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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環境與主客觀因素的交互影響，但是李登輝個人的思維理念，絕對扮演了舉足 輕重的角色。
1995 年 6 月，李登輝以校友身份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成為中華民國歷 史上第一位訪問美國的現任元首。儘管訪問定位為私人性質，但是這次的訪美之 行卻為中華民國外交史寫下極其重要的一頁，不僅讓李登輝總統致力推動的「元 首外交」攀上巔峰，更因為隨後所引發的台海危機，而成為美中台三角關係的重 要分水嶺，迄至今日仍餘波蕩漾。
遺憾的是，10 餘年來，儘管對於李登輝務實外交與訪美之行的研究不在少 數，但大多只側重外在情勢的變遷，罕有對於決策內部因素的剖析與探索，更缺 乏對於李登輝個人理念的有系統探討，以致對影響二十一世紀台灣外交至為深遠 的務實外交，難以提出客觀合理的解釋，作出具有歷史意義的詮釋。
事實上，身為台灣第一位本省籍總統的李登輝，是領導風格極為強烈，個人 色彩極為鮮明的國家領導人，在政策的擬議推動上呈現極為獨特的個人特質，因 此，要對李登輝主政時期的諸多政策有完整的認識，就必須從他的思維邏輯著 手，而決策權力高度集中於總統之手的外交政策更是如此。唯有深入探索李登輝 的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務實外交的理念架構，作為觀察與評價李登輝外交作為的 理論基礎。
尤其是，李登輝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深受台灣錯綜複雜的歷史與文化背 景影響，而接受戰前日本舊制菁英教育，更讓他的思維理念有濃厚的人文哲學色 彩。因此，要完整理解李登輝的政策思維，就必須從他的成長歷程與哲學思想發 展著手，才能得出更為深入的解釋。
因此，本論文試圖從決策者的角度切入，以李登輝的思維理念為出發點，探 索務實外交的形成與運作，期能建構李登輝的外交思維架構，作為深入理解二十 世紀末台灣外交作為與發展的理論基礎，同時以李登輝最受矚目、也飽受爭議的 1995 年訪美行作為個案，觀察驗證李登輝外交理念的執行與影響，藉以進一步 解釋台灣外交決策，評估台灣外交效益，賦與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衡平客觀的歷史 定位，同時也為有系統分析台灣外交政策產出與發展奠定學術研究基礎。
第二節 理論探討
外交政策研究是國際關係領域中最引人入勝的課題之一。外交政策雖然是國 家內部政策制定機制運作所產生的結果，但其發軔於跨越國家疆界的複雜環境 中，是處於國家疆界內外的行動者與團體相互碰撞所產生的反應，在跨越國家主 權範圍的領域中執行，其問題兼具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性質，其過程涉及談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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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引運用，逐漸形成三個主要的研究途徑，包括史奈德（Richard C. Snyder）的 外交決策（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研究4，羅斯諾（James N. Rosenau）的比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研究5，以及斯普洛特夫婦（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的心理與社會環境（Psychological and Societal Milieux）研 究6，為外交政策研究帶來豐碩的研究成果。
外交政策之所以複雜，一方面是因為涉及國家內外環境與利益互動，另一方 面，則是因為影響決策的行動者與結構因素無所不在。因此，對於外交政策的研 究，必須先擇定分析層次（analysis level），作為研究的起點。7傳統上，可以分 為三個不同的層次，一是以行動者(actor)作為研究的焦點，解釋外交政策的形 成；第二是結構(structure)作為研究中心，探討外交政策形成的結構因素；第三 種則是以決策的過程（process）為主旨，同時探討行動者與結構因素。8而艾里 遜（Graham T. Allison）在《決策的本質》（The Essence of Decision）一書中透過 三個不同的模式──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組織模式（Organizational Model）
與官僚模式（Bureaucratic Model）──分析 1962 年古巴危機的美國外交政策制 定過程，更印證了對於同一個外交政策，可以從不同分析層次加以解釋的重要
3 Walter Carlsnaes, “Acotrs, Structure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Steve Smith, Amelia Hadfielf and Tim Dunne,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Actors, Ca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86。
4 Richard C. Snyder, H.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ed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2)
5 James N. Rosenau, “ Pre-theory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R. Barry Farrel, ed.,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6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6)
7 Carlsner, op.cit. p.87。
8 Ibid. pp.97-98。
9 Graham T. Allison, The Essence of Decision(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1)
10 Eugene R. Wittkopt,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James M. Scott, op.cit. p.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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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prior experiences），使其作出與其他決策者不同的政策選擇與行為。11 圖一：羅斯諾的外交政策投入與產出分析
回
饋
外交政策投入
國 外 社
會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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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個
人
回
饋
外交決策過程
外交政策產出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James N. 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1), p. 108 繪製。
長期以來，對於外交政策決策者的研究，多以「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
為基礎，亦即假定決策者會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作出最有利的選擇。12但 是隨著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發展，越來越多實證研究顯示，人在相當 程度上受到情感與欲望的支配，而且也受到記憶與推演能力的先天限制，在處理 資訊與選擇政策方案時，並不吻合「最大理性」的假設，甚至還違反理性的選擇
11 James N. 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1), p.108。
12 Stephen Parsons, Rational Choice and 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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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非完全依循理性。而在冷戰突然結束的衝擊之下，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
決策者的信念與性格，是影響外交政策選擇的關鍵因素，因為環境不能直接塑造 行為，而必須透過可以行使決策行為的個人，才能形成影響力。戈巴契夫的新思 維（New Thinking）即為決策者人格型塑國際重大事件的明顯例證。14
依據葛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的看法，決策者的政治行為通常可以從人格 態度加以觀察，而如果有足夠的資訊可以深入剖析，更可以從影響人格與態度形 成的環境因素，更進一步瞭解政策行為的真正緣由。15他從這個立論出發，以不 同的層次探討人格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係。
圖二：決策者秉性與政治行為關係
政治行為者的環境
對 環 境 的 感 知 有意識的政治取向
態度 意見 信念 價值 意識型態
政治行為
基本人格結構：
1.認知與需求 2.自我防衛 3.人我關係調整 人格的先天因素 脾性 心理狀態 遺傳
資料來源：
Fred I. Greenstein, “Ca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in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eds., PoliticalPsychology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p.113
13 Robert Jervis, “The Drunkard’s Search”, in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p.245。
14 Fred I. Greenstein, “Ca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in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eds. op.cit. pp.110-112。
15 Fred I. Greenste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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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會產生扭曲作用。第二層是「有意識的政治取向」（conscious political orientations），指的是和政治相關的認知稟性，包括意見、態度、信念、價值、
意識型態、身份認同等。而第三層的「基本人格結構」（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
則是決策者的心理活動，包括認知與需求（cognition and needs）、自我防衛
（ego-defense）與人我關係調處（mediation of self-other relation）等三類。第四 層即人格的先天(biological)因素，包括先天的脾性、心理狀態、遺傳等。16
資料來源：
Fred I. Greenstein, “Ca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in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pp.115以美國政治人物人格為研究重心的學者荷曼（Margaret G. Hermann）則提出 觀察決策者性格的四個面向：第一是信念（beliefs），意即決策者對世界的基本
16 Greenstein, “Ca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pp.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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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重要動機因素；第三是決策風格（decision style），即決策者偏好的決策方 式，如對新資訊的態度，對風險的承擔，對不明態勢的容忍度等；第四是人際往 來的風格（interpersonal style），即決策者與其他決策者之間的互動。她認為，信 念與動機決定決策者對環境的認知與詮釋，提供決策者的行動路線圖，對於政策 的風格與內涵都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17而以美國總統人格為分析對象，在決策研究上頗富盛名的美國學者巴柏
（James David Barber），以人格為基礎，提出兩個分類標準──對職務投注活力 的積極（active）與消極（passive），對職務滿意程度的樂觀（positive）與悲觀
（negative）──將美國總統分成「積極－樂觀」、「積極－悲觀」、「消極－樂觀」
與「消極－悲觀」，18作為觀察並預測美國總統政治行為的立論。
他認為，總統的人格是型塑其行為表現的重要因素，而所謂的人格則有三個 組成因素。第一是「風格」（style），亦即執行其政治角色的習慣性方式；第二是
「世界觀」（world view），指的是總統最基本的政治相關信念，特別是他對社會 因果、人性、道德等的概念，亦即他看待世界的方式。第三是「性格」（character）， 即總統對自己人生的看法與態度。他進一步指出，「個性」源自於童年，世界觀 形成於青少年時期，而風格則在成年初期完備。19
但也有學者認為巴柏對於人格與決策關係的研究，並不夠周延。如喬治
（Alexander L. George）即指出，巴柏雖提及「世界觀」為影響總統決策的重要 因素，卻未進一步研析其組成因素與影響力。他認為，世界觀是決策者信念價值
（belief system）的基本哲學與意識型態基礎，是塑造決策者行為的基底，如果 能和認知心理學的資訊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研究成果相結合，當可以 建立更為周延的「信念體系」概念，對於決策者行為的研析也將更具解釋力。20
佛茲柏格（Yaacov Y. I. Vertzberger）從「資訊處理」的角度出發，認為「人」
（human being）是決策與資訊處理運作的核心，決策者的認知與反應並非由情
17 Margaret G. Hermann,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4, No. 1(Mar. 1980), pp.4-10。
18 Ibid., pp.8-11。
19 James David Barber,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2), pp.4-8。
20Alexander L. George, “Assessing Presidential Character”, in World Politics, Vol. 26, No. 2(Jan., 1974), pp.234-282。
21 Yaacov Y. T.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123。
22 Ibid., 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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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的影響。傳統的外交政策研究，對於決策的考 量因素，例如「權力」（power）、「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與「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等概念，都沿用國際關係既有的概念，界定為客觀不變的定 數。但是，隨著社會建構論在國際關係領域所引起的論戰，外交政策研究也有了 新的方向。社會建構論認為，身份認同（identity）是決定國家利益的重要因素，
（national security）等概念，都沿用國際關係既有的概念，界定為客觀不變的定 數。但是，隨著社會建構論在國際關係領域所引起的論戰，外交政策研究也有了 新的方向。社會建構論認為，身份認同（identity）是決定國家利益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