為中國人必須被驅逐的原因，是因為澳洲民族價值與中國價 值不能相容。又如 1970 年代，他引述 Charles Price 以文化衝突論述為主，中國 被描繪為古老、東方、穩定的文明，澳洲則被形容為求變與好奇。直到 1979 年 Andrew Markus 才又重省文化衝突的論述，認為這些論述作為一種文化主義
（culturalism），只不過是種族主義的另一種形式，其與種族主義的功能相互一 致。直到 1984 年，Jennifer Cushman 的文章，才開始逐漸對於澳洲華人社群有正 面的態度，而費約翰也受到 Cushman 以來對於華人觀點的影響，在 Big White Lie 中的首頁，他寫道：「此書是為了紀念 Cushman（1934-2006）」。
從 Cushman 的反思，費約翰指出，十九、二十世紀澳洲對於中國與中國人 的論述，大部分來自於文化方面的描繪，而非「真正的」（Authentic）中澳關係 接觸，從 1903 年 G. Lowes Dickinso 以來，直到 1960 年 JA Makepeace 所描繪的 中國都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時間的概念，也就是說相對於西方的改變，中國 是一種不會變動的文明（2007: 18-19）。巧合的是，費約翰觀察到在同樣的時期，
中國也出現西方人種學的文本，如沈從文《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以外國的人種 學研究反思中國人特質。關於中國人種學發展背景於下一節討論。
24 愛國、平等、個人主義的白人拓荒者」（2007: viii、220）。費約翰指出這種文化 衝突的論述可以追朔至大英國協的統治歷史以及中國移民所處的苛刻條件，14使 這些事實上是種欺騙，畢竟中國人在澳洲不是奴隸、也非契約奴隸（indenture slaves）、也非無法理解澳洲的個人主義、平等主義與西方精神（2007: 5-8）。16
為了探究這些文化論述的背景，費約翰從歷史中發現，自 1770 年澳洲殖民
14 華人在澳洲的勞工制度主要包括「契約勞工制｣（indentured labour）與「賒票制｣（credit-ticket system）兩種，澳洲對於華人的想像也來自於華人在澳洲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以及華人職業。
15 Russel Ward 認為在掏金熱之前，澳洲人民沒有種族歧視的感覺，因為澳洲價值中的平等使得 澳洲人民認為不應存在種族歧視（Markus 235）。
16 對於費約翰而言，契約勞工是歐洲殖民的結果，而非反映中國的價值，而且事實上在澳洲，
中國的契約勞工人數相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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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而言，澳洲為了建立起澳大利亞聯邦，將中國以及華裔澳洲人共同捲入澳洲民 族主義的想像，並使中國以及華裔澳洲人成為「奴隸」話語的主要對象。事實上，
澳洲藉由「奴隸」話語描寫中國，來自於中澳之間政治與社會之間的衝突，而非 來自於真正的理解與接觸（2007: 9）。 巧合的是，在同一時期，中國民族主義者 也將中國自身描述為「奴隸」。17
費約翰強調在身分認同的重新建構中，不論是澳洲或中國境內，「奴隸」與
「恥辱」的比喻，其背後蘊藏的都是人類的「尊嚴」，而有尊嚴才會有認同的渴 望（2006: 93-114）。換言之，「奴隸」與「恥辱」本身作為政治解放的語言，目 的是要讓人理解什麼是奴隸、恥辱以遠離這種負面的形象，並渴望獲得他人的承 認（Fitzgerald, 2007: 10）。費約翰認為這在中國與在澳洲是同樣的道理，就像毛 澤東的中國與白澳政策的澳洲，同樣都是渴望獲得承認的表現（2007: 11）。
不可否認的是，澳洲對於華人的奴隸論述也來自於某些澳洲經驗上的觀察，
在十九世紀的移民潮裡，由於英國自由貿易的需要，澳洲的罪犯不足以承擔澳洲 的勞工數量，華人移民因此取代了原先囚犯的工作，在「契約勞工制」（indentured labour）與「賒票制」（credit-ticket system）下，華人與華裔商人簽訂契約來到澳 洲工作，表現出互助、互惠、互愛的精神，並且在澳洲建立共濟會，協助華人在 澳洲的困境。然而，澳洲卻將華人甘願受苦的價值歸因於中國的奴性文化。對於 費約翰而言，中國受到不平等對待並非源自於中國文化價值，而是源自大英國協 的殖民政策，而華人勞工反映的是來自於儒家文化中的不同價值（ 2007: 8）。
在澳洲多元種族的國家裡，「白澳政策」起源於對於非歐洲人的害怕，也起 源於澳洲人對於自身的保護（Markus, 1979: xv）。儘管 70 年代以來，文化多元主
17 梁啟超、老舍、毛澤東等人不一而足皆將中國人民比喻為奴隸。關於奴隸的比喻，將於下一 節的西方人種學有較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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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訴求甚囂塵上，然而白澳政策的痕跡仍然存在，如費約翰提到 2004 年 Keith Windschuttle,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仍然以文化衝突為由防衛白澳政策的正 當性。另外，2004 年，澳洲教育部長 Brendan Nelson 警告：「如果人們不想成為 澳洲人，不想以澳洲價值來生活，便可以將他們趕出去。」（Fitzgerald, 2007: 26）。 在澳洲日常生活中，白人還是以澳洲人稱呼自己，華裔澳洲人還是以中國人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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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是澳洲眼中的華人。相反的，華裔澳洲人學習與擁抱的價值，與澳洲自由、
平等、博愛的價值相互一致（2007: 35-36），也因此華裔澳洲人揭露出澳大利亞 聯邦反抗的其實不是華人本身的文化價值，反而是反抗過去舊有的澳大利亞
平等、博愛的價值相互一致（2007: 35-36），也因此華裔澳洲人揭露出澳大利亞 聯邦反抗的其實不是華人本身的文化價值，反而是反抗過去舊有的澳大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