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述

漢恩於一八八六年生於一個柏林的猶太家庭，他們家族自祖父輩開始累積 下了一定的財富。因此漢恩的父親也在英國 Wannsee 湖畔建立了一間避暑屋，

而當時英國傳統的鄉間房子該有的草坪、花園、果園等一概不少，漢恩從小在 這種林園、湖泊上玩耍成長，因此塑造了他從小喜愛戶外生活，為後來成立外 展學校埋下種子。

除了童年的經驗外，大多人認為有兩段重要的經驗，影響了漢恩後續發起 塞勒姆(Salem)等一系列體驗教育學校。其一是他在一戰之前在牛津大學求學生 活中，在英國獲取的閱歷；其二是戰爭，以及他在戰爭期間接觸到的，德國政府 的公眾人物。

漢恩在一九一Ｏ年到牛津攻讀哲學及古代史，他經常引用一句古希臘諺語：

長成你自己(Grow into what you are)。這也是他在塞勒姆學校的辦學核心精神。

後來當他逃到英國後，成立高登斯敦(Gordonstoun)學校，將這個思想完善為：在 你之內，遠大於你所以為(you have more in you than you think.)(Flavin, 1996)。他 在1902 年到阿勃斯隆(Abbotsholme)學校參觀後，感到滿心的興奮：

我彷彿在一個理想的國度度過了一天，這個小社區彷彿就是我心目中 理想世界樣貌的縮影。市民如此健康，各個年齡的人多麼適應自己的 工作，他們將這個小世界安排得如此的好，他們為一場足球競賽是多 麼勇猛，在賽前的準備又是多麼的敏銳。他們彷彿集戰士、藝術家、

勞動者、手藝人、政府公務員、教師、裁判與商人於一身。對我來說 最突出的就是他們彼此的情誼，工作上前輩總是大方協助後輩。我覺 得在這個小鎮宛如加入一個大家庭(Flavin, 1996, p. 6-7)。

這段經歷令漢恩大為感動，因此他後來寫信給朋友：

我放棄成為藝術史學家，我要做一名校長(schoolmaster)，不是一位普 魯士皇家教師．而是像利茨(那樣的教育家與教師(Flavin, 1996,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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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在英國求學時，也對當地的寄宿學校印象深刻，他形容那些寄宿學校的 優秀畢業生：

對成就自信，對成功謙遜，對挫敗感恩，合理的憤怒，即便在自尊心 受損的苦澀之下依然維持清楚的判斷力，並隨時準備好服務(Flavin, 1996, p. 7)。

這也讓漢恩希望自己未來的學校，也可以為所在地的社區服務。

戰爭開始後，漢恩回到德國，加入了德國國際辦公處的國際新聞中心 (Foreign Press Centre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他的工作是為國際處分析英 國的出版物，他的工作表現令他逐漸被上層重視。一九一七年，他針對當時的

「無限制潛艇」戰術，也就是無差別擊沉任何前往，或是經過英國的船艦這個 戰術提出反對，因為這樣是必會將美國帶入戰局，導致德國戰敗。這個過程最 令他意外的，並不是自己遭受到反對，相反的，他發現很多當權者認同他的想 法，但是這些人完全不敢公開表達支持他的意見。這也因此成為漢恩後來在他 的教育理念當中很重要的一環：讓人們願意為自己的信念站出來 (Flavin, 1996;

Brereton, 1970)。

信念的價值並不蘊含在它如何清楚得被表述，而是它如何堅定得被捍 衛 (Flavin, 1996, p. 8)。

後來他被調去當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 1865-1937)的助手，曾致力於促 成和平協議，然而沒有效果。一九一八年，漢恩被調到巴登親王(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 1867-1929)身邊當秘書。在這期間，他反思了自己看到在柏林的學校 教育，與他所理解的傳統思想相互對照。漢恩受到非常多古希臘柏拉圖思想，

以及英國公立學校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個人而言，教育 對於個人自我認識，進而強化公民責任感後對於公眾福利的提升。他認為自己 的構想可以應用在德國的寄宿學校，對於戰後的德國青年會是很好的民主教育。

後來巴登親王失勢，他和漢恩認為，國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們的後輩，比 他們自己這些前輩更看重公民責任的價值。因此他們成立了塞勒姆學校，漢恩 希望透過其中的教育，讓學習者準備好為國家，位同胞服務，或者說，這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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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應該從學校就開始(Ewald, 1970)。在獲得巴登親王支持的條件下，塞勒姆 學校在一九二Ｏ年成立(Flavin, 1996; Brereton, 1970) 。

然而漢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掌權後，不 到一個月就被拘捕。當時希特勒頒布法令，強迫所有在公立學校教學的猶太人

「退休」。而漢恩被逮捕部不只是因為他是個猶太人，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希特 勒發了一封電報，表揚五位被判死刑的特種兵，這五個人將一位年輕的共產黨 員在它的母親面前拖下床，並殘忍的踩死。

漢恩得知之後，針對這個行為，對塞勒姆學校全員發布了宣告：

（這個事件）令我們軍士的榮譽，基督宗教的文明傳統，和我們的好 名聲危在旦夕，塞勒姆學校不能再維持中立，我要求所有塞勒姆學校 的學生及教職員，必須做出選擇：斷絕與希特勒的關係，或者斷絕漢 塞勒姆學校的關係(McLachlan, 1970 , p3; Flavin, 1996, p. 1)。

Ramsay MacDonald 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將漢恩從德國救出(McLachlan, 1970)。

漢恩於是來到了英國，在一九三四年創立高登斯敦學校，有趣的是，當初他以 英國寄宿學校為藍本，在德國創立了學校，而如今他在英國，要以塞勒姆學校 為藍本在英國建立學校(Flavin, 1996)。

為了成立這所學校，他放棄了自己曾經富裕的生活。在戰爭期間，年輕有活 力的老師大多從軍，剩餘人力連維持日常運作都捉襟見肘，任何期望天降一個 熱情有為的領袖來帶領大家、指引方向的想法都是枉然；也沒有足夠的資金可 以拿來激勵教學者。再者，當時他作為一位被祖國驅逐，身在英國的德國人，在 當地還承受著一次大戰後，英國人民對德國的餘怒，在加上隨著二戰逼近，在 馬里的學校甚至剛開始就遇上了財務困難，甚至被當地的自衛隊拒絕保護。但 漢恩直到戰爭結束的一九四五年，都堅決不將學校疏散到威爾斯中心區域 (Brereton, 1970; Hogan, 1970)。

我了解我們持續存在的必要性，不僅只在於重組國家的教育系統，更 是為了幾個世紀以來，為全歐洲所信賴的歐洲傳統，這股力量同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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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著高登斯敦與塞勒姆學校……董事先生，只要我們仍然相信，我們不 僅有權利，也有義務存活並壯大，我們就應該排除萬難。套用Geoffrey Winthrop-Young 的話：我們不只是一所學校，是一場運動(Brereton, 1970, p. 50)。

在自己身為德國人，且兩國即將交戰的條件下，要在英國重新成立學校，漢 恩認為，他們不只必須要和國家、宗教維持友好，更必須和不同的階級之間維 持友好。一九三八年，漢恩入了英國籍，一九四五年加入英國當地的教會。在這 段期間，他也成功實現了自己在塞勒姆學校時來不及達成的，讓學校與社區合 為一體的目標。漢恩在一九五Ｏ年回憶，塞勒姆學校在「手工藝」和「習慣養 成」上做得比較好，然而「冒險」以及「服務」等活動卻是在英國才真正興盛起 來(Brereton, 1970; Knoll, 2011)。

高登斯敦學校位於軍事敏感區，那裡同時也是一個漁村，幾乎每天早上，那 裏的漁民都會駕小船出海，漢恩因此在其中看到救援服務的潛在機會，因此在 一九三五年在學校成立了救生守望站，後來也促成一九五六年山地救援學校在 德國成立。

對於漢恩而言，二戰是一個令他糾結的事件，因為交戰的英國與德國，兩邊 都有他的學生。因此除了在英國推行教育，當他一有機會重返德國，也多次回 去，呼籲重新教育德國青年。在戰後，他發現德國青年受到納粹所給予的高強 度冒險刺激，在戰後即須找到新的出口，於是他開始思考，有什麼方式可以讓 這些無畏的精神，貢獻在有價值的地方。後來他的方式，就是訓練這些人成為 海岸戒護隊(Coast-guard)，這是他從戰前就在高登斯敦學校開始推動的(Brereton, 1970)。

一九四一年夏天，在好友Lawrence Holt 的請託以及資助下，漢恩成立了阿 布德威(Aberdovey)海洋學校，是為了訓練出能夠應對戰爭情況的海員。這間學 校已經是外展學校的前身，而且漢恩認為他在其中除了駕船技術之外，所訓練 的體能、救援、翻山越海遠征的能力，不應該隨著戰爭結束而結束，因此他持續 積極的在各地推廣。後來的發展，真的如他所說，外展後來確實不只是一間學 校，而真的成為了一種運動，被推廣至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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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漢恩就算沒有實際參與經營，也實際上影響了愛丁堡公爵獎(The Duke of Edinburgh’s Award)、大西洋書院(United World College of the Atlantic)的成立。

這兩個地方分別以獎助金和大學前預備教育的方式，延續漢恩冒險、服務以及 引領青年的理想(Carpenter, 1970; Corbett,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