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學校建築之規劃分析

現代性建築之特質深深影響著校園空間的規劃與設計。校園係實 施教學的場所，校園空間之規劃理應符合教育本質、教學實踐、主體 學習上之需求，若學校建築與教育需求背道而馳，則無法顯現其價值 與意義，因此，學校建築與教育應密切配合，以發揮其應有的本質功 能。基此，以下即針對國內中小學之現代學校建築進行分析，並說明 學校建築與教育功能應相互結合的必要性。

壹、權力與意識型態宰制下的校園規劃

M.Foucault 認為，空間即權力、空間即知識。在此，最主要的知 識是指美學的、建築專業的和規劃科學的知識。因此，建築、都市計 畫、以及設計物，都是我們了解權力如何運作的最佳例證。就學校建 築而言它不僅只是學術紀律的功能（disciplinary function）而以；

反而，學校生活的其他不同面向因空間技術的引入而改變，諸如：對 學童的區隔、分級、監視和特殊的測試空間等。基此，建築在現代的 權力技術中，扮演著一個關鍵的部分（轉引自陳志梧譯，1994：

376-377）。

此外，D.Wood 從「地圖權力學」的觀點出發，說明每張地圖都牽 涉了某種觀點及某種特殊利益（轉引自畢恆達，2001：53-54）。建築 設計圖又何嘗不是如此？因此，就校園空間而言，它與校園空間結構、

組織中的歷史、社會意識與結構變遷史等密切連結；空間是權力的闈 場，權力要在建築物中達成目的，而建築是實現權力的關鍵技術。是 以，校園中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及意識形態系統的作用力介入，可說 是普遍而深刻的。

具體而言，校園空間已成為轉化各種不同權力機制、知識傳遞、

意識形態教化與人格意識培養的共通性場域；而不再只是純粹的教

育、學習及學生活動場所而已。

一、社會權力主導校園空間分配

任何的群體行為與個人思考都必須在一個具體空間內才得以實 踐。然而空間絕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存在或是人們活動的背景，從「空 間支配」可以看見「社會權力」（畢恆達，2001：2-6）：

（一）學校教室「點名窗」的設計，方便行政人員監視教室內 的教學活動。

（二）講台與排排坐的學生座椅，只注重教師單向的知識傳 授，忽略師生與同學間的互動。

（三）即使取消了能力分班，仍然在同一個教室，利用空間距 離，分隔好壞學生的學習機會。

（四）日常生活中的教室命名，也向我們顯示了空間權力的關 係，及傳達了政權當時的意識形態。

由此可知，現代性校園空間的規劃，深受權力與意識形態明顯的 介入及影響。亦即，就學校建築上之權力的空間規劃而言，空間就是 權力，其間存在著各種利益、作用力、意識形態與認同上的競逐糾葛。

二、政治與意識型態之介入

傳統台灣地區的學校建築規劃與設計，多延襲日據時代的管理規 劃方式，充滿了父權心態下的空間壓迫感；此外，學校當局為了管制 及行政方便上的威權性，也傾向內聚性強的空間規劃，使學校成為圍 牆內孤島型的校園空間型態。其實，政權與意識形態介入學校課程的 情形，也反映在學校建築的規劃上：

（一）校園標語

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總統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勉勵全國軍民同 胞應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精神渡過難關，於是莊敬自強、處

變不驚的標語又大量出現在校園中，連學校建築物也開始以「莊敬」、

「自強」來命名（畢恆達，2001：58-60）。

因此，若從相機的鏡頭望出去，許多傳統學校的景象位於中間的 是一尊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座式雕像，銅像旁矗立白底紅字的「健身」、

「強國」大型標語，銅像後面的建築物上刻著「毋忘在莒」四個大字，

兩旁分別寫著「做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 人」。對比著正在校園裡追逐嬉戲的學童，這些銅像與標語顯得無比嚴 肅與沉重。

（二）校園銅像

綜觀學校校園中的銅像，除了蔣介石之外，最常見的恐怕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了，其他還有蔣經國或是孔子、文天祥、岳飛等古代偉人。

細數這些英雄與偉人，青一色都是男人。顯然，校園中的銅像傳達是 非常狹隘的意識形態，沒有提供多元文化的教育功能，也很少讓女性 有學習認同的對象。

（三）校園跑道

在台灣中小學校園處處可見的標準跑道，畢恆達（2001：65）也 認為，標準跑道與教科書標準本，其實源自相同的教育意識形態，也 就是教育與教學評估的「標準化」。我們相信知識有一套絕對客觀的標 準，於是透過國家的介入，編定與審查「正確」的標準知識，灌輸給 所有學生，但是卻忽略了地域、族群與學生的特殊性。然而我們不禁 提出質疑：為什麼小學校園需要兩百公尺的跑道？從體育教學的角 度，小學生為什麼不能只是玩沙子、跳繩、踢毽子、在草地上奔馳、

丟飛盤，快快樂樂的遊戲？為什麼一定要在標準的跑道上跑步來鍛鍊 身體呢？如果跑道變成一片綠油油的草坪，或者兒童的冒險樂園，學 生是否更樂於操練自己的身體？學校畢竟不只是訓練短跑選手的場

所。

綜上所述，建築就像繪圖一樣，應是多方包容的，透過意像邀約 與避免清楚陳述的設計動力，以腐蝕其內外之間的藩籬，使之更具親 近性，並共存於某一空間，猶如一幅完善的社會－文化地圖，成為各 種知覺的集合體（Liebman＆Paulston，1994：242）。此外，Paulston

（1997：145-146）進一步主張，現代的建築知識概念強調獨斷與直線 式的看法，已遭致後現代主義所排斥；後現代主義視世界為多元的，

應該容許其多樣、差異、重新發明、混合（mixing）之形式上的呈現。

是以，建築是文化的的綜合表現，後現代主義建築係代表著，工 業革命與資本主義之後，在歌頌高度科技與資訊電腦時代的一種多元 價值觀的社會文化現象；它企圖把人在現代社會體系中所喪失的尊嚴 重新找回來，強調人性的基本需求和人類存在的價值。

因此，校園空間的規劃與設計，應擺脫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控制，

而回歸到「學校是什麼」、「為什麼要有教育」、「學校需要什麼教育」

的本質上。

貳、制式與規格化的校園規劃

就台灣地區的中小學校建築實務而言，一方面反映了過去日治時 代校園規劃的遺留，一方面受制於學校設備標準與教室標準圖的規 定，因此呈現了制式與規格化的教室與校園空間型態（畢恆達，2001：

58；湯志民，1993：102）。有關現代性學校建築規劃上的不適切性，

畢恆達（2001：58）即指出：台灣的小學校園大都非常制式，一眼就 能看出來：巍峨的校門、高聳的圍牆、ㄇ或口字型的教室、中間是鋪 了 pu 跑道的操場；連校門與大樓的命名，無論是在南投、花蓮或台北 都會，都離不開中山、中正、忠孝和仁愛。這種現象反映了過去日治 時代校園規劃的遺留（如司令台、操場的設置）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的

介入（如大量的銅像與標語）。

尤其是民國 57 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時，改建校舍的需求大增，政 府公佈了教室的標準圖後，所有台灣地區的國民中小學校舍均為統一 的標準模式（湯志民，1993：101）。此學校建築型態上的變化，引來 了許多對標準型合適性的批評與質疑。

一、學校校舍標準圖

（一）標準圖產生背景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十七日，總統 蔣公明令「國民教育之年限應 延長為九年，自五十七學年度起，先在台灣及金門地區實施」，並於五 十七年九月九日舉行台灣省第一屆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之後，正式 邁入九年國民教育的新紀元。以台灣省來說，在九年國民教育的第一 年實施中，全省一年級新生有二十二萬九千餘人，要分發到四百二十 九所國民中學去上課；台北市方面，約有三萬七千五百六時三名學童，

要分發到二十八所國民中學去就讀。一時之間，眾多國小畢業生必須 同時分發到國中就讀，校舍問題乃成為急需解決的當務之急（蔡保田，

1977：142）。

為了加速完成新建校舍，節省建築經費，乃統一建築規格，台灣 省政府教育廳於是頒定「學校建築規劃及設計事項」作為推進學校建 築工作上的依據，並委託當時的省立成功大學建築工程學系，負責草 擬新建國中校舍的標準藍圖，作為校舍繪圖與設計上的參造。採用統 一標準圖的主要考量有以下三點：

1.在不得降低學校建築標準下，無論山地、平地或離島，均須採標準 圖，以維持新建校舍的最低規格。

2.以標準圖來控制造價，各縣市編列預算較容易。

3.以反映九年國教在學校建築上所造成的統一與和諧之象徵（蔡保

田，1977：402）

以標準圖為依歸之台灣省新建國中校舍，其數量與規模之大可謂 創下我國建築史的空前紀錄。全省各縣市七十八所國民中學新建校舍 工程聯合動土典禮，於五十七年元月二十七日在台中縣大里鄉大禮國 民中學舉行，並宣示該年的八月底前必須完工，以利開學。依據統計，

自五十七年學年度至五十九學年三個學年度之中，共建教室六千一百 餘間及若干附屬建築，使用經費共十一億二千餘萬元（蔡保田，1977：

403）。其興建施工時間之短，興建校舍數量之大，與工廠生產線上的 大量生產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標準圖主要內容

在標準圖的設計上，普通教室、特別教室（包括工藝教室與自然 科學教室）、圖書室、行政辦公室，以及廁所均有詳細規範，就普通教 室而言，計有下列六項重要規定：

1.教室長度為 9 公尺，寬為 7.5 公尺，合計為 67.5 平方公尺。預定最

1.教室長度為 9 公尺，寬為 7.5 公尺，合計為 67.5 平方公尺。預定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