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外交理念的思維架構與實踐----1995年訪美行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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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班博士論文. 李登輝外交理念的思維架構與實踐治. 政. 大. 立----1995 年訪美行個案研究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指導教授：林碧炤博士研究生：李靜宜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 論文摘要. 李登輝總統主政（1988－2000）的十二年間，是台灣社會變化最劇的時期，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民主憲政或外交關係，都展現迥異於前的風貌，奠定台灣成為現代化國家規模的基礎。特別是在外交方面，台灣擺脫堅持多年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以務實外交突破國際現實的限制，打開國際生存的空間，不僅在國際關係的運作上創造出另一種「台灣經驗」，也為台灣本身的外交政策釐訂譜寫了可資操作的模式。台灣外交的突破與發展，固然有許多國內外環境與主客觀因素的交. 政治大本論文從決策者的角色切入，以李登輝的個人成長經驗、教育背景與立. 互影響，但是李登輝總統個人的思維理念，絕對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 國. 學. 宗教信仰為基礎，探索李登輝的個人特質與理念，作為理解他施政風格的出發點。繼而，以對他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四位哲人：康德、卡萊爾、西. ‧. 田幾多郎與新渡戶稻造的思想，建構起李登輝的思維體系，作為探討他政. sit. y. Nat. 策理念的架構。然後，再從國家利益的界定、外交目標的擬具、外交工具. io. er. 的擇定與外交效益的評估等四方面，深入剖析李登輝的外交政策思想。最後，以 1995 年締造台灣外交新巔峰的訪問康乃爾之行，來印證李登輝外交. n. al. Ch. 政策背後的理念基礎與邏輯架構。. engchi. 關鍵詞：李登輝，務實外交，外交決策。. i Un. v.

(3) 目次第一章導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主旨第二節理論探討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架構第四節預期之研究成果與限制. 1 2 8 11. 第二章 1995 年李登輝訪美行第一節訪美行的緣起. 13. 第二節第三節. 訪美行的經過訪美行的影響. 20 27. 第三章李登輝的思想背景第一節李登輝的成長經歷. 第四章李登輝的思維體系. n. 第五章李登輝的外交理念第一節國家利益的重新界定第二節外交目標的重新擬具第三節外交工具的重新擇定第四節. Ch. y. sit. 46 51 57 62. er. io. al. 37 41. ‧. 康德的批判哲學卡萊爾的衣裳哲學西田幾多郎的善的研究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 Nat.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34. 學. ‧ 國. 第二節第三節. 政治大李登輝的人文教養立李登輝的宗教信仰. engchi. i Un. v. 69 73 78. 外交效益的重新評估. 84. 第六章李登輝外交理念的實踐：1995 年訪美行第一節訪美行與國家利益第二節訪美行與外交目標第三節訪美行與外交工具第四節訪美行與外交效益. 92 97 101 107. 第七章結論. 113. 參考書目. 128.

(4)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主旨. 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Bush）曾說：「若我在長達一生的政治與政府工作中學到什麼，那必然是『歷史即自傳』這句格言的真實性。因為決定是由人所作出的，而人作出決定的依據，是他們對於這世界的瞭解，以及他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1而對美國外交發展影響至鉅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也指出：「對從事外交工作的人來說，最感不安的是，任何一位新總統上台，都可能因為他個人的偏好，而改變了我們的外交政策。｣2 確實，政治領導人在國家重大政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向來是外界所關注的焦點。特別是在權力高度集中、資訊通常極難取得、且情境也較為緊急機敏的外交政策決策過程裡，政治領導人所發揮的功能與影響力，也較其他的公共政策更為重大。. 政治大因此，在研究國家對外行為的學術領域裡，不乏以國家領導人為研究主題所立進行的研究。特別是在針對特殊外交事件與個案所進行的學術研究裡，更常以國. ‧ 國. 學. 家領導人在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為觀察與探究國家對外行為的切入點，累積出許多具有學術意義的研究成果。. ‧. 可惜的是，西方學術界在所多見的外交決策者研究，在台灣的國際關係研究範疇內卻不多見。長期以來，對於台灣國際關係發展與外交作為的研究，大多偏重於體系變遷與整體外交策略的研析，少有針對個別決策者進行有系統的分析討論，以致難以對台灣的外交行為提出完整的解釋，無法呈現台灣外交發展與國際關係的全貌。誠然，對於國際地位特殊，國際處境艱難的台灣來說，國際體系與外在情勢的變遷，確實是影響台灣外交發展的重大因素。但是，正如「時勢造英雄」或「英雄創時勢」的爭議並無法反映歷史的全貌一樣，台灣的外交政策固然有許多不得不然的外在因素，但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國家領導人個人人格與角色的展現。因.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此，如何透過對國家領導人個人人格與角色的研析，探討台灣外交政策形成的基礎，即為本論文的研究出發點。李登輝主政的 12 年間（1988-2000），是台灣社會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無論是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民主憲政或外交關係，都展現迥異於前的風貌，奠定台灣成為現代化國家規模的基礎。特別是在外交方面，台灣擺脫自 1949 年以來堅持的「漢賊不兩立」政策，以務實外交突破國際現實的限制，打開國際生存的空間，不僅在國際關係的運作上創造出另一種「台灣經驗」，也為台灣本身的外交政策釐訂譜寫了可資操作的模式。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前 10 年，台灣外交的突破與發展，固然有許多國內 1. Eugene R. Wittkopt,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85。 2 Ibid. 1.

(5) 外環境與主客觀因素的交互影響，但是李登輝個人的思維理念，絕對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1995 年 6 月，李登輝以校友身份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成為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位訪問美國的現任元首。儘管訪問定位為私人性質，但是這次的訪美之行卻為中華民國外交史寫下極其重要的一頁，不僅讓李登輝總統致力推動的「元首外交」攀上巔峰，更因為隨後所引發的台海危機，而成為美中台三角關係的重要分水嶺，迄至今日仍餘波蕩漾。遺憾的是，10 餘年來，儘管對於李登輝務實外交與訪美之行的研究不在少數，但大多只側重外在情勢的變遷，罕有對於決策內部因素的剖析與探索，更缺乏對於李登輝個人理念的有系統探討，以致對影響二十一世紀台灣外交至為深遠的務實外交，難以提出客觀合理的解釋，作出具有歷史意義的詮釋。事實上，身為台灣第一位本省籍總統的李登輝，是領導風格極為強烈，個人色彩極為鮮明的國家領導人，在政策的擬議推動上呈現極為獨特的個人特質，因此，要對李登輝主政時期的諸多政策有完整的認識，就必須從他的思維邏輯著. 政治大手，而決策權力高度集中於總統之手的外交政策更是如此。唯有深入探索李登輝立的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務實外交的理念架構，作為觀察與評價李登輝外交作為的. ‧ 國. 學. 理論基礎。尤其是，李登輝成長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深受台灣錯綜複雜的歷史與文化背. ‧. 景影響，而接受戰前日本舊制菁英教育，更讓他的思維理念有濃厚的人文哲學色彩。因此，要完整理解李登輝的政策思維，就必須從他的成長歷程與哲學思想發展著手，才能得出更為深入的解釋。因此，本論文試圖從決策者的角度切入，以李登輝的思維理念為出發點，探索務實外交的形成與運作，期能建構李登輝的外交思維架構，作為深入理解二十世紀末台灣外交作為與發展的理論基礎，同時以李登輝最受矚目、也飽受爭議的 1995 年訪美行作為個案，觀察驗證李登輝外交理念的執行與影響，藉以進一步解釋台灣外交決策，評估台灣外交效益，賦與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衡平客觀的歷史定位，同時也為有系統分析台灣外交政策產出與發展奠定學術研究基礎。. n. er. io. sit. y. Nat. al. 第二節. Ch. engchi. i Un. v. 理論探討. 外交政策研究是國際關係領域中最引人入勝的課題之一。外交政策雖然是國家內部政策制定機制運作所產生的結果，但其發軔於跨越國家疆界的複雜環境中，是處於國家疆界內外的行動者與團體相互碰撞所產生的反應，在跨越國家主權範圍的領域中執行，其問題兼具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性質，其過程涉及談判與. 2.

(6) 妥協，影響本國與其他國家的利益。正因為有這種跨越國家疆界，內外兼具的本質，使外交政策的研究自始即較國際關係的其他研究課題來得複雜，同時也增添了對於外交政策行動者（actor）與結構（structure）的概念化、解釋與評估的困難度。3 對於外交政策有系統的研究，始於 1950 年代，藉由科際的整合與多種理論的援引運用，逐漸形成三個主要的研究途徑，包括史奈德（Richard C. Snyder）的外交決策（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研究4，羅斯諾（James N. Rosenau）的比較外交政策（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研究5，以及斯普洛特夫婦（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的心理與社會環境（Psychological and Societal Milieux）研究6，為外交政策研究帶來豐碩的研究成果。外交政策之所以複雜，一方面是因為涉及國家內外環境與利益互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影響決策的行動者與結構因素無所不在。因此，對於外交政策的研究，必須先擇定分析層次（analysis level），作為研究的起點。7傳統上，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一是以行動者(actor)作為研究的焦點，解釋外交政策的形. 政治大成；第二是結構(structure)作為研究中心，探討外交政策形成的結構因素；第三立種則是以決策的過程（process）為主旨，同時探討行動者與結構因素。而艾里 8. ‧ 國. 學. 遜（Graham T. Allison）在《決策的本質》（The Essence of Decision）一書中透過三個不同的模式──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組織模式（Organizational Model）. ‧. 與官僚模式（Bureaucratic Model）──分析 1962 年古巴危機的美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更印證了對於同一個外交政策，可以從不同分析層次加以解釋的重要性。9 外交政策是一個國家對外行為的依據，但是國家無法思考，也無法行動，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必須是透過有權力的少數人，代表國家來行使，因此，決策者（decision-maker）在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值得注意。10 羅斯諾在研究外交政策的投入（input）因素時，即將決策者列為變數之一。他認為，國家外交政策的來源（source）分為五類，分別是：國外因素（external）、社會（societal）、政府（governmental）、角色（role）與個人（individual）。其中.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的「角色因素」是決策者在其職務上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而「個人因素」指的是外交政策決策者個人的人格特質，包括價值（values）、天賦（talents）與先前的. Walter Carlsnaes, “Acotrs, Structure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Steve Smith, Amelia Hadfielf and Tim Dunne,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Actors, Ca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86。 4 Richard C. Snyder, H.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ed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2) 5 James N. Rosenau, “ Pre-theory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in R. Barry Farrel, ed., 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6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Man-Milieu Relationship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56) 7 Carlsner, op.cit. p.87。 8 Ibid. pp.97-98。 9 Graham T. Allison, The Essence of Decision(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1) 10 Eugene R. Wittkopt,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James M. Scott, op.cit. p.486。 3. 3.

(7) 經驗（prior experiences），使其作出與其他決策者不同的政策選擇與行為。11 圖一：羅斯諾的外交政策投入與產出分析. 外交政策投入國外. 社會. 饋. 角色. 回. 個人. 政治大. 饋. 學. ‧ 國. 立. 政府. 外交決策過程. y. ‧. io. n. al. sit. Nat. 外交政策產出. er. 回. Ch. engchi. i Un. v.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James N. 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1), p. 108 繪製。長期以來，對於外交政策決策者的研究，多以「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為基礎，亦即假定決策者會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作出最有利的選擇。12但是隨著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發展，越來越多實證研究顯示，人在相當程度上受到情感與欲望的支配，而且也受到記憶與推演能力的先天限制，在處理資訊與選擇政策方案時，並不吻合「最大理性」的假設，甚至還違反理性的選擇. 11. James N. 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1), p.108。 Stephen Parsons, Rational Choice and Polit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5), p.6。 12. 4.

(8) 13. 非完全依循理性。而在冷戰突然結束的衝擊之下，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決策者的信念與性格，是影響外交政策選擇的關鍵因素，因為環境不能直接塑造行為，而必須透過可以行使決策行為的個人，才能形成影響力。戈巴契夫的新思維（New Thinking）即為決策者人格型塑國際重大事件的明顯例證。14 依據葛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的看法，決策者的政治行為通常可以從人格態度加以觀察，而如果有足夠的資訊可以深入剖析，更可以從影響人格與態度形成的環境因素，更進一步瞭解政策行為的真正緣由。15他從這個立論出發，以不同的層次探討人格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係。圖二：決策者秉性與政治行為關係. 政治行為者的環境. 立境. ‧ 國. 環. 的. 感. 知. 學. 對. 政治大. 有意識的政治取向. n. Ch. engchi. sit er. io. 人格的先天因素脾性心理狀態遺傳. al. 態度意見信念價值意識型態. y. ‧. Nat. 基本人格結構： 1.認知與需求 2.自我防衛 3.人我關係調整. 政治行為. i Un. v. 資料來源：Fred I. Greenstein, “Ca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in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p.113. Robert Jervis, “The Drunkard’s Search”, in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p.245。 14 Fred I. Greenstein, “Ca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in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eds. op.cit. pp.110-112。 15 Fred I. Greenste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p.63。 13. 5.

(9) 在他的分析之中，最接近環境的一層是「感知」（perception），其作用是形成認知篩選機制，型塑與建構環境所帶來的刺激（stimuli），可決定刺激的強弱，甚至會產生扭曲作用。第二層是「有意識的政治取向」（conscious political orientations），指的是和政治相關的認知稟性，包括意見、態度、信念、價值、意識型態、身份認同等。而第三層的「基本人格結構」（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則是決策者的心理活動，包括認知與需求（cognition and needs）、自我防衛（ego-defense）與人我關係調處（mediation of self-other relation）等三類。第四層即人格的先天(biological)因素，包括先天的脾性、心理狀態、遺傳等。16 葛林斯坦以此為基礎，更進一步作出對人格與政治行為關係的完整分析：圖三：人格與政治行為關係. 歷史條件. 社會與政治的現狀. 的未來狀態切身環境的. 學 ‧. 對環境的感知. al. n. 基本人格結構. Ch. engchi. sit. 有意識的政治取向. io. 政治行為. y. Nat. 秉性. 社會與政治. 立切身環境現狀. 社會背景. 秉性的發展. 未來. 政治大. ‧ 國. 小環境. 現在. er. 大環境. 過去. i Un. v. 人格的先天因素. 未來狀態. 秉性的未來狀態. 資料來源：Fred I. Greenstein, “Ca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in John T. Jost and Jim Sidanius, eds., Polit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4), pp.115. 以美國政治人物人格為研究重心的學者荷曼（Margaret G. Hermann）則提出觀察決策者性格的四個面向：第一是信念（beliefs），意即決策者對世界的基本 16. Greenstein, “Ca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pp.112-114。 6.

(10) 假設，將影響其對環境的詮釋，從而決定其將採行的策略；第二是動機（motives），對於權力、友好關係、他人認可的需求，都是影響決策者採行對外行為的重要動機因素；第三是決策風格（decision style），即決策者偏好的決策方式，如對新資訊的態度，對風險的承擔，對不明態勢的容忍度等；第四是人際往來的風格（interpersonal style），即決策者與其他決策者之間的互動。她認為，信念與動機決定決策者對環境的認知與詮釋，提供決策者的行動路線圖，對於政策的風格與內涵都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17 而以美國總統人格為分析對象，在決策研究上頗富盛名的美國學者巴柏（James David Barber），以人格為基礎，提出兩個分類標準──對職務投注活力的積極（active）與消極（passive），對職務滿意程度的樂觀（positive）與悲觀（negative）──將美國總統分成「積極－樂觀」、「積極－悲觀」、「消極－樂觀」 18 與「消極－悲觀」，作為觀察並預測美國總統政治行為的立論。他認為，總統的人格是型塑其行為表現的重要因素，而所謂的人格則有三個組成因素。第一是「風格」（style），亦即執行其政治角色的習慣性方式；第二是. 政治大「世界觀」（world view），指的是總統最基本的政治相關信念，特別是他對社會立因果、人性、道德等的概念，亦即他看待世界的方式。第三是「性格」（character），. ‧ 國. 學. 即總統對自己人生的看法與態度。他進一步指出，「個性」源自於童年，世界觀形成於青少年時期，而風格則在成年初期完備。19. ‧. 但也有學者認為巴柏對於人格與決策關係的研究，並不夠周延。如喬治（Alexander L. George）即指出，巴柏雖提及「世界觀」為影響總統決策的重要因素，卻未進一步研析其組成因素與影響力。他認為，世界觀是決策者信念價值（belief system）的基本哲學與意識型態基礎，是塑造決策者行為的基底，如果能和認知心理學的資訊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研究成果相結合，當可以建立更為周延的「信念體系」概念，對於決策者行為的研析也將更具解釋力。20 佛茲柏格（Yaacov Y. I. Vertzberger）從「資訊處理」的角度出發，認為「人」（human being）是決策與資訊處理運作的核心，決策者的認知與反應並非由情勢的客觀事實所決定，而是繫於他們對於情勢的意象（image），因此，決策者個.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21. 人的信念體系，對於資訊的篩選、關注與詮釋有極為重大的影響。他甚至指出，外交決策者身處不確定的環境，面對的資訊通常極為混亂，無法以邏輯加以推演，在這樣的情況下，訴諸直覺與既有的認知，反而是唯一符合理性的反應。22 外交決策研究對於決策者信念體系的進一步探討，受惠於國際關係理論「社 Margaret G. Hermann,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4, No. 1(Mar. 1980), pp.4-10。 18 Ibid., pp.8-11。 19 James David Barber,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2), pp.4-8。 20 Alexander L. George, “Assessing Presidential Character”, in World Politics, Vol. 26, No. 2(Jan., 1974), pp.234-282。 21 Yaacov Y. T. Vertzberger, The World in Their Mind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123。 22 Ibid., p.189。 17. 7.

(11) 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的影響。傳統的外交政策研究，對於決策的考量因素，例如「權力」（power）、「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與「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等概念，都沿用國際關係既有的概念，界定為客觀不變的定數。但是，隨著社會建構論在國際關係領域所引起的論戰，外交政策研究也有了新的方向。社會建構論認為，身份認同（identity）是決定國家利益的重要因素，因此，對於外交政策行為的研究，迥異於將焦點置於「如何捍衛國家利益」上的現實主義，而是探討「國家利益如何界定｣，23因而將研究重點置於決策者的身份認同與價值體系的形成，從最基本的概念上探討國家行為的真正動機。正因為身份認同透過界定國家利益，對於國家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大部份的決策理論學家都認為，了解決策者的個人背景，如哲學理念、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生活經歷等等，都有助於理解他們的價值觀與決策深層動機。24 綜合外交政策決策研究理論的探討可知，各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固然多有法定的程序與過程可為依據，但決策的擬議、衡酌與定案，卻受到諸多環境與人為因素的影響，無論是國際環境的變遷、國內政治的運作、決策者個人的理念，或是. 政治大官僚部門之間的互動，都可能影響外交政策的制定與推動；而內外環境的演變，立國際交往的互動，甚至許多難以預測的意外事件，都可能對外交政策的執行與成. ‧ 國. 學. 果，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其中最不易分析掌握，卻是最關鍵的一個環節，就是決策者的因素。因為環境變化、資訊匯入、情報研析等，最終還是仰賴決策者. ‧. 的認知與判斷，才能形成政策。而對資訊來源有限，參與者不多，且權力通常高度集中的外交決策過程來說，決策者更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因此，對於重大外交事件與特定外交政策，勢必也必須以決策者為研究重心，分析其個人思維、理念、認知與經驗，才能對外交政策的產出有深入且全面的理解，而外交決策研究所累積的豐碩理論成果，正可提供足夠的理論架構來進行深入的探討。. n. er. io. sit. y. Nat. al. 第三節. Ch. engchi. i Un. v.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論文以外交決策過程中的決策者因素作為研究重心，援引外交決策研究的相關理論，從決策者人格對外交政策決策影響的角度，剖析李登輝人格的養成、價值體系的建立、世界觀的形成，深入探討李登輝外交政策背後的理念因素，重新理解並解釋李登輝的外交政策與外交作為。而在研究方法方面，則以荷曼所提出的政治領袖人格態度研究方法為基礎。荷曼認為，對於政治領袖的研究有先天的優劣勢存在，劣勢是他們通常很難 Jeffrey T. Checkel, “Constructivism and Foreign Policy”, in Steve Smith, Amelia Hadfielf and Tim Dunne eds.,op.cit.,p.75。 24 詹姆斯•多爾蒂(James E. Dougherty)，小羅伯特•普法爾茨格拉夫(Robert L. Pfaltzgraff_)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頁 601。 23. 8.

(12) 近距離接近，因此不易進行直接的調查訪談。但優勢是，身為公眾人物，政治領袖的許多基本資料都可公開取得，研究者有大量的資料可以參考。因此，對於政治領袖人格的研究，她認為有幾個可以採行的研究方法：第一是透過訪談（interview），包括自己進行的直接訪談，或間接取得他人與媒體所進行的訪談。第二是透過觀察（observation），包括政治領袖的自我觀察，如著作、日記、回憶錄；消息來源的觀察，如幕僚的訪談或著作；以及研究者本身的觀察。第三是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亦即對政治領袖所說或所寫的內容作有意義的歸納 25 整理。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以此為基礎，廣泛蒐集與李登輝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政府出版品、李登輝個人的口述歷史與著作，以及學術、政界與媒體人士對於李登輝相關外交作為的論述與訪談，作有意義的歸納分析，期能對於李登輝的個人信念體系建立通盤性的瞭解基礎。此外，如同第一節所述，接受戰前日本舊制菁英教育的李登輝，在思想上有極為濃厚的哲學人文色彩。他自己在許多不同的場合，多次述及幾位影響他一生. 政治大思維與行事作風至深的哲學家，包括康德、卡萊爾、西田幾多郎與新渡戶稻造。立因此，本論文也將從這幾位哲學家的思想理論，作深入的探討，剖析李登輝身份. ‧ 國. 學. 認同與價值信念的基礎，與李登輝的政策理念相互對照印證，建構起李登輝外交理念的架構，作為進一步觀察與分析其外交作為的概念結構。. ‧. 而在論文的結構安排上，則引用卡爾納斯（Walter Carlsnaes）所提出來的外交政策行為解釋三層面（dimension）。亦即從意圖（intentional）、稟性（dispositional）和結構（structural）層面來解釋外交行為。. sit. y. Nat. n. al. 結構面向. →. 稟性面向. er. io. 圖三：外交行為解釋三層面. iv n C h意圖面向 → 外交政策行為 engchi U. →. 資料來源：Walter Carlsnaes, “Actors, Structures,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Steve Smith, Amelia Hadfielf and Tim Dunne, eds.,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Actors, Ca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p.97 卡爾納斯認為，解釋外交政策行為的第一個步驟是找出行為與意圖之間的關係，也就是瞭解決策者採取此一外交行為究竟是為達成何種目的。但是，找到採取某一行為的意圖，研究者必定要進一步追問，決策者的意圖是如何產生的，也就是必須瞭解意圖與稟性之間的關係，透過認知與心理的角度，探求影響決策者意圖與偏好的潛在信念與價值體系，並瞭解決策者用以感知外在世界的觀點，才能解釋決策者的目標由何而來。而不容忽視的是，個人的認知與心理都受到結構 25. Margaret G. Hermann and Thomas W. Milburn, eds., A 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p.5-10。 9.

(13) 因素的影響至深。結構因素，包括國內與國際環境、社會、文化、家庭等，都從很多方面影響決策者的認知、分析與反應，是決策者價值、偏好、態度的深層基底，因此只有透過結構因素的探討，才能解釋外交行為的深層背景。在卡爾納斯看來，這三個不同的層面雖然是從不同的層次理解外交政策行為，但彼此卻是密切相關，必須同時從這三個不同的角度分析外交決策者的潛在信念，才能完整理解特定外交政策行為之所以產出的真正緣由。26 本論文擬採用卡爾斯納的這個研究架構，由大而小，由外而內來解析李登輝外交理念形成的過程與因素。首先從結構面向，透過家庭背景、成長經歷與宗教信仰來探索李登輝信念體系的形成；其次，再藉由李登輝個人的哲學思想與思維架構，解析其價值體系；最後再經由政策目標的解析，解釋李登輝在外交行為上的意圖與目標。圖四：論文架構圖. 政治大結構層面：李登輝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宗教信仰立↓. ‧ 國. 學. 稟性層面：李登輝的思維架構 ↓. ‧. 意圖層面：李登輝的外交理念 ↓ 李登輝的外交作為. sit. y. Nat. n. al. er. io.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Ch. i Un. v. 因此，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是先就個案，也就是 1995 年李登輝訪美行的事件背景作一簡單描述，然後針對李登輝思想的形成，分為兩章，深入探討李登輝的思想背景與哲學思維，一方面從成長經歷、教養背景與宗教信仰，探索奠定他人. engchi. 生信念體系的基礎，一方面從對他影響最深的四位哲學家：康德、卡萊爾、西田幾多郎與新渡戶稻造的思想，探討建構李登輝哲學與思維的基本價值，為進一步研究李登輝的意圖與作為提供可資分析的架構。而在此一思維的基礎上，本論文透過國家利益、外交政策目標、外交政策工具、外交政策效益的解析，勾勒出李登輝外交理念的完整面貌，再以 1995 年的訪美行為個案，驗證李登輝外交理念的具體實踐，最後綜整研究成果，作成論文結論。. 26. Carlsnaes, op.cit., pp.97-98。 10.

(14) 第四節預期之研究成果與限制本論文希望透過上述的研究途徑，深入探討台灣外交決策過程中的決策者因素，從李登輝內在思維的角度，解釋 1990 年代台灣外交政策與外交行為的重大變化。首先，期待經由大量文獻的分析，驗證台灣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與李登輝個人獨特的成長經歷，對他人格養成的影響，進而理解李登輝對於外在世界的認識（acknowledgement）與感知（perception），作為建構李登輝人生觀與價值觀的起點。其次，期待藉由相關哲學理念的深入探討，解析李登輝內在思維的邏輯，理解李登輝政策方針背後的思想意涵，驗證李登輝哲學理念與其施政作為之間的密切關係。繼而，以李登輝的實際外交作為，梳理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再與其思. 政治大維邏輯進行比較對照，探求外交理念的哲學意涵與邏輯出發點，勾勒李登輝外交立思想的完整圖像，作為有系統理解其外交政策與外交作為的架構。. ‧ 國. 學. 最後，再以 1995 年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的重大外交事件，具體檢驗李登輝外交作為與其外交理念之間的關係，作為印證本論文假設與立論的實例。. ‧. 換言之，本論文希望透過有系統的研究，回答三個問題，即：（一）李登輝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為何；（二）李登輝外交理念的思維邏輯何在；（三）李登輝的思維邏輯體系如何建構。藉此，從外交決策者的角度，對李登輝所主導的 1990 年代台灣外交發展，作出更為深刻、也更有解釋力的研究貢獻。然而，不容否認的是，由於研究主題的界定，本論文的研究成果也將受到若干限制。首先是，本論文以決策者的內在思維為研究課題，將研究對象限定在李登輝個人人格的養成與哲學思維的建立，對於其他影響李登輝執政時期外交施政作為的諸多環境因素，雖不否定其重要性，但並不列入研究討論範圍。如此雖使研究或有失之完整之虞，但為避免太多變數的導入，使研究主題失焦，仍有必要.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將研究範疇作清楚界定。其次，外交決策研究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涉及諸多機密與「人」的因素，難有客觀的資料可作為研究參考。檔案文件只能呈現形諸於外的官方說法，而個別的訪談或回憶錄性質的著作，雖然可以得到當事人現身說法的第一手資料，但也無法避免當事人自我保護與各說各話的缺失，因此必須透過詳盡的參照與交叉比對，藉由理性客觀的衡酌判讀，篩選出可信度較高的資料，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礎。 1990 年代的台灣外交發展，呈現迥異於以往的巨大變化，也為外交研究提供了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在眾多研究課題中，本論文以決策者的因素作為主題，最重要的思考是，台灣外交政策的巨變，縱然有諸多內外環境與變數的交互運作，但李登輝個人的思維理念絕對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如何透過有. 11.

(15) 系統的研究，解析李登輝內在思維與外交政策之間的關係，是理解 1990 年代台灣外交發展不容忽略的一環。儘管台灣的決策研究存在許多透明度的障礙與資料蒐集的限制，而研究方法上也還沒有完整的架構可以依循，但本論文仍期待以豐富多元的史料文獻，客觀深入的研究探索，儘量完整呈現李登輝作為外交政策決策者的面貌，並經由有系統的分析歸納，為李登輝具有開創意義的外交思維建構完整的理念架構，不僅作為觀察與檢視 1990 年代台灣外交發展的模型，也為後續的外交決策學術研究開拓新的研究範疇。.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12.

(16) 第二章. 1995 年李登輝訪美行. 第一節訪美行的緣起 1995 年李登輝訪問美國，是中華民國總統首度赴美訪問，為中華民國外交史創下新的紀錄。但是，訪美行之所以實現，仰賴的並不是台灣單方面的努力或美國的善意，而是在美中台三邊關係複雜運作中許多因素綜合而成的，其中包括台灣自己內部的因素，也包括美國與中共關係的起伏折衝，所以必須從內外兩方面的背景來加以探討。 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總統去世，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台灣邁進了一個新的時代。李登輝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第一位本省籍總統，儘管蔣經國去世之前並未明白揭示接班人選，且各界對於李登輝究竟是否為蔣經國屬意之接班人頗多議論27，但根據 1988 年 1 月 14 至 15 日的民意調查顯示，有將近七成的受訪民眾. 政治大認為李登輝可以順利擔任總統，有 69.5%的民眾對台灣前途感到樂觀。這樣的民立意期待也顯示，從蔣經國執政晚期開始推動的政治改革，為台灣社會帶來的最大. ‧ 國. 學. 改變並不在於政治改革本身，而是政治改革所帶來的開明氣氛，使政權的轉移更加容易。28. ‧. 繼任總統的李登輝面對國民黨內部的權力傾軋29，朝野加劇的政治角力與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30，一方面在 1990 年 6 月透過邀集朝野各界代表召開國是會議，達成終結萬年國會、省市長直接民選、總統由公民選舉產生等憲政改革共識， 31另一方面透過國民大會「一機關兩階段」的修憲步驟32，在 1991 年 5 月 1 日終. er. io. sit. y. Nat. 對於李登輝是否為蔣經國所選擇的接班人，眾說紛云，郝柏村就認為蔣經國所屬意的人選是孫運璿，王力行，《無愧》(台北：天下文化，1994)，頁 41。甚至李登輝本人都曾說：「經國先生提拔我為副總統，我想他並不是要我當接班人。」李登輝，《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1999)，頁 62。 28 馬若孟、蔡玲著，羅珞珈譯，《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台北：三民書局，1998)，頁 169。 29 每週三召開的國民黨中常會在蔣經國過世後停開一次，於 1 月 27 日恢復召開，會前即已傳出部份人士不贊成李登輝代理主席，當天亦未立即討論代理主席議題。以副秘書長身份列席的宋楚瑜突然起身抗議會中遲不提出此一人事案，憤而退席，促使中常會於當日無異議通過由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但國民黨內反李登輝的勢力並未消散，1990 年 2 月，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全會推舉李登輝與李元簇為第八屆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但產生所謂「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反李陣營並擬推出林洋港與蔣緯國參選正副總統，經由國民黨八大老出面協調，這場「二月政爭」才告落幕。何洛編著，《李登輝全紀錄：1923-1996》(台北：生活智庫，1996)，頁 77-79， 165-167。 30 民進黨國大代表在 1990 年 2 月 19 日國民大會開幕當天，因抗爭而未宣誓，後數次補行宣誓，卻又因將誓詞內容的「中華民國」改為「台灣人民」，而被宣佈無效，不得行使職權。而在無黨籍國大代表退席抗議的情況下，國民大會竟迅速通過修訂臨時條款，擴大國民大會職權，包括增額代表任期由兩年延長至九年，國代每年可自行集會一次，出席費由原來的五萬兩千元提高到二十二萬元等，不僅招致民進黨的抗議，甚而引發大學學生的靜坐抗議，人數一度高達三萬人，釀為「三月學潮」，提出四項要求：（一）解散國民大會；（二）廢除臨時條款；（三）召開國是會議；（四）訂定民主改革時間表。 31 憲政改革雖是朝野共識，但國民黨主張「修憲」，民進黨主張「制憲」，未獲致結論，最終只決議請總統設置「憲政改革諮詢小組」，推動憲政改革。 27. n. al. Ch. engchi. i Un. v. 13.

(17) 止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先後全面改選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完成省市長民選，並在 1994 年 7 月由國民大會通過修憲，確定總統由全民直選，成為台灣民主發展的重大里程碑。除了政治改革之外，1990 年代也是台灣繼 1980 年代經濟起飛之後的經濟快速成長時期，在暢旺的出口產業帶動下，台灣的外匯存底在 1983 年突破百億美元之後，即連年大幅成長，至 1995 年已達九百餘億，為台灣經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表一：台灣外匯存底成長(1981-1995) 外匯存底（百萬美元） 7,235. 1982. 8,532. 1983. 11,859. 1984. 15,664. 73,897 73,224. 1990. Nat. 1989. 76,748. 1991. 82,405. 1992. 82,306. 1993. 83,574. 1994. 92,455. 1995. 90,310. y. 1988. 46,310. ‧. 1987. 22,556. sit. 1986. 學. 1985. 立. 政治大. ‧ 國. 1981. 72,441. io. n. al. er. 年. Ch. engchi. i Un. v.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 http://www.cbc.gov.tw/public/data/economic/statistics/key/others-y.pdf.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也維持 5％以上的高度成長，國內生產毛額與國民生產毛額的成長幅度更是驚人，顯現台灣經濟成長與財富累積的雄厚實力。. 第一階段為「程序修憲」，由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議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公佈「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賦予第二屆中央民意代表產生的法源；第二階段再由依據憲法增修條文新選出的第二屆國民大會進行「實質修憲」。 32. 14.

(18) 表二：經濟成長率、國內生產毛額與國民生產毛額增長經濟成長. 國內生產毛額(名目平均每人 GDP(名國民生產毛額(名目. (%). 原始值. 值，百萬美元). 年增率. 原始值. (%). 目值，美元). 年增率 (%). 原始值. 年增率 (%). 值，百萬美元). 原始值. 年增率 (%). 平均每人 GNP(名目值，美元). 原始值. 年增率 (%). 1981 6.46. -. 49,221. 16.58. 2,730. 14.47. 48,958. 16.12. 2,715. 14.03. 1982 3.97. -. 49,621. 0.81. 2,703. -0.99. 49,603. 1.32. 2,702. -0.48. 1983 8.32. -. 54,122. 9.07. 2,902. 7.36. 54,204. 9.28. 2,906. 7.55. 1984 9.32. -. 60,938. 12.59. 3,219. 10.92. 61,695. 13.82. 3,259. 12.15. 1985 4.07. -. 63,149. 3.63. 3,290. 2.21. 64,332. 4.27. 3,352. 2.85. 1986 11.00. -. 77,781. 23.17. 4,007. 21.79. 79,814. 24.07. 4,112. 22.67. - 103,290. 32.80. 5,265. 31.40 105,592. 32.30. 5,383. 30.91. - 121,935. 18.05. 6,146. 16.73 125,338. 18.70. 6,318. 17.37. - 151,580. 24.31. 7,558. 22.97 155,396. 23.98. 7,748. 22.63. 1990 6.87. - 164,747. 8.69. 8,124. 7.49 169,110. 8.83. 8,339. 7.63. 1991 7.88. - 184,870. 12.21. 9,016. 10.98 189,924. 12.31. 9,263. 11.08. 1992 7.56. - 219,974. 18.99 10,625. 17.85 224,774. 18.35 10,856. 17.20. 1993 6.73. - 231,531. 4.93 11,285. 3.95. 1994 7.59. -. 8.85 12,175. 7.89. 1995 6.38. - 274,728. 8.64 13,115. 7.72. y. sit. io. er. Nat. n. a l 5.25 11,079 4.27 235,852 iv n Ch U 252,665 9.13 11,982 e n g c8.15 h i 256,728 8.73 12,918. ‧. 1989 10.28. ‧ 國. 1988 5.57. 學. 1987 10.68. 立. 政治大. 7.81 278,91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aveshow.asp. 繼之而來的是台灣國民所得的急速增加。自 1980 年代以來，台灣國民所得幾乎都是以兩位數的成長率快速增加。. 15.

(19) 表三：國民所得成長國民所得(名目值，百萬美元) 平均每人所得(名目值，美元) 原始值. 年增率(%). 原始值. 年增率(%). 1981. 44,261. 16.30. 2,455. 14.19. 1982. 44,865. 1.36. 2,444. -0.45. 1983. 48,791. 8.75. 2,616. 7.04. 1984. 55,790. 14.34. 2,947. 12.65. 1985. 58,439. 4.75. 3,045. 3.33. 1986. 73,080. 25.05. 3,765. 23.65. 1987. 97,053. 32.80. 1988. 118,014. 21.60. 1989. 143,084. 1990. 政治大 7,134. 19.94. 154,678. 8.10. 7,628. 6.92. 1991. 173,726. 12.31. 8,473. 11.08. 1992. 203,796. 17.31. 9,843. 16.17. 1993. 214,086. 5.05. 10,244. 4.07. 1994. 233,388. 9.02. 11,068. 8.04. 1995. 252,697. 8.27. 11,882. 7.35. ‧ 國. 立. Nat. io. al. n.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Ch. i Un. 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aveshow.asp. engchi. y. 21.24. sit. 20.23. er. 5,948. ‧. 31.39. 學. 4,947. v. 經濟的起飛與國民財富的累積，讓台灣人民對自我充滿信心，有能力也有意願追求更大的自主發展空間，成為台灣社會內部轉型與國際關係突破的有力支柱。整體而言，在李登輝執政之後，台灣在政治上逐漸擺脫強人政治的色彩，透過憲政改革，引進充沛的社會力，革新舊有體制；另一方面也因為經濟的快速成長，讓台灣人民更勇於挑戰現狀，追求突破，促使台灣在逐步完成內部改革之後，更進一步追求外交的新發展。這正是李登輝「務實外交」政策之所以成形的重要基礎。台灣長期以來因為兩岸分裂分治的現實，在對外關係上受到許多箝制與束縛。李登輝認為，中共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封鎖台灣，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扼殺台灣在國際社會裡的生存空間，迫使台灣不得不接受中共所提出的統一條件，所以台灣一定要以務實與靈活的作為，追求外交突破，才有可能保障自身的生存與發. 16.

(20) 展33。李登輝曾提及，1984 年出任副總統之後，蔣經國總統即指示他多加關注外交問題，並交代當時的外交部長朱撫松向他報告全球各區域的外交現況，34因此，他對於台灣外交應如何追求突破與發展，早已有了具體的方向。35繼任總統之後，李登輝在外交方面展現了強烈的企圖心，不僅對外交人事展開新的布局 36，同時也親自掌控外交政策的擬訂37，形成深具李登輝個人色彩的「務實外交」政策。李登輝認為台灣應該以務實的作為，盡一切可能，增進與所有國家的實質關係，參與國際組織的國際活動，才能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38因此，從重返亞銀年會、與共產國家發展實質關係、爭取新的邦交國，都具體展現李登輝這種以務實為本質的外交政策特色。而以國家元首身份親自站上外交第一線的「元首外交」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李登輝在 1989 年 3 月以「台灣來的李總統」名義訪問新加坡，創下中華民國總統訪問無邦交國家的先例，而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39的立場，也成為. 政治大台灣此後推動務實外交與元首外交的基本立場。立然而，以台灣與新加坡的特殊關係，推動元首赴訪雖有難度，卻非完全不能. ‧ 國. 學. 想像。但是要將這個模式複製到其他無邦交國家，則非易事。因此，李登輝以親自出訪，企圖達成外交突破的「元首外交」，是在 1994 年 2 月訪問菲律賓、印尼. ‧. 與泰國之後，才有較為實質的成果。「元首外交」在 1994 年開始密集出擊，李登輝在該年的元旦祝詞裡就已預告這是「對外關係積極擴展的一年」。據李登輝當時的說法：「1994 年我要赴國外多跑跑，最主要是因為國內安定下來了。｣40後來更指出：「1994 年左右，台灣人開始重視自己存在的價值，我們必須對外發出自己的聲音，告訴外國台灣存在.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i Un. v. 〈李總統就職三週年記者會答記者問〉，《李登輝總統八十二年言論集》(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1994)，頁 301-302。 34 李登輝，《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台北：允晨文化，2004），頁 25-28。 35 井尻秀憲，《李登輝的實踐哲學》（台北：允晨文化，2010），頁 129。 36 台灣的外交政策、經費、人事等長期以來都掌握在有「外交教父」之稱的沈昌煥手中。曾兩度出任外交部長的沈昌煥深受蔣中正、蔣經國與蔣宋美齡信任，在蔣經國晚年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繼續掌控台灣外交。而李登輝在 1988 年 7 月任命行政院副院長連戰出任外交部長，被認為是將沈昌煥排除在外交決策圈之外的第一步。同年 10 月，沈昌煥因在國民黨中常會疾呼「漢賊不兩立」而去職，轉任有名無實的總統府資政。 37 李登輝對於外交政策的掌控除透過外交人事的布局之外，也透過總統府內對於重大外交政策的擬議發揮絕對的影響力。李登輝總統任內，總統府歷任副秘書長邱進益、戴瑞明、陳錫蕃、蘇起、林碧炤均具有外交專業背景，在外交政策的擬訂與推動上，扮演重要角色。 38 〈李總統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迎接未來、任重道遠：李登輝總統七十八年言論選集》（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89），頁 217-219。 39 李登輝在「訪星之旅返國記者會」中面對記者詢及新加坡未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接待時坦言：「既然我們是要去解決兩國之間的各種問題，我認為有的時候，我們要靠一個忍耐的『忍』字來做，我是不滿意，但我們應該可以接受。」，見〈訪星之旅返國記者會問答摘要〉，行政院新聞局編，《和平之旅》（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7），頁 174-175。 40 〈接受自由時報專訪〉，行政院新聞局編，《李總統登輝先生八十三年言論選集》（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5），頁 353。 33. engchi. 17.

(21) 的價值，所以我開始推動所謂的『渡假外交』。｣41 李登輝的元首外交是全面性的外交出擊，只要有突破的可能性，都要盡力嘗試。1994 年訪問東南亞歸來之後，李登輝告訴司馬遼太郎：「不僅是已訪問過的東南亞三國，今後我還會繼續跑，甚至讓全世界感到意外的國家也要去。至於日本和美國，留到最後再說吧。｣42訪問東南亞等無邦交國家只是元首外交的破冰之舉，實現訪問美國與日本這兩個和台灣關係最密切的國家，始終是李登輝最大的心願。儘管在李登輝個人強烈的意願之下，台灣朝野各界都積極為促成李登輝出訪而努力，但是訪問美國的條件之所以逐漸成熟，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在 1990 年代的震盪與變化。自 1979 年美中建交以來，兩國雖曾因軍售等問題產生齟齬，但歷經卡特與雷根兩任政府，雙方關係已步向穩定，1988 年，美中貿易突破 100 億美元，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達 34 億美元。43然而，1989 年 6 月 4 日的天安門事件卻撼動了美中關係，改變了美中關係的本質。. 政治大在此之前，華府與北京的關係不只奠基在共同對抗蘇聯的戰略基礎上，也奠立基在「中國不會做出 1989 年 6 月 4 日這種暴行」的假設之上。美國人民原本 44. ‧ 國. 學. 以為中國已經產生重大變化，和其他的共產政權有所不同，但是天安門事件卻暴露出中國與其他共產國家同樣殘暴的本質。過去，美國的中國政策幾乎完全掌控. ‧. 在行政部門手中，雖然歷任總統和行政當局也密切注意國會與輿論的走向，但大體而言，國會授與行政部門相當大的政策發揮空間。但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這種關係改變了，國會與輿論不再容許行政部門一昧追求與中國保持友善關係。自尼克森與季辛吉時期所鍛造出來的美中夥伴關係已經出現永久性的變化了。45 布希總統在國會與輿論的壓力下，對中國陸續祭出制裁措施。46然而，身為第一位親身擁有中國經驗的美國總統47，對中國政策不假手國務院與國家安全會議，而被戲稱為「中國科科長」48的布希，並未能真正瞭解美國人民對於天安門事件的忿怒程度，也未能防範美國輿論對於中國態度的劇烈改變。美國國會先後通過多項制裁中國的修正案，49並通過「緊急放寬中國移民法案」，雖遭布希總.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井尻秀憲，前揭書，頁 146。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譯，《台灣紀行：街道漫步》（台北：台灣東販，1995），頁 533。 43 鄭啟榮，《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1978-2000》（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頁 35。 44 James Mann, 林添貴譯，《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台北：先覺出版公司， 1999），頁 281。 45 同上註，頁 281-282。 46 布希政府在 1989 年 6 月 5 日宣佈對中國的制裁措施：中止美中政府間一切軍售與商業性武器出口，中斷軍事領導人互訪，對中國留學生延長滯美時間給予同情的考慮。6 月 20 日又宣佈：暫停與中國高級官員的一切互訪，反對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對中國提供新貸款。在美國的帶動之下，總計有 20 多個西方國家相繼對中國實施制裁措施。 47 布希在 1971 年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在第一線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1974 至 1975 年出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辦事處主任。 48 Warren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32。 49 美國國會在「1990-1991 會計年度外交關係授權法案」裡附加多項制裁中國措施，主要內容包 41 42. 18.

(22) 統否決，但行政與立法部門針對此一法案的衝突，成為美國政府中國政策的里程碑，揭示行政與立法部門的對立陣線，也使中國政策不能再自外於國內政治的壓力50。自 1990 年開始，美國國會對中國政策的焦點轉向最惠國待遇，希望利用每年延長對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機會，附加其他條件，要求中國對人權、貿易與軍武輸出等問題作出讓步，51使最惠國待遇問題成為美國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對中國政策角力的重大議題。52 在 1992 年年底總統選舉中擊敗布希的柯林頓，在選戰中最膾炙人口的一句話是：在他的治理之下，美國絕對不會「驕縱從巴格達到北京的獨裁者」。53雖然標榜人權，但是柯林頓上任之後最重要的議題是降低預算赤字，提振國內經濟，而在外交方面則有前南斯拉夫國家種族戰爭、伊拉克與海地等議題亟須處理，因此中國政策並不具優先性。54 與此同時，致力經濟改革開放的中國，開始對各國展開政治、經濟的拉攏，逐漸走出天安門事件的陰影，在經濟方面取得極大的進展。55從 1991 年至 1993. 政治大年，中國的 GDP 成長近 60%，對外貿易總額成長超過 44%，外人直接投資總額立成長 450%，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利益也越來越不容忽視。 56. ‧ 國. 學. 1993 年美國國會再度準備針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提出附加條件，但行政部門成功說服民主黨議員撤回法案，由柯林頓簽署行政命令，57聲明次年是否給與 58. ‧. 最惠國待遇，將取決於「中國是否在改善人權紀錄方面取得重大進步｣。柯林頓的行政命令賴以為基礎的假設是，因為中國享有龐大的對美貿易順差，所以讓美國在對中國的關係上有操作的槓桿，誤以為中國領導人會以經濟利益作為唯一的決策考量，而忽略了意識型態、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對中國領導階層來說，才是更為重要的考量因素。再加上取消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將對美國企業與零售商帶來嚴重影響，使柯林頓政府想以行政命令壓迫中國談判，甚至屈服的企圖難以如願。59.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括：中止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向對中投資提供保險或其他資助；中止將外援法提供的資金用於與中國有關的活動；中止向中國出口軍備，包括直昇機和零件；中止對中國出口警察設備；中止核能合作等。 50 Robert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5。 51 美國與中國於 1979 年簽訂「貿易關係協定」，並於 1980 年經美國國會批准生效後，中國開始取得最惠國待遇，但須每年由總統向國會提出延長要求。自 1980 年以來，每年都在未引起太多爭議的情況下獲得延長。但自 1990 年起，美國國會開始利用每年行使延長最惠國待遇同意權的機會，附加各種條件，以對中國施壓。 52 Suettinger, op .cit., p.107-134。 53 Ibid., p.139。 54 Ibid., p.160。 55 Mann，前揭書，頁 363-365。 56 Suettinger, op. cit., p.145。 57 Mann，前揭書，頁 411-415。 58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1971-2000，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 239。 59 Suettinger, op. cit., p.197-198。 19.

(23) 行政命令簽署之後，美中關係又因為許多新的議題而產生爭執，60引來各方壓力，於是國務院擬出被稱為「交往」（engagement）的政策，願意和中國政府的各階層展開會商。1993 年 11 月，柯林頓即依據此一新政策，出席在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合會（APEC），與江澤民首度會面，並取消 1989 年中止軍事接觸的禁令，終結了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領導人和人民解放軍的封殺行動。61 中國對柯林頓行政命令所附加的人權條件，並未如美方所預期的，迫於經濟利益而有所軟化，相反的，美國政府內部反而因為經濟利益的考量，而對貿易與人權掛勾的政策有越來越大的反對聲浪。柯林頓透過外交折衝，希望爭取中方在人權方面讓步未果，最後派遣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訪問北京也無功而返之後，迫於國內政經各界的壓力，在 1994 年 5 月 26 日宣佈切斷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勾的政策，同意在 1994 年之後年年延長對中國最惠國待遇，且不附加任何條件，成為中國政策的大逆轉。62 儘管美國企業在中國有龐大的經濟利益，且美國各界也越來越體認到與中國交往的重要性，但是中國在美國社會的形象卻未能隨天安門事件陰影的褪去而提. 政治大升。自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到 1990 年代前半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的美國立人都認為中國是違反民權的「不友好」國家。在美中建交之初的 1980 年代初期， 63. ‧ 國. 學. 美國人原本視中國為共產國家改革的先鋒，但在蘇聯解體與東歐國家轉型之後，卻相形見絀，成為僵化落後的象徵。而中國經濟的長足發展，在過去被視為朝向 64. ‧. 資本主義發展的成果，現今卻被質疑是中央集權、壓迫監獄奴工的結果。因此，儘管美國政府在權衡整體利益之下，對中國政策作出重大修正，但是美國輿論界卻仍然瀰漫對中國不滿與不信任的氣氛，成為影響美國行政部門政策的重大壓力。而相對的，台灣在經濟發展之餘，所達成的民主改革成果，正符合美國的民主價值，與中國的整體形象成為強烈對比，贏得美國社會民意與輿論的支持，成為台灣爭取對美關係發展的重要助力。.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第二節 1995 年訪美行經過李登輝的「元首外交」在 1994 年開始密集出擊，繼 2 月利用春節假期訪問菲律賓、印尼與泰國等三個東南亞國家之後，李登輝在 5 月又安排了「跨洲之主要是美國不支持中國申辦 2000 年奧運會，以及美國情資顯示中國籍貨輪「銀河號」載運化學品前往伊朗，要求返航未果，而派遣軍艦、軍機在公海尾隨監視的事件。 61 Mann，前揭書，頁 428-430。 62 同上註，頁 445-456。 63 Suettinger, op. cit.,p.4。 64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2), pp.290-292。 60. 20.

(24) 旅」，為參加哥斯大黎加與南非新任總統的就職典禮，訪問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南非與史瓦濟蘭等四個友邦。這一次出訪所涵括的國家都是與台灣有邦交的國家，原本是一次不至於引起爭議的「鞏固邦交之旅」，但卻因為過境行程的安排，而意外成為 1995 年訪美行的先聲。 1994 年 5 月，台灣方面為安排李登輝的跨洲之旅，向美國提出專機過境的要求。在此之前，據傳李登輝也曾有過訪問中南美洲的計畫，但因過境美國的要求得不到正面回覆而取消，65所以這一次的行程安排，只要求過境夏威夷，而非美國本土。面對台北方面的請求，正忙於解決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同時也正爭取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支持制裁北韓的美國政府並未視為優先議題，66負責處理的國務院事務階層官員認為值此美中關係微妙時刻，不應以這麼敏感的問題挑動中國神經，堅決反對李登輝的專機在夏威夷降落。67但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貝霖將這個決定轉告台灣外交部長錢復，惹來錢復痛斥美國官員是「沒有骨頭的水母｣68之後，國務院轉而同意專機在夏威夷的軍用機場過境加油，只是李登輝. 政治大. 仍不准踏出機場過境休息室。在國務院的官員看來，這是「往前一步，並不是倒退一步，因為過去從沒有任何台灣總統踏足美國。｣69但是在台北看來，安排現任總統在簡陋的軍用機場過境，且附加嚴格的限制，顯然有損國家尊嚴。因此，李登輝在專機降落加油時. 立. ‧ 國. 學. ‧. 拒絕下機，在飛機上接見從華府飛來接待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表達對美方安排的不滿與抗議。70 國務院雖然自認秉持台美交往的原則，給予李登輝過境美國的合理安排，但他們卻未能精確掌握美國國內的政治脈動，以致引起國會山莊對李登輝過境夏威夷所受的冷落待遇十分不滿。他們在決定准許李登輝專機於檀香山降落之後，又被批評沒更進一步准許他在檀香山過夜停留。國家安全會議主管亞洲政策的陸士達（Stanley Roth）就說：「李登輝很聰明，以不下飛機改變了辯論的焦點。他把情況弄得他像是犯人，受到侮辱的樣子。｣71 無論是如美國行政官員與部份學者指稱的，夏威夷過境事件是李登輝精心策.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劃的外交攻勢的一部份，或者如台北方面所宣稱的只是一樁誤會與意外，都已經為美國的對台政策與美中台關係發展埋下劇變的遠因。張慧英，《超級外交官－李登輝和他的務實外交》（台北：時報文化，1996），頁 87-88。 Richard C. Bush, “Taiwan Policy Making since Tiananmen: Navigating through Shifting Waters”, Ramon H. Myers, Michel C. Oksenberg and David Sham Baugh eds., Making China Policy: Lessons from the Bush and Clinton Administration(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p.186 67 Nancy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01。 68 Mann，前揭書，頁 470。 69 同上註。 70 李登輝在接受日本作家上阪冬子專訪時說，他當時是故意不下飛機的，並對白樂崎說機內是我國的領土，我一步都未踏上你們國家。上阪冬子著，駱文森、楊明珠譯，《虎口的總統：李登輝與曾文惠》（台北：先覺，2001），頁 218。 71 Mann，前揭書，頁 472。 65 66. 21.

(25) 訪問美國是李登輝「元首外交」的一個重要目標，對於台灣的外交拓展與國際地位提升而言，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台灣朝野各界都透過各種管道積極促成。由於李登輝曾負笈美國，在康乃爾大學取得農業經濟博士，是康乃爾校史上第一位擔任國家元首的校友，因此回母校參加校友會活動就成為一個合情合理的訪美理由。自 1977 年即擔任康乃爾大學校長的羅茲（Frank Rhodes）與李登輝素有往來，1990 年還曾親赴台北頒授「國際傑出校友獎」給李登輝。預計在 1995 年退休的他，渴望能在卸下校長職務前實現邀請李登輝返校訪問的心願，積極奔走。 72羅茲在 1993 年即曾代李登輝向美國政府提出赴美返校接受榮譽學位的請求，但未獲同意。73經過 1994 年五月的夏威夷過境風波，美國輿論對於李登輝訪美問題的態度有了改變，邀請李登輝返校的行動再次浮上台面。台灣方面對於促成李登輝訪美的行動自然更為積極。柯林頓政府在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的態度逆轉，讓台灣瞭解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並非完全掌握在總統手中，只要有組織的發動攻勢，就可以讓總統改變立場74。因此，台北方面除了透. 政治大過正式的外交管道與美國國務院系統進行溝通交涉之外，也透過遊說與公關，從立爭取國會議員與營造社會輿論下手，充份利用美國國內政治運作，對行政部門施. ‧ 國. 學. 壓。75 在 1994 年 9 月從台灣駐比利時代表調任駐美代表的魯肇忠，自始即認為李. ‧. 登輝調派他到美國工作是為了推動訪美工作，76同時在履新前也接獲李登輝指示，與華府的公關公司加強聯繫，77因而將推動李登輝訪美列為最優先的工作目標。柯林頓政府自上任之初即已開始進行的對台政策檢討，在 1994 年 9 月才完成，並對外公佈，主要內容包括：台灣駐美機構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TECRO)78，台灣駐美人員可拜訪除白宮、國務院與國防部之外的美國政府機構，美國內閣層級官員可訪問台灣，台灣總統、副總統、行政院正副院長可在便利、安全與舒適的原則下過境美國停留，美國支持台灣加入不以主權國家為身份限制的國際組織。儘管美國行政.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部門認為已竭力顧及多方因素，但卻招致各方不滿。中國方面認為美國未信守與台灣維持非官方關係的承諾；台灣方面認為美國所作的改變幅度不如預期；而國會更認為這個檢討方案沒有實質內容，而強烈不滿。79 李登輝認為訪美行的終獲實現，康大校長羅茲功不可沒，他利用任職校長期間所累積的廣大人脈，成功爭取到眾多國會議員的支持與協助。李登輝訪談，2013 年 3 月 5 日。 73 Tucker, op. cit., p.206。 74 Mann，前揭書，頁 465。 75 台灣的「台灣綜合研究院」在 1994 年夏季與華府的公關公司「卡西迪」（Cassidy & Associates）簽訂四百五十萬美元、為期三年的合約，進行在美的遊說活動，其主要目的，據信就在爭取國會議員對李登輝訪美的支持。 76 魯肇忠口述，周邦貞執筆，《我們要走出去－魯肇忠回憶錄》（台北：玉山社 2007），頁 197-198。 77 同上註，頁 201-202。 78 台灣駐美機構原稱「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處」。 79 Bush, op. cit., pp.86-187。 72. 22.

(26) 李登輝在該年 10 月 6 日蒞臨「美國商業周刊亞洲高階主管研討會」致詞時就呼籲，「美國應合理正視中華民國對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所能扮演的角色，並給予我們公平的地位與待遇。」他認為，「美國刻意迴避我們蓬勃的民主制度與市場經濟，則顯然是對中共過度忍讓的結果…美國於上月初略為修正對我國的政策，固然將有助於今後兩國的進一步對話，但本人也要鄭重指出，如此微小的調整，是無法導正美國在亞太地區所應有的角色的。｣80 1994 年 11 月，共和黨在美國國會選舉獲得壓倒性的勝利，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首度成為參眾兩院的多數黨，更讓國會中支持台灣的力量如虎添翼。新任眾議院院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曾公開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而出掌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的吉爾曼（Ben Gilman）和擔任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的赫姆斯（Jesse Helms）也都是與台灣關係良好的國會議員。新國會所形成的民意壓力，對柯林頓政府的行政部門來說，是越來越難以抵擋的政治力，但國務院仍然對李登輝訪美抱持堅定的反對態度。 1994 年 9 月，助理國務卿羅德(Winston Lord)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表. 政治大示，美國政府現行的台灣政策「使政府強烈反對國會試圖為台灣領導人訪美採取立立法手段。｣ 1995 年 2 月，克里斯多福在國會作證時被問到政府是否允許李登 81. ‧ 國. 學. 輝訪問美國時，他說不可能，因為這「不符我們對台關係的非官方性質｣。82 然而，美國國會支持李登輝訪美的力量不斷增強，1995 年 2 月，羅德出席. ‧. 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作證時，出現了兩個堪稱史無前例的情況。第一，委員會全體委員出席，甚至還有委員會以外的議員出席；第二，每一位議員的發言內容都只有一個要旨：「為什麼必須發給李登輝簽證」，還有議員問道：「李 83 登輝是支持民主的人，是美國的朋友，讓他來會有什麼不良後果呢？｣隨著美國國會支持力道的增加，台灣推動李登輝訪美的計畫也愈益成熟。 1995 年 2 月，康乃爾大學校長羅茲致函李登輝，邀請參加 6 月的校友返校活動。 1995 年 3 月，參眾兩院同時提出兩項內容相同的「國會意向」決議案，指出台灣是美國的第六大貿易夥伴，台灣從美國的進口金額相當於中國大陸的兩倍，擁有全球第二的外匯存底，同時，「台灣是發展中的民主國家的典範」，而「支持外.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國的民主與人權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美國總統應該立即表明歡迎李登輝的私人訪問，參加康乃爾大學的校友活動。84赫姆斯參議員在寫給柯林頓的信中更表明對中國抗議的懷疑，他指出：「我難以想像，如果允許台灣總統訪問美國，我們與紅色中國的關係就會停止。｣85 1995 年 4 月初，羅茲校長赴台北，當面邀請李登輝返校演講。864 月 17 日，李登輝，「台灣在亞洲及世界之新角色與新形象」，行政院新聞局編，《奉獻與奮鬥》（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5），頁 192-193。 81 陶文釗，前揭書，頁 261。 82 Mann，前揭書，頁 476。 83 Bush, op. cit., p.187。 84 Suettinger, op. cit.,p.214。 85 陶文釗，前揭書，頁 262。 86 上阪冬子，前揭書，頁 232。 80. 23.

(27) 在紐約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與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華爾道夫飯店會晤，針對李登輝訪美問題，克里斯多福明確承諾，美國不會允許李登輝訪美，並說李登輝訪美不符美台間的非官方關係性質，美國最多只會考慮給李登輝延長過境簽證。87 但是國務院的堅不退讓，在國會看來，又是行政部門素來優先順序錯置的另一例證，88特別是柯林頓曾在白宮接待過被視為恐怖份子的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Yasir Arafat），1995 年初才又不顧英國的反對，邀請愛爾蘭共和軍的新芬黨黨魁亞當斯（Gerry Adams）訪問美國，如今卻因為顧忌中共的抗議，而不准李登輝到美國進行私人訪問，是完全說不通的。羅德事後就曾說：「台灣在國會贏得極大的支持…這事件的本質，加上國會視台灣為良好典範的認知，就足以讓國會傾力支持，我認為卡西迪在國會所發揮的影響力微不足道。｣89 1995 年 5 月 2 日，眾議院以 360 票對 0 票通過決議案，要求政府允許李登輝到康乃爾大學進行私人訪問；一週之後，5 月 9 日，在行政部門強力運作之下，參議院仍以 97 票對 1 票通過支持李登輝訪美的決議案，唯一投票反對的路易斯. 政治大安納州參議員強斯頓（Bennett Johnston）被質疑是因為卸任後打算到中國作生立意，甚至遭致媒體強烈批評。 90. ‧ 國. 學. 儘管參眾兩院的這兩個決議案並不具拘束力，但是其所反映的民意與輿論卻不容行政部門小覷。再加上全美各地的重要媒體紛紛發表社論支持李登輝訪美. ‧. 91，更讓柯林頓政府承受極大的壓力。陸士達即說：「當國會參眾兩院合起來只. n. al. er. io. sit. y. Nat. 有一位議員反對，加上整個新聞界、全國各地方領袖，一致表態支持，壓力大極了。｣92 在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之下，柯林頓的立場其實是很清楚的。柯林頓在阿肯色州州長任內，曾經四度訪問台灣，在李登輝訪華的問題上，他是從美國的價值觀，而不是從美中關係的角度來看待的。93柯林頓認為，不讓李登輝訪美唯一講得出來的理由是中國堅決反對，但是前一年才對中國讓步，讓人權與最惠國待遇脫勾的柯林頓並無意再對中國退讓。他在白宮的會議中說：「中方要求我們尊重他們，他們也必須尊重我們啊！我們應該對他們的傳統、歷史與方式敏感，他們. Ch. engchi. i Un. v. 也必須對我們的傳統、歷史與方式敏感才行。我們對李登輝到訪的價值觀，已反映在國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的表決結果上。｣94此外，從務實面而言，柯林頓也擔心不理會國會的決議案，將引來國會反彈，制定具有拘束力的法案，使行政部錢其琛，《外交十記》（香港：三聯書店，2004），頁 271。 Tucker，op. cit., p.207。 89 Ibid.。 90 路易斯安納州最具影響力的大報《The Advocate》即以「強斯頓參議員在台灣案投錯票」為標題提出嚴詞批評。 91 美國重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芝加哥論壇報、波士頓環球報、休士頓紀事報等都發表社論支持李登輝訪美，詳見行政院新聞局，《重返綺色佳：一個歷史性的旅程》（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5）。 92 Mann，前揭書，頁 477。 93 陶文釗，前揭書，頁 262-263。 94 Mann，前揭書，頁 479。 87 88. 24.

(28) 門陷於困境。理論上，總統當然可以對國會通過的法案行使否決權，但是柯林頓極度不願他的第一次否決權用在支持中共的立場上。95 強烈感受到總統支持發放李登輝訪美簽證的美國外交決策核心成員──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與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 在 5 月 17 日的例行早餐會上達成共識，決定建議柯林頓總統批准李登輝簽證。裴利與中共解放軍淵源甚深，素來與中國關係良好，此時也支持簽證發放，可見行政部門已承受無法扭轉的壓力。96 5 月 19 日，美國助理國務卿羅德約晤台灣駐美代表魯肇忠，告知美國已核准李登輝的訪美簽證，但要求李登輝的訪美行程嚴格限制為私人性質，飛赴康乃爾大學所在的綺色佳（Ithaca）途中可在洛杉磯過夜，但不得舉行記者會或其他政治活動，美國政府也不會有任何人與李登輝會面。97因為綺色佳機場太小，大型飛機無法降落，台北方面原本希望專機可以從洛杉磯飛抵紐約，但美方以紐約有聯合國等重要機構為由拒絕，僅同意降落雪城（Syracuse）98。 5 月 22 日，美國簽發李登輝的訪美簽證，99國務院並正式宣佈，柯林頓總統. 政治大已決定批准李登輝赴美作「私人訪問」。國務院聲明中說：「李登輝此行的目的很立明確，即作為康乃爾大學尊貴的校友參加校友會。」他「將以嚴格的私人身份訪. ‧ 國. 學. 美，不從事任何官方活動。」聲明並指出：「允許李登輝私人訪問的決定並不反映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在基本性質方面發生了變化，我們將繼續維持與台灣非官方. ‧. 的經濟與文化關係。｣100 李登輝訪美行程在短短幾天之內敲定，在 6 月 7 日上午搭乘華航專機出發，美西時間 6 月 7 日上午抵達洛杉磯。6 月 8 日上午離開洛杉磯，下午抵達雪城機場，轉乘禮車赴位在紐約州綺色佳的康乃爾大學。6 月 9 日在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Ann W. Olin Lecture）發表演講。6 月 10 晚間搭乘專機離開雪城，6 月 11 日凌晨抵達安克拉治。6 月 11 日下午離開安克拉治，6 月 12 日下午返抵台北。因為美方的嚴格限制，也因為行前準備時間極短，訪團的規模極為精簡，除李登輝夫婦外，正式團員只有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夫婦、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丁懋時夫婦、新聞局長胡志強與外交部次長陳錫蕃。而訪問行程也儘量單純化，除.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在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的演講之外，並沒有其他公開的大型活動。然而，儘管美方嚴格要求李登輝訪問的場合不得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在機場不能有揮舞旗幟歡迎的場面，101但是美國畢竟是一個民主國家，任何民眾自發性的行為都必須加以尊重，因此李登輝訪問美國期間，無論在機場、飯店或康大校園，都有僑民手執國旗歡迎。而美國政府言明不會有政府官員與李登輝見面的禁. 95. Suettinger, op. cit., p.215。 Tucker, op. cit., p.211。 97 Mann,前揭書，頁 481。 98 魯肇忠，前揭書，頁 251-252。 99 同上註，頁 252。 100 陶文釗，前揭書，頁 263-264。 101 同上註，頁 263。 96.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