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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語轉為英語(18.1%)兩種,占總語料 63.4%,。以閩南語轉碼有 87 筆分為:

閩南語轉為國語(26.2%)、閩南語轉日語(3.9%),與閩南語轉為客語(0.7%),占總 語料30.8%。最後一種語種變換為英語轉換為國語,僅占總語料 5.7%。從上述 語種變換類型來看,國語所占比例幾乎多出閩南語一倍,可能是因為文本描述的 年代台灣施行國語運動,國語(在此指 Mandarin) 在語言政策中被訂定為國家語 言、學校教學語言與大眾傳播媒體用語其使用廣泛,大部分的人不管其母語為 何,或多或少都有國語的能力。因此,以國語為轉出語種以及由其他語種轉入國 語頻率之高自是預料中之事。

再者,自閩南語轉出的轉碼,雖不如自國語轉出的轉碼多,但也多達語料中 的三成。再加上台灣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以閩南語為母語的閩南人,因此,轉入 閩南語的轉碼高達45.4%就不足為奇了。

另外,若對照小說人物表(見表 5,第 38-39 頁)的社會背景來看,除了董斯 文、錢議員、惲醫生和張律師為高教育程度者,其他人物均極可能為低教育程度,

只能做社會地位很低劣的工作,在這種狀況下,可預期他們並未能有充足的機會 從學校或社會中習得國語,自然也就很仰賴他們的母語,以利溝通所需。

至於國語轉入英語的比例有18.1%之多,可能是因為當時正值 1965 年間,

台灣社會由於美援產生的基本崇洋心態,或英語專業術語在閩南語或國語中無對 應字詞之故。

又以閩南語轉碼的類型較國語多元,共有三種,顯示台灣以閩南語為基礎語 言的人士,在日常用語中對語言的使用較多樣。其原因可能是在台灣的社會結構 中,除外省人外,其他族群在當時均被視為社會與政治的弱勢族群,被迫或多或 少得學習一些強勢語言。因此,文本中的人物從閩南語轉入國、英、日語的可能 性就不低了。

最後,以英語轉碼的類型只有英語轉國語,共有16 筆,占總語料 10.9%。

在文本對白中,多數是因為單一詞彙(如 OK)或專有名詞(如 GI、deodorant 和 BAN

(Inter-sentential switching)、句內語碼轉換(Intra-sentential switching)與附加語碼轉 換(Tag switching)。表 7 所列為文本中句間、句內與附加語碼轉換的比例,以及 這三類語碼轉換與不同語種變換的分配律。

換 (Situational code-switching )、隱喻型語碼轉換(Metaphorical code-switching)與 對話型語碼轉換(Conversational code-switching)。表 8 呈現文本中此三類在總語料 的比例,以及這三類語碼轉換現象與不同語種變換間的分配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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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較好,所以較易達成溝通目標。

4.4 本章小結

1. 本研究得出《玫瑰》文本的語碼轉換共 282 筆,其中由國語轉碼分為國語轉 為閩南語與國語轉為英語兩種占63.4%,而由閩南語轉碼分為閩南語轉為國 語、閩南語轉為日語與閩南語轉為客語三種占30.8%,英語轉碼為國語僅占 5.7%。

2. 在句內語碼轉換、句間語碼轉換及附加語碼轉換中,以句間語碼轉換占 80.0%

比例最高。

3. 隱喻型的語碼轉換高達 80.1%;而情境型和對話型的語碼轉換總共僅占 19.9%

,其中情境型語碼轉換占12.1%,對話型語碼轉換占 7.8%。在情境型轉碼中,

國語轉閩南語占3.2%,國語轉英語占 5.7%,閩南語轉國語占 2.5%。隱喻型語 碼轉換中,以國語轉閩南語占41.8%及閩南語轉國語占 23.0%比例最高。

4. 文本人物基於委婉的作用,常以轉碼為英語來避免尷尬或過於直接所造成的 人際關係上的衝擊,如「service」暗示「性交易」。相對地,人們以轉碼為閩 南語來強調情緒上不愉快的強度,如「幹伊娘」的強度比「他媽的」或「damn」

來得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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