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認同

一、環境認同的起源

（一）自我認同 (Identity)

「環境認同 (environmental identity) 」的概念始於心理學中的「自我認同 (identity) 」理論。「自我認同 (identity) 」是人們對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的認 定，也是「定義何謂『我』的特徵、角色、社會關係與成員身分 (Oyserman et al., 2012) 」，不僅包含過去的經驗，也包含現在與未來的狀態，例如個人在當下所認定 的自我、期許自己成為怎樣的人。

根據Li、Kim、Lee 與 Griffin (2016) 對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的整理，自我認同 可歸納為三個層次：1. 與社會結構、社會分類有關，如國籍、收入多寡等，解釋不 同社會分類的族群，擁有不同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的原因；2. 與個人特徵有關，如性 別、年齡等，強調個人特質如何影響著其行為；3. 對特定議題的衡量準則，例如動 保人士、環保人士等，說明不同的衡量準則，將會影響個人對某特定議題的觀點和 支持。就如同一件事物能以多種角度剖析，自我認同也包含了許多層面，隨著關注 的情境和社群不同，個人擁有不同層面的自我認同，例如既為人妻也為人母 (Clayton & Opotow, 2003a; Stet & Biga, 2003; Li et al.,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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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他者互動，個人逐漸建構起自我認同的概念，定義出我是誰、與他人的關 係為何 (Wenger, 1998; 引自 Stapleton, 2015)。同時，自我認同也影響著個人選擇時 的依據 (decision-making)，使我們偏好某種作法或解釋。因此，一個人的態度、價 值觀與行為，皆會受到自我認同的影響 (Clayton & Opotow, 2003a; Stet & Biga, 2003;

Oyserman et al., 2012) 。

自我認同的改變，在具體上的表現除了「改變個人如何看待自己」之外，「在情 感 (emotion) 上有重要意義」也重大的影響力 (Clayton, 2003, p.46) 。在生活中，

「情感 (emotion) 」是讓經驗產生意義的元素，也是成人學習中的重要角色 (Dirkx, 2001) 。情感整合了我們對自我的概念，對我們對所經驗的世界給予意義和解釋，

也能引發行為的改變（Lupton, 1998；引述自 Dirkx, 2001）。研究指出，與自然的接 觸與互動能左右人們對自然的情感 (Hinds & Sparks, 2008) ，而有情感的觸發，才能 產生有意義的自然經驗 (McIntosh & Wright, 2017) 。Hinds 與 Sparks (2008) 調查了 199 位大學生後發現，在成長過程中與自然頻繁互動的學生，會更願意接觸自然環 境、參與親環境行為，其中的一項重要原因便是因為他們對自然有更多正向的情 感。

除了與自然互動能帶來情感反應並改變行為，在一般學校教育中，情感的連結與 反應也會帶動學生們的行為改變。Blatt (2013) 經過訪談後發現，在課堂中的情感反 應，是促使小學生們改變對自然的看法與親環境行為的其中一項因素。在社會上，

動物園也扮演了非正規教育的角色，與動物接觸會引起人們的情感反應，對動物的 態度亦是源於從動物身上感受到的情感 (Myers, Saunders, & Birjulin, 2004; Ballantyne et al., 2011) 。透過動物園的動物，人們瞭解了與動物有關的保育訊息，在這過程中 除了能為人們帶來反思，也建立了人們對動物與自然的情感連結，使人們提升環境 意識、促進公民參與 (Clayton et al., 2009; Clayton et al., 2014) 和親環境行為 (Grajal et al.,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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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環境相關的自我認同概念

在「環境認同」概念出現以前，Thomashow (1996) 曾以自然生態環境為探討主 體，提出「生態認同 (ecological identity) 」，描述人們如何理解自身與自然萬物之間 的關係 (Thomashow, 1996; Clayton & Opotow, 2003a) ；而 Zavestoski (2003) 則藉助 深層生態學中自然與自我融為一體的概念，認為「生態認同」是「屬於自我的一部 分，使個人預期自然環境對自己行為的反應 (Zavestoski, 2003) 」，透過思考個人行 為對自然的影響，使個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生態認同」將討論 主軸集中在自然環境上，討論個人認為自己與自然環境間的關係。

相較於生態認同重視個人與自然間的連結，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則以社會 影響為核心，提出了「社會環境認同 (social environmental identity)」，意旨個人「在 參考團體、環境行動、政府、市場與生活型態選擇方面的自我定義 (Kempton &

Holland, 2003) 」。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強調在建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社會 認同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性。有鑑於多數人即使知道環境問題的存在，也不願意付出 實際行動，Kempton 與 Holland 著手研究持續參與環境行動者，長期參與環境行動的 動機。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認為，自我認同是「個人在特定情境下被歸類為 的何種人」，進而歸納出「社會環境認同」發展的三個面向：「認同顯著（salience，

開始意識環境問題）」、「認同環境行動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world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提升實務知識與行動資源 (increasing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other resources for action) 」，並且發現「社會環境認同」愈高者，愈會將自己定位為一位 與積極的環保人士，因而維持長期的環境行動 (Kempton & Holland, 2003) 。

「社會環境認同」與「生態認同」最大的差異之處在於討論主軸，「生態認同」

重視的是人看待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而「社會環境認同」則是強調社會的 力量，重視人們自認為的「他人眼中的自己」。「社會環境認同」是一種相對於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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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定位，使人們在觸及環境議題時認為自己屬於何種類型的人，因而選擇與該 類型相符的價值觀與環境行為 (Stepleton, 2015) 。

二、環境認同的內涵

在過去的環境教育研究中，大多缺乏與自我認同直接相關的研究，或是以自我認 同的角度，探討如何促進學習者關心環境議題甚至付出行動 (Payne, 2001) 。時至今 日，雖已有不少學者開始重視環境認同之於親環境行為的重要性，對於「環境認 同」的操作型定義與理論架構，卻仍有許多不同的觀點 (Clayton & Opotow, 2003a;

Stapleton, 2015) 。以下將以討論的主軸為分類依據，介紹不同學者對於「環境認 同」的詮釋。

（一）偏重社會意義的詮釋

「環境認同」的概念最早由Weigert 於 1997 年提出（Clayton & Opotow, 2003a；

林兵、劉立波，2014），他以心理學中「自我認同」與「自我概念」的角度，探討人 與自然的相互關係。根據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林兵與劉立波 (2014) 的分 析，Weigert 認為「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互動，是透過社會互動與經驗而達成的社會理 解 (understanding) 」。

延續Weigert 的「環境認同」概念，Stet 與 Biga (2003) 也重視社會文化對自我認 同的影響力，將自我認同的概念與環境社會學融合，用以解釋親環境行為的動機。

Stet 與 Biga (2003) 認為「環境認同」 (environment identity) 是人們「在與環境相關 時，構成自我的意義 (meanings) (Ste & Biga, 2003)」，並提出「環境認同模型 (environment identity model) 」。如圖 2.1，該模型除了包含已知可能產生親環境行為 的環境態度外，也將性別認同與政治傾向納入影響親環境行為的因子中。根據Stet 與Biga (2003) 的研究，比起環境態度，環境認同更能引起親環境行為的動機。兩人 也依環境認同的程度，區分出環境友善型與環境不友善型；一旦環境認同確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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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隨之發展相對應的態度與行為模式。因此環認同程度愈高者，愈是環境友善 型，也愈能引發親環境行為。

（二）自然、社會意義兼顧的詮釋

在Kempton 與 Holland (2003) 的「社會環境認同」和 Weigert（1997；引自 Clyton, 2003）、Stet 與 Biga (2003) 對於「環境認同」的詮釋中，將社會文化的影響 闡述得十分清楚；然而從Thomashow (1996) 的「生態認同」和許多研究仍能發現，

在某些情況下，與自然直接互動的經驗，仍在形塑個人的行為與價值觀時，有著大 於社會文化的影響力 (Clayton & Opotow, 2003a) 。

儘管我們如何看待自然的觀點會受所在社會與文化影響，其影響力依然是有限 的，不可能涵蓋並解釋所有狀況 (Chawla, 1999; 引自 Clayton, 2003) 。隨著情境與 個人特質改變，社會文化對「環境認同」的影響程度也會不同。在討論「環境認 圖2-1 Stet 與 Biga 的環境認同模型 (Stet & Biga ,2003)。

翻譯自” Bringing identity theory in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by J.Stets, & C.Biga, 2003, Sociological Theory, 21(4), p.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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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如何形成時，若只注重社會文化的影響，似乎有失偏頗 (Clayton, 2003;

Williams, & Chawla, 2016) 。因此，Clayton (2003) 認為「環境認同」是人們

「基於歷史、情緒依附 (emotional attachment) 或相似感 (similarity)，而對非 人的自然環境產生的連結感，影響著我們對世界的感知與應對方式；同時也 是一種信念，相信環境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構成我們是誰的重要依 據。」

在這個定義中，自然環境不單只是無生命的組成如岩石、海岸、土壤等，也包含 了構成自然界的植物和動物 (Clayton & Opotow, 2003a) 。Clayton (2003) 認為每個 人自認在自然中的定位、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透過與社會文化、自然環境的互動 建構而成，環境認同會受與社會、自然的互動經驗影響，兩者應是共同存在的影響 因子。儘管環境認同探討的是個人與自然的關係，環境認同卻會受到與自然互動的 經驗和社會文化的共同影響，兩者是互依互補的存在。Clayton 與 Opotow (2003a)更

圖2-2 自然經驗與社會文化之於環境認同的關係

資料來源：Clayton, S. D., & Opotow, S. (2003a). Introduction: Identit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In S. Clayton & S. Opotow (Ed.),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nature (pp. 1-24).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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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指出，當我們要討論自然經驗對環境認同的影響時，當下的社會文化和脈絡 就是必須考量的背景因素；反之，若要探討的是社會文化對環境認同的影響，個人 的自然經驗就是必須討論的背景因素。這樣的互補關係能藉由圖2-2 更清楚地了 解。

當我們要看清楚圖2-2 的樹（自然經驗）時， 樹幹旁的兩張側臉（社會文化與 脈絡）便成了背景；而將目光焦點放在樹幹旁的兩張側臉（社會文化與脈絡）時，

樹（自然經驗）便成了背景。但是，無論我們是用哪種方法、側重哪個重點，只要 掌握了焦點與背景的關係，都能觀賞這幅圖畫。舉例而言，原先對自然的看法或許 根植於社會文化，但卻可能在實際與自然接觸後有所改變；而原先對自然的情感與 關聯感，也可能隨著社會的環保意識抬頭而更加深刻。自然與社會的互動在建立

「環境認同」的過程中，如同一個動態的整體，彼此互相依存、互相影響，因此在 探討與自然環境互動對個人的意義時，社會文化就是背景因素；當注重焦點在社會 文化的影響時，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經驗就成為背景。

不同於Weigert (1997；引自 Clyton, 2003) 、Stet 與 Biga (2003) 的描述，Clayton 對「環境認同」的詮釋清楚點出了自然與社會的影響，同時她對「環境認同」的描 述也經過不少研究使用 (Clayton et al., 2011; Olivos & Aragonés, 2011; Dresner et al., 2015; Greenet al., 2016; Ilevbare, Idemudia, & Atiola, 2018) 。在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對自然的界定中，「動物」屬於自然的一部分，故拜訪黑猩猩、與黑猩猩互 動是為一種與自然互動的經驗。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Clayton (2003) 的詮釋作為

不同於Weigert (1997；引自 Clyton, 2003) 、Stet 與 Biga (2003) 的描述，Clayton 對「環境認同」的詮釋清楚點出了自然與社會的影響，同時她對「環境認同」的描 述也經過不少研究使用 (Clayton et al., 2011; Olivos & Aragonés, 2011; Dresner et al., 2015; Greenet al., 2016; Ilevbare, Idemudia, & Atiola, 2018) 。在 Clayton 與 Opotow (2003a) 對自然的界定中，「動物」屬於自然的一部分，故拜訪黑猩猩、與黑猩猩互 動是為一種與自然互動的經驗。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Clayton (2003) 的詮釋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