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唐諷刺賦題材
第二節 生物形象與善惡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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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因欲望所牽，而陷溺於酒、色、貪、權之中，雖不像刀劍毒藥戕害形體，但對 於精神、理智的傷害卻更甚於刀槍。
第二節 生物形象與善惡隱喻
《論語‧陽貨》云「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 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34在此孔子要求學生多讀《詩 經》，他認為《詩》除了可以激發人的情志，也能從中體會待人處世之道，更能 多方瞭解自然界中各種草木鳥獸。在《詩經》中，信手拈來便有荇菜、桃、雎鳩、
螽斯、鼠、鹿、麟等生物，這些大自然出現的各種題材被詩人用來以抒情表意，
同時也被後代經學家借來進一步表達儒家道統思想。
至於《楚辭》亦出現相當多的鳥獸草木，這些動、植物都被賦予象徵意義。
《文心雕龍‧明詩》中就曾說「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35屈原〈離騷〉
36中表達的美刺精神，影響了後代曹植、柳宗元，他們透過動、植物的形象特徵 借以發揮，以騷體來寄託個人不遇之感，這樣的藝術表現，更成為晚唐諷刺詠物 賦的一項特色。
一、譏刺朝臣分裂的鳥獸賦
對於不同類型的小人，自有不一樣的批判方式。《詩經》常以比喻手法來諷 刺世間不公，例如〈碩鼠〉透過碩鼠諷刺壓榨百姓的官員，表達出世人對官吏貪 汙的諷刺及批判；37而在〈相鼠〉一詩裡，也同樣藉鼠來比喻世間沒有禮儀的無 恥之徒。38《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著「《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
3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論語集注》卷 9〈陽貨〉第 17，
頁178。
35 （南朝梁）劉勰著、（現代）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明詩〉
第6，頁 83。
36 （漢）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卷 1〈離騷〉，頁 21-69。
37 〈碩鼠序〉云「〈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 大鼠也。」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審定、盧宣旬校，《毛 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93 年），卷 5-3〈魏風‧碩鼠〉，頁 211-212。
38 〈相鼠〉指出「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倘若人連基本的禮節都沒有，
就是枉稱為人了。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審定、盧宣旬 校，《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93 年），卷 3-2〈鄘風‧相鼠〉，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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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亂，若〈離騷〉者，可為兼之矣。」39除了《詩經》的美刺精神，〈離騷〉
也能看出屈原對時局的強烈指斥。王逸〈離騷經章句序〉即言道：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
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 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
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40
屈原將作品中的動、植物賦予人性化，各種生物都依其特性而被賦予善惡，在他 筆下的「美人香草」隱喻，亦成為了後代文人抒發己志的寄託。《楚辭》之後，
惡禽臭物在文學中就成為邪惡奸小的代稱；發展到唐代，此手法又被柳宗元大量 運用，柳賦「十騷」中的〈罵尸蟲文〉、〈憎王孫文〉、〈宥蝮蛇文〉等篇，多借動 物以作為諷諭對象，啟發了唐末的「諷刺小賦」41的發展，賦作在書寫上藉由敘 事、詠物以寓託諷刺之意的比重更加提高。42
就動物類型而言，不同的背景、心境，也會左右作家筆下選擇的動物類別。
相較於盛世時多藉由體型龐大的祥瑞之獸來宣揚國威，或是透過鵬鳥、雕來加以 自喻，進而抒發情感；衰世時作家則多透過蜉蝣、蝨、蚤這些渺小的動物來陳述 自身的無可奈何，藉由謾罵渺小不起眼的蟲獸來諷刺奸佞小人。因此，關於以禽 鳥蟲獸作題材的諷刺賦，在動物的形態上歷來多取明伏暗動的形象特徵作為取 材，以表達亂世之時小人道長的卑劣行徑，例如多透過鼠、蠅、蝙蝠等，來作為 諷刺對象。霍松林〈論唐人小賦〉就指出，這些賦作「將所詠之物描繪為正面形 象、但非為自喻，而是聯繫其他有關事物用以抨擊黑暗現象。」43這類的作品即 屬於以動物作為題材進行書寫，並帶有強烈社會意義的晚唐諷刺小賦。
晚唐諷刺賦中的「鳥獸」題材，主要上承漢魏時期以鼠、蝙蝠、猿猴等動物
39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年），
卷84〈屈原賈生列傳〉，頁 983。
40 （漢）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年），卷 1〈離騷經章句序〉，頁 21。
41 馬積高指出唐代「諷刺小賦之多超過前此任何一代，成為唐賦的一個突出特點。柳宗元、李 商隱、孫樵、陸龜蒙等人的諷刺賦可為其代表。」見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頁 253。簡宗梧又進而提出「諷刺小賦多，與唐賦作品多有直接的關聯；反應社會生 活深刻廣泛，則與唐代士子出身以及唐代政治環境有密切之關係。」見簡宗梧，〈試論唐賦之發 展及其特色〉，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文津 出版社，1993 年），頁 121。
42 郭維森、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476。
43 霍松林，〈論唐人小賦〉，《文學遺產》第 1 期（1997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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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世之意，而伴隨時代環境與社會風氣的不同，文章中所蘊載的諷刺情緒也往往 受作家運筆當下的意識所影響。然而發展到晚唐，作家卻多將諷刺題材集中於昆 蟲一類，詠鳥獸的題材反而減少許多，統計晚唐諷刺賦詠「鳥獸」類的賦作，僅 有司空圖〈共命鳥賦〉一篇。此賦除了以詠鳥進行書寫，在創作手法的取材運用 上，亦受到當時佛教思想所影響，透過佛典故事來擴充題材；然就寫作立意而言，
作者又藉此賦以諷刺晚唐牛李黨爭致使朝政被迫受宦官、藩鎮亂權而終究衰頹的 局面，藉由佛典中的「共命鳥」48一身二頭的外觀來塑造牛、李兩黨的形象，以 開展整篇賦作的鋪陳。在《雜寶藏經》中記載：
昔雪山中有鳥，名為共命，一身二頭。一頭常食美果，欲使身得安穩。一 頭便生嫉妒之心，而作是言：彼常云何食好美果，我不曾得；即取毒果食 之，使二頭俱死。49
文中言道雪山中的共命鳥一方因不樂見另一方過安適的生活而心生嫉妒，於是自 食毒果而導致兩敗俱傷的局面，所謂的「共命鳥」其實就是兩頭一身之鳥，在佛 教典籍之中，實是屬於彌陀的化身。司空圖在賦的序言中以「西方之鳥，有名共 命者，連腹異者，而愛憎同一。伺其寐，得毒卉，乃餌之。既而藥作，果皆斃。」
50實則受佛經因果循環觀念影響，透過共命鳥的特殊外觀來諷刺當朝小人，而非 只是單純用於詠物。雖然此賦主要描寫的共命鳥出自於佛經勸世故事，然而賦中 也藉由梟鴟、鳳凰來分別暗示小人與賢者，依循著自《楚辭》以來，善鳥、惡禽 被作家藉以表達不滿、針砭世局的傳統。
二、批判小人道長的鱗蟲賦
自漢魏六朝以來，諷刺詠物之作在題材的表現上，多以小蟲、鼠輩來表達作 者的譏刺之意。馬積高在《賦史》中就曾指出，這類託物寄意的作品發展到了唐
48 「共命鳥」因其梵音「耆婆耆婆」，於是又名「耆婆鳥」，又《勝天王般若經》稱「生生鳥」、
《涅槃經》名「命命鳥」，而在《雜寶藏經》、《阿彌陀經》中，則以「共命鳥」稱之，為一身兩 頭之鳥。見高觀廬編，《實用佛學辭典》（臺北：佛教出版社，2001 年），頁 1192。
49 常任俠選注、郭淑芬點校，《佛經文學故事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119。
50 （清）董誥等奉敕編、（清）陸心源補輯拾遺，《重編影印全唐文及拾遺附索引》（臺北：大化 書局，1987 年），卷 807，頁 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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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李商隱〈蝨賦〉、〈蝎賦〉與陸龜蒙〈後蝨賦〉等篇，皆繼承韓柳之風格，
針對人有時而窮的情境，以維妙維肖的方式，透過戲謔性的口吻，闡釋他們在歷 經貶謫之後，卻依舊以悲天憫人的心境，藉和「蝨」、「蝎」打交道的方式，抒發 一己之情，亦藉此犧牲自己進而表達個人對於時代環境的諷刺及悲憤。62
此外，羅隱〈秋蟲賦〉、陸龜蒙〈蠶賦〉在書寫上異於過往以描述蠶、蜘蛛 的功勞為主，63反而轉為描寫昆蟲之惡，藉翻案手法來進行書寫。羅隱〈秋蟲賦〉
由蜘蛛結網及其獲得的獵物進行寫作，透過「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
兼網而逝」64指出蜘蛛網只能夠捕捉到形體渺小的動物，但倘若是形體龐大的動 物反而會衝破羅網，批判晚唐法律制度不公、刑不上大夫的黑暗政治。陸龜蒙〈蠶 賦〉首先指出荀卿、楊泉二人的〈蠶賦〉都將蠶視為有功於世的動物，然而作者 在此卻極力彰顯《詩經》的美刺精神，由反面角度來對此題材進行書寫，認為有 功於世的蠶反而因其所生產的珍貴絲織品而引起達官貴人的喜好，嚴重干擾百姓 生活，藉以諷刺官員橫徵暴斂又貪婪，只會擾亂民生，卻無實質建設，造成人民 生活的不安。
晚唐以昆蟲作為寫作題材的皆為篇幅短小的諷刺小賦，與盛唐時期篇幅冗長 以雄渾氣勢為要的大賦截然不同；在體型上，也多是渺小不受重視的昆蟲，作者 在情緒上以罵為主，帶有激烈的罵世風格；同時，由此發展看來，可歸納出李商 隱、羅隱、陸龜蒙等人的詠物諷刺之作實受漢魏六朝大量興起的鳥類、惡蟲、鼠 輩題材所影響，65這些作品多透過小蟲、鼠輩來暗指奸邪之人，藉以表達作者的 譏刺之意，也在嬉笑怒罵中深具憤世嫉俗的悲憤，表現出作者面對不安時局，仍 能透過冷嘲熱諷的筆法來批評時政、譏刺社會。
三、表彰個人情志的花果賦
花果草木歷來多作為文學家在作品中吟詠的素材，也因受到《楚辭》影響多
62 梁淑媛，《賦的敘述成素研究──自漢迄唐為範圍》﹙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
62 梁淑媛，《賦的敘述成素研究──自漢迄唐為範圍》﹙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