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依據

(一)災害識覺與感知評價

災害是指環境中存在的變異現象，陳等(2008)將災害依其成因分 為天然災害，科技災害與環境退化性災害等三類，第一類指涉因自 然現象所衍生的變異，如颱風，土石流等，第二類為因工業，技術，

科技發展設備損壞所帶來的災害，如輻射，污染，化學毒氣排放造 成中毒等，第三類則是人為因為對環境的改變所造成的現象，如濫 砍樹木，盜採砂石等。從人類世的角度，人文與自然在這三類災害 中並無法分割，而只是指涉程度上的差異。例如，淹水事件可能是 自然因素(如暴潮)，人文因素(如下水道排水不良，抽水機失靈等)相 交成的結果，兩者互相依存，無法明確分割。

社會科學領域對災害風險的討論，以災害社會學(sociology of disaster)與災害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 of disaster)為主，災害社會學 從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視角，探討災害對地方的影響，主要落在受災 評估與災後重建的範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陳永森教授所主導之科

技部研究計畫「極端氣候影響下潛在災害區居民環境識覺、調適行 為與地方政府土地利用發展策略之研究-以屏東縣為例」，就是落在 這樣的範疇，探討屏東縣八八風災的受災程度，對其社會經濟發展 之影響，以提出政府決策發展之建議。災害政治學則從經濟學與政 治生態學的角度切入，關心一地受到災害衝擊後的社會性表現與原 因，例如 Healy and Malhotra(2009) 的研究指出，受災的居民往往「短 視」，偏好災後補償，而非災前在公共設施上的投資 - 儘管公共設 1986)(Lowenthal 1972)。災害事件方面，1970 年代開始探討環境污 染對人類健康的關係(Jacoby and Kaplan 1972)，1980 年代則更關注 技術所產生的災害(technological hazard)，如 1979 年的三浬島 (Three Mile Island)，1986 年的車諾堡 (Chernobyl)核能事件，1986 年的印 度 Bhopal 之化學物質外洩事件，以及過度使用化學藥品與化學肥 料等引起之災害等。災害屬性上，「地震」由於其特殊性，累積較多 環境識覺相關的研究成果，如 Farley et al., (1993)探討地震發生前後 的調適行為，Hewitt (1997)評估區域中災害風險程度，災害發生可能 性 制 定 相 關 災 害 防 治 與 減 緩 災 害 的 策 略 。 Palm(1998) 以 日 本 Yokohama 和美國 Los Angeles 兩大都會區比較美國和日本在不同 文化衝擊下之風險識覺與反應。Takahashi(1998)研究日本關東大地 震過後 無家可歸的邊緣人的集居現象，及其衍生的都市內部結構性 變化。Wisner (1998)研究東京震後的無家可歸者，發現其年齡、性 別和殘障等人口特性會導致災害擴大。

臺灣地區在環境識覺的研究也在結構上呈現了上述的趨勢。國 立臺灣大學地理系張長義教授最早曾就南投埔里(921 地震受災地區) 與臺南白河(專家指示之潛在地震受災區)進行地震災害及潛在危險

地區環境識覺與調適行為比較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兩研究區不論在 地震防災的認知、態度或調適行為，都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儘管調 適行為會因個人特性而有所差異，對防災應變和地震相關的知識與 所衍生的調適行為有最顯著的相關性，換言之，對災害認識的越清 楚，防災調適行為就愈積極。張教授在後續對石門水庫集水區地區 資源利用與永續發展之研究中，從脆弱度(vulnerability)的概念，探 討原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利用，環境識覺與衍生性災害(如地滑，土石 流)的關聯性，其研究指出，專業者應更關注於土地使用所可能產生 的衍生性災害。調查結果發現，原住民開發行為中與崩塌地最有關 連者，並非果園、建築地、梯田，而是竹林地內(或是竹林地的邊緣)。

竹林本非原生植物，是原住民先人早期開闢的林地，並經過數十年 的重複利用由於竹林為淺根性植物，根系相較木本植物較無法緊抓 土壤，發生崩塌的機會相對增加；然竹林為崩塌地之前緣物種，意 即在土石崩塌後裸露之土壤中，赤楊及竹林常為最先進入之先驅物 種因此崩塌地與竹林地常伴隨而生。

上述的研究可以三點歸納，第一，特定受災族群與一般大眾在 災害識覺與調適行動均存在顯著差異，受災居民由於對災害的認識 較清楚，防災與調適行為就會明確積極。第二，在既有的水工設施 之外，若能加上對土地使用的關注與管理配套，應能更有效減少災 害發生的可能。第三，公部門在資金挹注，環境管理或發展策略上 都有其侷限，建立由下而上的災害認知與調適行動，是地方發展的 關鍵，也是避免過度仰賴公部門行動所衍生的社會性風險。

建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我們利用群眾外包的方式，建立可共 用，共享的環境感知評價方法—地點評價(Rank a place)，系統操作 方式說明於本章第四節。

(二)市民共決(citizen co-decide)：決策的社會性與社群現象

地 理 學 家 洪 保 德 (Friedrich Wilhelm Heinrich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976-1859)將地理視為一個巨大的整體，倡議在科學性的 測量之外，同時善用「人」的感知來測量，體驗並感受所處的環境，

這樣的立論顛覆了當時科學站在外部性觀點，「解剖」以了解自然的 時代性研究意涵。科學上多半用「智慧」這個詞來詮釋這種以人為 單元，接受，轉譯並重現複合性空間資訊的討論，如智慧城市，智 慧社區等。相對於「智能」以科技展現為主軸，「智慧」所函示的是 在科技服務下，以人為本的生活與決策方式。聯合國公共管理網絡 (United Nation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twork)將智慧城市(smart cities)的特徵歸納為四類：廣泛全面的感知察覺，無所不在的互聯特 性，遍佈透徹的有效智能，與以人為本的永續創新，本計畫歸納整 理，簡述各類特徵如表 6-1。

表 6-1 智慧城市的四個特徵

以人為出發點所建構的智慧城市網絡，則多半以智慧社區(smart communities)稱之，以檢驗在科技服務下的場所性(place)。沈與盧 (2016)用「社區意識(community perception)」與「社群意識(sense of community)」來說明資通訊科技服務下社區價值的轉譯，並其中「人」

一同向小農集體訂購有機蔬食直送，即便社區居民在地理空間上遷 特定的涵構察覺(Context awareness)資訊，並彙整到雲端，形成量化 的巨量資料，進而影響到整座城市的決策過程，建構出由全民共同 參與下所打造的智慧城市生活。

(三)群眾外包

進行感知調查的人必須要能觸及到大部分的人群，透過市民即 是感知器(citizen as sensor)與群眾外包的方式可以達成「群眾參與」

的目的。市民即是感知器是以人為感知單元的評量方法，特別適用 於電腦或感應器無法判斷，具多重文化性的複雜性議題(Shen and Lu 2014)(Shen and Lu 2012)(Shen et al. 2017)(Shen et al. 2016)。以

「安全性(safety)」為例：相較於 PM2.5 可以透過特定的感應器做偵 測，安全性的議題是屬於較複雜的認知層級，幾乎無法透過儀器進

賴人力完成的工作透過特定的平台，外包給網路上不特定的一群自 供的指令工具將工作單元以人類智能任務(HIT, Human Intelligent Task)的形式公開發布至外包平台，讓眾多非特定的工作者得以透過 標)進行資料的轉化與再利用，加值為適地性服務(locational-based services, LBS)。適地性服務又稱基於地理位置的服務，服務提供者 利用通訊技術獲得使用者之定位資訊與需求資訊後，結合預先由地 與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做出結合，以便能夠與用戶透過 地點的資訊做出更好的連結與服務，如室內導航、真實場所互動遊

戲、在地文史導覽服務等。例如，Google 對於 LBS 的應用從早期 Google Earth 上的衛星圖資，到 Google Map 街景，以及今天嫁接於 地點搜尋的景點、餐廳推薦、廣告服務等。都是基於定位的服務，

依使用者的地理空間資訊進行推播的成果。寶可夢(Pokemon Go)遊 戲即是 LBS-AR 應用的最佳代表。

我們在 LBS 的架構下，利用群眾外包的方式記錄使用者對環境 的感知與價值判斷。這樣的參與式感知(participatory sensing)與電腦 或感應器需要透過特定程式設計才能判斷事件是有非常大的差異。

由於參與式感知標示了市民對標定事物的感受，而這些標定事務又 與發生地點產生連結，因此能在空間上建立有效的加值應用。在呈 現 上 ， 則 參 考 Goodchild(2007) 自 願 性 地 理 資 訊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VGI)地圖平台，將市民所感知的資訊，也就 是「認知(cognition)」，動態的標註在地圖上，而當市民所貢獻的資 訊能夠被標定在發生地點並持續的更新與累積時，便能夠促成地點 的權重性，使得原本無意識的城市空間地理，轉變成具有價值判斷 的智慧城市權重地圖。

三、 國際間民眾感知相關操作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