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約翰的生平與學術背景

透過與費約翰的訪談，我們得知費約翰出生於雪梨，其父母為英格蘭移民第 二代，出生於大家庭的費約翰有著十一個兄弟姊妹。大學時代與夫人安東籬

（Antonia Finance）共同在坎培拉大學唸書，時安東籬主修歷史，費約翰主修中 文。到了 1985 年，兩人共同在墨爾本大學歷史系教書。費約翰對於華裔澳洲人 的同情，來自於己身與華人的接觸。經由訪談得知大學時期中文系背景的他，有 機會認識到共同學習中文的澳洲華人，經由華裔朋友的介紹，費約翰時常來到唐 人街，並且加入了華裔中國人社團「僑青社」，也讓費約翰重新理解到原來「中 國」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意義，澳洲國內就有一個小中國，而「中國」就是澳大 利亞歷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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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夫人安東籬的介紹下，費約翰的博士論文跟著王賡武學習，《喚醒中國》

最後幾章便是他博士論文的一部分。從訪談中，可以發現費約翰的學思歷程與王 賡武有相當關係，王賡武的華人研究開啟了費約翰對於「人」作為歷史主體的重 視，而大多數西方學者注重的「國家」對於費約翰而言，只是在特定時期由人所 創造的附產品，因此對於人類的重視形成費約翰早期處理中國以及後期處理澳洲 研究的主要基礎。

1987 年費約翰來到中國留學，他說「來到中國才瞭解中國的近、現代史最 有意思。不但最有意思，而且我認為要瞭解中國，不但要瞭解中國的歷史，而且 要瞭解中國的現代情況。就是說要瞭解 76 年的中國，就要瞭解民國時期的中 國。」。費約翰對於歷史的重視，構成了《喚醒中國》對於中國歷史的獨特解讀，

並且也藉由他對中國的歷史解讀，消弭了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邊界，重新回 到他所感興趣的主題，即對於「人」的研究，而這同樣也影響到他在 Big White Lie 裡面的書寫。

費約翰從中國歷史到澳洲華人的研究轉變，始於 1992 年費約翰前往拉特比 大學政治系任教。由於霍華德（Howard）政府限制澳洲大學財政的因素，使得 他無法繼續在歷史系教課，導致他從早期對於國民黨史的興趣，轉變為對於華裔 澳洲人以及認同政治的研究。然而，不論是早期的國民黨史或後期的華裔澳洲人 研究，都可以看出來王賡武對於費約翰的影響力。雖然在 Big White Lie 之中，費 約翰相當明確的修正了王賡武所提出的研究模型，但是他依舊深深影響了費約 翰，這可以從兩個例子來說明。

繼 1976 年費子智退休後，王賡武於 1968 年到澳洲坎培拉國立大學，前往赴 任太平洋研究學院院長，透過研究中國海外移民模式，王賡武認識到華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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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journers）的身分是相當困難的議題。當時清朝政府對移民的態度是以「僑」

民來理解，認為這些海外華人只是暫時性的離開家園，因此無須給予特別的保障 與管理，甚至視僑民為流亡的被驅逐者而已（Wang, 1981: 251）。然而待列強入 侵之後，清廷在面對歐洲國家宣稱對租界區的華人擁有管轄權之時，才驚覺有必 要重申對海外華人的管轄權力。換句話說，王賡武的研究指出了華人移民的身 分，不宜遠以「海外華人」視之，不論他們自身或中國政府都會隨著政治局勢的 不同而調整（Wang, 1981: 255）。作為王賡武的學生，費約翰進一步探討澳洲華 裔者的移民模式，發現儘管澳洲移民者在歸國比率上高過於歐洲移民，但是並非 因為華人落葉歸根的心態，而是對於歐洲人而言，澳洲與歐洲的距離太過遙遠，

使得歐洲移民人口返國的比率較低。再者，華人移民以男性居多，其目的也非為 了之後光榮返鄉，反而是為了獲得一定生活水準與安全保障之後，再將女性接過 來澳洲（Fitzgerald, 2007: 47-51）。

第二個例子是，王賡武在 1981 年出版的 Community and Nation, eassy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之中，他指出海外華人針對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具有

一種兩難的情感，一方面海外華僑自詡為中國民族主義者，二方面卻又對中國的 政治運動抱持著疏離的態度（Wang: 1981: 255）。費約翰則看到華裔澳洲人對中 國革命的貢獻以及與澳洲、中國共享的情感，如他在 Big White Lie 中引述華裔澳 洲人 Vivian Chow，說明澳洲華人以同時身為中國人與澳洲人為榮。

可見，費約翰的理論正是王賡武南洋理論的繼承與深化。另外，透過與費約 翰的訪談可以發現南洋學的蛛絲馬跡。費約翰指出，真正影響他的中國史研究大 概有二，一是以人類學為方法的墨爾本學派，二是英國史學。雖然他沒有具體說 明這兩者究竟帶給他什麼影響，但是他特別標舉出了幾個激賞的墨爾本學派代表 人物：Greg Denning、Inga Cledinnen 以及 Rhys Issac。Denning 身為人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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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lendinnen 曾經受到 Denning 以及 Rhys Issac 的影響，前往 Princeton 大學接 受著名的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e 的指導。人類學的背景使得費約翰在《喚醒中 國》以及 Big White Lie 裡面，重新反思人類學的論述以說明身分認同的形成。此 外，費約翰相當讚賞的英國史學家 Arif Dirlik，同樣是人類學出身的 Dirlik 認為 中國早期知識份子有一種「全球意識」的觀點，⁸他們以一種選擇的方式接受馬 克思主義的詮釋，頗為費約翰所接受。

儘管如此，費約翰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與墨爾本學派之間還是有相當大的距 離，因為墨爾本學派的歷史對象主要是南洋群島的歷史，例如 Denning 在 Performance 之中，透過南洋歷史的研究，發展出人類學歷史（Anthropological

history）的概念。從 Denning 所代表的澳洲南洋歷史學之中，可以發現他與費約 翰共享的澳洲經驗。與美國漢學學者相較，Denning 把自己與西方傳統作出區別，

如他區分了南洋的自我認同與西方南洋史對於南洋的論述。這種方法學或許基於 殖民地澳洲自身的認同需要，在面對「傳統—現代」的歷史性問題時，Denning 直指這根本是西方人的問題意識，是透過「創造殖民地存在」的西方力量才使這 個「傳統—現代」的問題被提出。這種探究問題的「存在之可能性前提」，正是 費約翰在《喚醒中國》之中所要挖掘出的研究對象。

影響費約翰中國史研究的第二個來源，是英國史學。根據深度訪談，他聲稱 由於澳洲學界不像美國學界科際分明，因此澳洲的中國研究結合了許多歷史、文 化、社會等背景，而這種研究方法或許可說是受到英國史學影響，在訪談中，費 約翰表明：「英國史學研究非常具有深度（rich）」。根據英國史專家波考克（J. G..

A. Pocock）的研究指出，美國學者列文森的 traditional 所指的是一個狀態，

traditionalist 則說明了一種行動方式，所以表現出來像是傳統的，但其目的卻不

8  見《喚醒中國》頁數 361，註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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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統。這種概念廣被英國史學研究者認可，因為這種概念在同一種概念框架 下，透過不同的策略與行動而產生的多元性，正是英國史家們為了理解英國大英 國協（Commonwealth）而開展的方法。在《喚醒中國》中可以看出費約翰與列 文森分享一種共同的觀點，如列文森區辨 traditional 與 traditionalist 的史學方法，

使得政治行動者能夠透過共享的語言與形式，表達不同的思想與行動內容。費約 翰雖不曾在文中特別提及英國史學，在文中許多例子中表達一種「透過單一而創 造出來的多元」的形成過程，也就與英國史家共享了同樣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